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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后”是一个特别的群体，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所有重大变化。从胶片到数码，也是喜爱摄影的“50后”经历的重要事件。
想一想，以前出门儿总要带上一两套照相器材，机身、镜头、测光表、滤色镜、闪光灯，总之一个大摄影包外加三脚架。如今挎着照相机背着摄影包的人越发少见了，手机几乎取代了一切，我平时出门也只带个手机，不是特殊情况也不会拎着个摄影包到处跑了。时代变迁改变着人们的习惯。
回想起来，我喜好摄影是1974年前后的事。之前，1966年接触过一次照相机，那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北京，带我去香山游览，他有一架徕卡相机，现在回忆应该是徕卡II系，他要我帮他拍照，教我使用相机。胶卷冲出来后，他看着底片告诉我，我把他拍得顶天立地了，并给我讲了一些拍照原则，那时起，我对构图似乎有了初步概念。
最开始玩摄影是借相机，海鸥501、上海201和202、海鸥203、佐尔基2型、EAX 0型等都借过。1976年我参加工作，那时文娱项目屈指可数，业余时间玩摄影也就成为我的首选。由于工资低（第一年月薪只有33元），又想假装拥有一架自己的相机，于是鬼使神差地在颐和园国庆游园会上买了一架钻石牌玩具相机。后来发现，靠超焦距设计的玩具相机像质实在太差。于是第二年用积攒的钱在海淀文化用品商店花136元买了一架海鸥4C，正式步入摄影发烧行列。
1980年代，日本进口相机开始充斥市场，最初是理光、雅西卡，然后佳能、尼康和其他品牌，我个人也是先理光后佳能地更换过两次摄影器材。1988年我到《人口研究》编辑部工作并兼职图片编辑，单位给配备了尼康相机和一整套都斯特（Durst）暗房设备。在和同行的交流中不断接触各种各样的照相器材，于是开始对器材发生浓厚兴趣，尤其是照相机。我开始为了收藏而购买自己喜爱的照相机，新的买不起就买旧的，北京几家信托店也就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入手了佐尔基、玛米亚、尼康马特等二手相机。一次在地安门信托店遇见老一代相机收藏家陈宗泰先生，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相机收藏，后来又结识了相机发烧友龚永春先生，那时起我便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很快我了解到天津的程建国、赵俊毅；东北的白海琦、张德忠；上海的赵振新、祖忠人等均已开始大量收藏各类相机或开始研究相机文化。
至此，摄影和相机收藏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我逐渐感觉到，相机文化其实是摄影的一部分，没有相机，摄影无从谈起；而相机本身的工艺发展和技术发展亦是相机文化的另一部分。相机这一实物档案留给我们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在摄影技术手段和摄影方式上的记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什么法、日、中等相机生产国都有相机博物馆的原因所在。
我是由研究切入相机收藏领域的，一开始是对手里少量的几台相机进行技术回顾和评价，并将心得发表在摄影报刊上，后来逐渐以研究相机发展和组织相机收藏家开展各种活动为主。1991年我加入中国第一个收藏协会—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1993年擔任该会副秘书长，将小众的相机收藏与大收藏接轨，在《中华收藏大词典》的编纂过程中把相机题目列入其中，使相机收藏在国内收藏领域占有一席地位。1993年和1994年我和赵俊毅等还依托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在智化寺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二手相机交流活动，第三届交由北京摄影器材城主办，持续至今的春秋两季二手相机交流会依旧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摄影发烧友和相机收藏家。
尽管最近几年，数码技术的发展确实影响了纸媒在传统摄影方法和相机收藏方面的报道比重，传统纸媒上有关相机收藏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少。这一现象最初是数码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种种变革，这其中包括器材的变革和摄影方式与手段的变革，久而久之胶片相机的相关内容随着胶片使用人群的骤减被逐渐边缘化。胶片使用人群已成为一个特殊的小众群体。从收藏层面来说，相机收藏目前主要还局限于古董相机和经典相机两类，也就是说，收藏家看中的相机藏品主要集中在使用化学感光材料的照相设备上，数码产品目前尚未进入收藏领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数码产品没有进入收藏者视野，那些早期数码产品有些已经被收藏家们开始关注，而数码相机之前的静态电子相机（模拟信号产品）已经成为收藏家寻觅的目标。但从长远来看，数码产品的快速换代和材料上的劣势，肯定会影响它的收藏价值，投资或保值性收藏在数码相机上将不复存在。数码相机收藏未来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目前，新媒体包括微信群，在相机收藏方面的内容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比重，以此维系着一个发烧群体的信息需求。
传统胶片机时代，由于一些胶卷型号在市场上长期存在，一些早期使用胶片的相机产品在停产N年后依旧有使用价值，这就导致一些摄影发烧级的相机迷们开始收集这些产品，甚至利用这些产品的不同性能进行拍摄，最终成为相机收藏家。所以，最初的相机收藏家基本是从摄影发烧友或摄影家中脱颖而出。国内相机收藏形成气候是在1990年代初，但萌芽期却很长久，基本伴随信托商店渐进。1992年我和张德忠等人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支持下在当时协会的所在地北京红星胡同61号组织召开了国内第一次相机收藏与鉴赏研讨会，之后筹建并成立了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相机钟表专业委员会，以后的日子里我在《中国摄影报》和《人民摄影》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与相机收藏相关的文章，对当时国内的相机收藏文化起到一定推波助澜作用。直到1996年，相机收藏在国内基本处于高潮期，这从嘉德拍卖公司的相机专场拍卖可以得到佐证。但1996年之后，国内相机收藏开始步入低潮。国际上相机收藏主要是二战后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而渐现，1970年代以后法、日、美、英等发达国家出现相机收藏人群，1980年代开始成为收藏门类。在上述国家还伴有古旧相机的交易市场，这种市场后又影响到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中国。上个世纪，不断更新的英文版“相机价格指南”（又称“蓝皮书”（Blue Book））亦成为相机收藏界的工具书。电子商务的出现更是让二手相机交易如虎添翼，eBay也开辟了国际化相机网拍专栏，由于中国网民中的摄影发烧友和相机发烧友的收购介入，以及原有相机收藏家转向网拍收集，加之中国全民收藏背景下的巨大市场潜能，最近几个月来表现出二手相机价格不跌反涨态势，加上运费和关税，eBay网拍优势已越来越小，和国内二手市场相比，个别品种甚至出现价格负数。不过，国内二手器材的实体店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业已成熟，加上利用网络的互通有无，二手器材的立体收售渠道已经形成。因此，全球来看，相机收藏虽然属于小众收藏，但作为新兴收藏门类还将持续发展。而技术怀旧思潮在全球的复苏，也影响着市场对胶片和传统器材的需求，“玩儿的是过程”也成为部分摄影发烧友的共识。
有人问我是否统计过具体发表过多少文章？我说没有统计，现在也不太好统计了。从1990年代初至今一直在发表文章，有些是在收藏类刊物或综合类刊物上发表的，但多数发表在摄影刊物上。上世纪，我在《中国摄影报》开设“收藏柜”栏目时，每周會发一篇短文介绍经典相机。北京收藏家协会十周年时，我主编了一本《十年辉煌》的纪念册，由燕山出版社出版，对收藏协会十年记述和各类藏品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和编辑，相机收藏也在其中。网络的发展在我后期的研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资料是通过主题词查找获得。其实，当年还没有新浪、腾讯的瀛海威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就有过自己的网页，借用万方数据的主机，后因技术问题放弃。
相机是摄影者的工具，因此能够引起摄影者的高度重视和偏爱。事实上，中国摄影界喜欢相机收藏的人大有人在，比如蔡元先生就是古董镜头和相机的收藏大家；丁春林是国产相机的收藏研究家，著有相关书籍；朱庆辰先生在他世贸天阶的办公室放了一架子的相机藏品。总的来说，中国摄影界对相机收藏和国外大致相仿，部分摄影家兼顾相机收藏。这几年又出现一些反向实例，就是一些不满足数码相机矩阵像素排列的摄影大家们开始使用藏品级的大画幅相机进行创作，有些甚至走传统技术路线如湿版摄影、针孔摄影等，成绩斐然。老镜头在微单相机上的使用更是如火如荼自成一派。我个人则每年保持一定数量的胶卷消费，主要是用于老旧相机性能的再测量。
我个人的相机藏品其实并不多，但也举办过个人藏品展。由于是工薪阶层，所以比较喜欢美国产品，一来便宜，二来美国人的奇思妙想总能体现在相机产品上，像欧米茄（Omega）、柯达金牌（Kodak-Medalist）、康乐思（Clarus），等等。当然，我也很喜欢有其他国家的产品，无论德国的还是日本的或其他国家的，但价格一定不是很贵，而且能够正常使用。最重要的一点，我在实物研究中得到过很多朋友的帮助包括相机收藏家，比如胡浩、王安禾、李晓璘、王士元、路万江、赵旭东等人，他们也是我相机文化研究的重要支持者。
我曾经给《中国摄影》杂志写过一些稿子，但上世纪我是这本杂志的读者。在国内我算较早涉入数码影像的人，1990年代市场上刚有平板扫描仪不久我就卖掉10架相机还贴了一些钱买了一台现在看来十分原始的使用ISA适配卡的扫描仪，接驳486电脑学习数码影像的处理，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龙熹祖（原《中国摄影》编辑）办的摄影本科班上讲授数字影像技术，在数码相机普及前期开始接触和使用一些市场常见的数码相机和照片级打印输出设备。2002年我在《中国摄影》11期上发表了惠普7550照片级打印机的测用报告，后来编辑部又陆续约我写了一些与数码技术相关的稿子，10年后的2012年还回归本原地写了一篇反光型相机的演变发表在《中国摄影》6期上。一直以来同《中国摄影》合作十分愉快。
前些时候去中国摄影家协会缴纳会费，顺便去《中国摄影报》看了看，老人只看到商伟和付党生，编辑部已经是年轻人的天下。我拿了一些新的报纸回去翻阅了一下，内容很丰富，器材方面的稿子也完全是基于数码技术，时代感很强，以至于我瞬间产生一丝失落感。好在摄影圈还是有人在玩传统，而且越来越艺术化、高端化。在怀旧思潮复苏的今天，传统依旧可以带给年轻一代新鲜感和逆潮流超时空的玩法。因此我在想，影像媒体对传统的关注可以从历史层面和文化层面继续完善。年轻的读者对相机发展历史的了解也能加深对摄影的理解，相辅相成、有益无害。
想一想，以前出门儿总要带上一两套照相器材，机身、镜头、测光表、滤色镜、闪光灯，总之一个大摄影包外加三脚架。如今挎着照相机背着摄影包的人越发少见了，手机几乎取代了一切，我平时出门也只带个手机，不是特殊情况也不会拎着个摄影包到处跑了。时代变迁改变着人们的习惯。
回想起来，我喜好摄影是1974年前后的事。之前，1966年接触过一次照相机，那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北京，带我去香山游览，他有一架徕卡相机，现在回忆应该是徕卡II系，他要我帮他拍照，教我使用相机。胶卷冲出来后，他看着底片告诉我，我把他拍得顶天立地了，并给我讲了一些拍照原则，那时起，我对构图似乎有了初步概念。
最开始玩摄影是借相机，海鸥501、上海201和202、海鸥203、佐尔基2型、EAX 0型等都借过。1976年我参加工作，那时文娱项目屈指可数，业余时间玩摄影也就成为我的首选。由于工资低（第一年月薪只有33元），又想假装拥有一架自己的相机，于是鬼使神差地在颐和园国庆游园会上买了一架钻石牌玩具相机。后来发现，靠超焦距设计的玩具相机像质实在太差。于是第二年用积攒的钱在海淀文化用品商店花136元买了一架海鸥4C，正式步入摄影发烧行列。
1980年代，日本进口相机开始充斥市场，最初是理光、雅西卡，然后佳能、尼康和其他品牌，我个人也是先理光后佳能地更换过两次摄影器材。1988年我到《人口研究》编辑部工作并兼职图片编辑，单位给配备了尼康相机和一整套都斯特（Durst）暗房设备。在和同行的交流中不断接触各种各样的照相器材，于是开始对器材发生浓厚兴趣，尤其是照相机。我开始为了收藏而购买自己喜爱的照相机，新的买不起就买旧的，北京几家信托店也就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入手了佐尔基、玛米亚、尼康马特等二手相机。一次在地安门信托店遇见老一代相机收藏家陈宗泰先生，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相机收藏，后来又结识了相机发烧友龚永春先生，那时起我便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很快我了解到天津的程建国、赵俊毅；东北的白海琦、张德忠；上海的赵振新、祖忠人等均已开始大量收藏各类相机或开始研究相机文化。
至此，摄影和相机收藏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我逐渐感觉到，相机文化其实是摄影的一部分，没有相机，摄影无从谈起；而相机本身的工艺发展和技术发展亦是相机文化的另一部分。相机这一实物档案留给我们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在摄影技术手段和摄影方式上的记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为什么法、日、中等相机生产国都有相机博物馆的原因所在。
我是由研究切入相机收藏领域的，一开始是对手里少量的几台相机进行技术回顾和评价，并将心得发表在摄影报刊上，后来逐渐以研究相机发展和组织相机收藏家开展各种活动为主。1991年我加入中国第一个收藏协会—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1993年擔任该会副秘书长，将小众的相机收藏与大收藏接轨，在《中华收藏大词典》的编纂过程中把相机题目列入其中，使相机收藏在国内收藏领域占有一席地位。1993年和1994年我和赵俊毅等还依托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在智化寺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二手相机交流活动，第三届交由北京摄影器材城主办，持续至今的春秋两季二手相机交流会依旧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摄影发烧友和相机收藏家。
尽管最近几年，数码技术的发展确实影响了纸媒在传统摄影方法和相机收藏方面的报道比重，传统纸媒上有关相机收藏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少。这一现象最初是数码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种种变革，这其中包括器材的变革和摄影方式与手段的变革，久而久之胶片相机的相关内容随着胶片使用人群的骤减被逐渐边缘化。胶片使用人群已成为一个特殊的小众群体。从收藏层面来说，相机收藏目前主要还局限于古董相机和经典相机两类，也就是说，收藏家看中的相机藏品主要集中在使用化学感光材料的照相设备上，数码产品目前尚未进入收藏领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数码产品没有进入收藏者视野，那些早期数码产品有些已经被收藏家们开始关注，而数码相机之前的静态电子相机（模拟信号产品）已经成为收藏家寻觅的目标。但从长远来看，数码产品的快速换代和材料上的劣势，肯定会影响它的收藏价值，投资或保值性收藏在数码相机上将不复存在。数码相机收藏未来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目前，新媒体包括微信群，在相机收藏方面的内容仍然保持着相当的比重，以此维系着一个发烧群体的信息需求。
传统胶片机时代，由于一些胶卷型号在市场上长期存在，一些早期使用胶片的相机产品在停产N年后依旧有使用价值，这就导致一些摄影发烧级的相机迷们开始收集这些产品，甚至利用这些产品的不同性能进行拍摄，最终成为相机收藏家。所以，最初的相机收藏家基本是从摄影发烧友或摄影家中脱颖而出。国内相机收藏形成气候是在1990年代初，但萌芽期却很长久，基本伴随信托商店渐进。1992年我和张德忠等人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支持下在当时协会的所在地北京红星胡同61号组织召开了国内第一次相机收藏与鉴赏研讨会，之后筹建并成立了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相机钟表专业委员会，以后的日子里我在《中国摄影报》和《人民摄影》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与相机收藏相关的文章，对当时国内的相机收藏文化起到一定推波助澜作用。直到1996年，相机收藏在国内基本处于高潮期，这从嘉德拍卖公司的相机专场拍卖可以得到佐证。但1996年之后，国内相机收藏开始步入低潮。国际上相机收藏主要是二战后随着全球经济发展而渐现，1970年代以后法、日、美、英等发达国家出现相机收藏人群，1980年代开始成为收藏门类。在上述国家还伴有古旧相机的交易市场，这种市场后又影响到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中国。上个世纪，不断更新的英文版“相机价格指南”（又称“蓝皮书”（Blue Book））亦成为相机收藏界的工具书。电子商务的出现更是让二手相机交易如虎添翼，eBay也开辟了国际化相机网拍专栏，由于中国网民中的摄影发烧友和相机发烧友的收购介入，以及原有相机收藏家转向网拍收集，加之中国全民收藏背景下的巨大市场潜能，最近几个月来表现出二手相机价格不跌反涨态势，加上运费和关税，eBay网拍优势已越来越小，和国内二手市场相比，个别品种甚至出现价格负数。不过，国内二手器材的实体店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业已成熟，加上利用网络的互通有无，二手器材的立体收售渠道已经形成。因此，全球来看，相机收藏虽然属于小众收藏，但作为新兴收藏门类还将持续发展。而技术怀旧思潮在全球的复苏，也影响着市场对胶片和传统器材的需求，“玩儿的是过程”也成为部分摄影发烧友的共识。
有人问我是否统计过具体发表过多少文章？我说没有统计，现在也不太好统计了。从1990年代初至今一直在发表文章，有些是在收藏类刊物或综合类刊物上发表的，但多数发表在摄影刊物上。上世纪，我在《中国摄影报》开设“收藏柜”栏目时，每周會发一篇短文介绍经典相机。北京收藏家协会十周年时，我主编了一本《十年辉煌》的纪念册，由燕山出版社出版，对收藏协会十年记述和各类藏品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和编辑，相机收藏也在其中。网络的发展在我后期的研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资料是通过主题词查找获得。其实，当年还没有新浪、腾讯的瀛海威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就有过自己的网页，借用万方数据的主机，后因技术问题放弃。
相机是摄影者的工具，因此能够引起摄影者的高度重视和偏爱。事实上，中国摄影界喜欢相机收藏的人大有人在，比如蔡元先生就是古董镜头和相机的收藏大家；丁春林是国产相机的收藏研究家，著有相关书籍；朱庆辰先生在他世贸天阶的办公室放了一架子的相机藏品。总的来说，中国摄影界对相机收藏和国外大致相仿，部分摄影家兼顾相机收藏。这几年又出现一些反向实例，就是一些不满足数码相机矩阵像素排列的摄影大家们开始使用藏品级的大画幅相机进行创作，有些甚至走传统技术路线如湿版摄影、针孔摄影等，成绩斐然。老镜头在微单相机上的使用更是如火如荼自成一派。我个人则每年保持一定数量的胶卷消费，主要是用于老旧相机性能的再测量。
我个人的相机藏品其实并不多，但也举办过个人藏品展。由于是工薪阶层，所以比较喜欢美国产品，一来便宜，二来美国人的奇思妙想总能体现在相机产品上，像欧米茄（Omega）、柯达金牌（Kodak-Medalist）、康乐思（Clarus），等等。当然，我也很喜欢有其他国家的产品，无论德国的还是日本的或其他国家的，但价格一定不是很贵，而且能够正常使用。最重要的一点，我在实物研究中得到过很多朋友的帮助包括相机收藏家，比如胡浩、王安禾、李晓璘、王士元、路万江、赵旭东等人，他们也是我相机文化研究的重要支持者。
我曾经给《中国摄影》杂志写过一些稿子，但上世纪我是这本杂志的读者。在国内我算较早涉入数码影像的人，1990年代市场上刚有平板扫描仪不久我就卖掉10架相机还贴了一些钱买了一台现在看来十分原始的使用ISA适配卡的扫描仪，接驳486电脑学习数码影像的处理，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龙熹祖（原《中国摄影》编辑）办的摄影本科班上讲授数字影像技术，在数码相机普及前期开始接触和使用一些市场常见的数码相机和照片级打印输出设备。2002年我在《中国摄影》11期上发表了惠普7550照片级打印机的测用报告，后来编辑部又陆续约我写了一些与数码技术相关的稿子，10年后的2012年还回归本原地写了一篇反光型相机的演变发表在《中国摄影》6期上。一直以来同《中国摄影》合作十分愉快。
前些时候去中国摄影家协会缴纳会费，顺便去《中国摄影报》看了看，老人只看到商伟和付党生，编辑部已经是年轻人的天下。我拿了一些新的报纸回去翻阅了一下，内容很丰富，器材方面的稿子也完全是基于数码技术，时代感很强，以至于我瞬间产生一丝失落感。好在摄影圈还是有人在玩传统，而且越来越艺术化、高端化。在怀旧思潮复苏的今天，传统依旧可以带给年轻一代新鲜感和逆潮流超时空的玩法。因此我在想，影像媒体对传统的关注可以从历史层面和文化层面继续完善。年轻的读者对相机发展历史的了解也能加深对摄影的理解，相辅相成、有益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