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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不是排华”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印尼两国之间曾有一段时期并不友好。你的家族从中国来，同时，印尼是你出生和生活的地方，当这些不友好出现的时候，对你个人的情感有影响么？
李文正：昨天的会议上（注：4月22日于清华大学举行的《李文正自传》研讨会），来自荷兰的皮尔教授对印尼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我看到有一个文件中提到“排华”二字。我的看法，其实并不是“排华”。在一个国家里，多数民族排挤另外一个民族，被排挤的少数民族一定没法生存的。假如中国人排挤美国人，美国人在中国能否生存？他能待下去么？不可能的。
你想想看，我做过国立印尼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在中国）相当于北京大学书记。这个职位委任给我做，是不是“排华”？派一个日本人做北京大学的书记，可能么？是不是？
问题是什么？政治真空时，动乱就来了，动乱来了，没钱的人一定出来抢东西。抢谁的？一定是抢有钱的。在印尼，有钱的很多是华人，其他印尼有钱人也被抢的，其实就是这样一回事。印尼这个民族，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和气的民族，最能够容纳外人，是这样一个民族。
《中国慈善家》：你对中国的感情呢？
李文正：我父亲出生在莆田，祖母说“出去是为了回来”。那个时候（上世纪90年代初）陈光毅（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他们说要在莆田搞一个工业区。工业方面，北面比不过福州，南面比不过厦门，但莆田有一个最好的地方—湄洲湾，它是一个很好的港湾，应该发展港湾经济，变成石化中心、钢铁中心、重工业中心，这是福州、厦门没法比的。我搞了一个发电厂，投资22亿美元，这是我跟贾庆林、陈光毅一起做的，是我对家乡的回馈。
我还在莆田建立了莆田学院。在母校东南大学，我捐了两栋大厦。在清华大学，我捐了图书馆。你说我这么做尽了一点心意没有？这是我对父母亲生长的地方做一个回馈。这几十年来，我跟所有中国国家领导人交流的时候，我提出我（对发展）的看法，我认为这也是我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开赌馆、香烟厂，NO！”
《中国慈善家》：你从泛印银行离开时，对一个问题思考了很久，就是做一个成功的银行家还是好的银行家。这二者有何不同？
李文正：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成功没有一定的标准。譬如说，赚了多少钱，这是一个标准，企业规模有多大，这也是一个标准。但是社会义务你一年尽了多少，替国家交了多少税，一年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对环境做了什么贡献，对教育做了什么贡献，对员工培训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成功的标准。赚了多少钱，说这是成功，也可以，但整体看起来，也不算完全成功了。我认为这都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不只是一个企业家的事。譬如国家领导人，不只是把政党培养好就行了，还要培养下一代，还要复兴民族，这是更大的任务。
《中国慈善家》：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二者冲突的时候，你是怎样选择的？
李文正：举个例子，一个客户过来贷款，譬如说今天利率六分，他给十分，他能提供担保，所以我就给他。本来一般是六分，你敢付给我十分，我替公司多赚到四分利啊，我不管你钱拿到哪里用，你去走私、开赌馆、搞工厂破坏环境，我不在乎，只要你还我钱、有担保，我能赚钱就好，这就是所谓的成功的银行家。
但好的银行家不是这样的，我是永远替客户想，如何减轻客户的负担，我会问清楚你要干什么，开赌馆、香烟厂，NO！你危害公众，你做的工业破坏环境，NO！我不借给你，这是好的银行家。
“把自己放在最前沿的位置”
《中国慈善家》：你六十岁时将家族企业逐步放手给下一代，放权之后对企业发展有不同的主张时怎么处理？
李文正：只要我永远站在超前的位置上，我不怕我的孙子不跟我走。你不超前，落后了，跟年青一代共事，就有代沟了。如果我们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前沿的位置，跟年轻人会志同道合，没有代沟的问题。
《中国慈善家》：中国人讲“一朝天子一朝臣”，下一代接手企业后，人事调整方面还需要你帮助么？
李文正：我判断下一代是否成功以什么为标准？我的看法是，你能否安排、组织一个你自己的团队。假如没有办法组织自己的团队，永远靠着我的团队，那他就不成功，因为你不懂把握这个人，利用这个人，你永远用我的人，你如何去支配他？这就会出问题，底下人会挑拨离间，讲东讲西。你请的人，我也在看，觉得不对，那就不能请，觉得好，你可以请，所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做父母的人，望子成龙，希望孩子比自己有本事，不会有什么私心。
《中国慈善家》：你说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第五个阶段，也就是“成为子孙模范的老人时代”。你已经取得了商业成功，家族兴旺有百人之多，你所谓的“模范”还包括哪些标准？
李文正：模范的定义有好多方面，除了行为道德种种，也有我们对事业发展的判断。比如我告诉他们，现在是数码经济时代，如何应用数码，了解数码，发展数码，让他们更明确，哦，原来是数码经济了。网上卖服装当然是一种，我发行电子钞票也是，你专长卖服装，我专长发行电子钞票，专长什么做什么。所以我告诉下一代，你要抓住时代的变化，然后思考如何适应。
另外一方面，譬如我到北京来，捐建图书馆给清华大学，就是告诉孩子们，你不单单要赚钱，还要回馈社会。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印尼两国之间曾有一段时期并不友好。你的家族从中国来，同时，印尼是你出生和生活的地方，当这些不友好出现的时候，对你个人的情感有影响么？
李文正：昨天的会议上（注：4月22日于清华大学举行的《李文正自传》研讨会），来自荷兰的皮尔教授对印尼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我看到有一个文件中提到“排华”二字。我的看法，其实并不是“排华”。在一个国家里，多数民族排挤另外一个民族，被排挤的少数民族一定没法生存的。假如中国人排挤美国人，美国人在中国能否生存？他能待下去么？不可能的。
你想想看，我做过国立印尼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在中国）相当于北京大学书记。这个职位委任给我做，是不是“排华”？派一个日本人做北京大学的书记，可能么？是不是？
问题是什么？政治真空时，动乱就来了，动乱来了，没钱的人一定出来抢东西。抢谁的？一定是抢有钱的。在印尼，有钱的很多是华人，其他印尼有钱人也被抢的，其实就是这样一回事。印尼这个民族，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和气的民族，最能够容纳外人，是这样一个民族。
《中国慈善家》：你对中国的感情呢？
李文正：我父亲出生在莆田，祖母说“出去是为了回来”。那个时候（上世纪90年代初）陈光毅（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他们说要在莆田搞一个工业区。工业方面，北面比不过福州，南面比不过厦门，但莆田有一个最好的地方—湄洲湾，它是一个很好的港湾，应该发展港湾经济，变成石化中心、钢铁中心、重工业中心，这是福州、厦门没法比的。我搞了一个发电厂，投资22亿美元，这是我跟贾庆林、陈光毅一起做的，是我对家乡的回馈。
我还在莆田建立了莆田学院。在母校东南大学，我捐了两栋大厦。在清华大学，我捐了图书馆。你说我这么做尽了一点心意没有？这是我对父母亲生长的地方做一个回馈。这几十年来，我跟所有中国国家领导人交流的时候，我提出我（对发展）的看法，我认为这也是我对中华民族的贡献，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开赌馆、香烟厂，NO！”
《中国慈善家》：你从泛印银行离开时，对一个问题思考了很久，就是做一个成功的银行家还是好的银行家。这二者有何不同？
李文正：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成功没有一定的标准。譬如说，赚了多少钱，这是一个标准，企业规模有多大，这也是一个标准。但是社会义务你一年尽了多少，替国家交了多少税，一年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对环境做了什么贡献，对教育做了什么贡献，对员工培训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成功的标准。赚了多少钱，说这是成功，也可以，但整体看起来，也不算完全成功了。我认为这都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不只是一个企业家的事。譬如国家领导人，不只是把政党培养好就行了，还要培养下一代，还要复兴民族，这是更大的任务。
《中国慈善家》：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二者冲突的时候，你是怎样选择的？
李文正：举个例子，一个客户过来贷款，譬如说今天利率六分，他给十分，他能提供担保，所以我就给他。本来一般是六分，你敢付给我十分，我替公司多赚到四分利啊，我不管你钱拿到哪里用，你去走私、开赌馆、搞工厂破坏环境，我不在乎，只要你还我钱、有担保，我能赚钱就好，这就是所谓的成功的银行家。
但好的银行家不是这样的，我是永远替客户想，如何减轻客户的负担，我会问清楚你要干什么，开赌馆、香烟厂，NO！你危害公众，你做的工业破坏环境，NO！我不借给你，这是好的银行家。
“把自己放在最前沿的位置”
《中国慈善家》：你六十岁时将家族企业逐步放手给下一代，放权之后对企业发展有不同的主张时怎么处理？
李文正：只要我永远站在超前的位置上，我不怕我的孙子不跟我走。你不超前，落后了，跟年青一代共事，就有代沟了。如果我们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前沿的位置，跟年轻人会志同道合，没有代沟的问题。
《中国慈善家》：中国人讲“一朝天子一朝臣”，下一代接手企业后，人事调整方面还需要你帮助么？
李文正：我判断下一代是否成功以什么为标准？我的看法是，你能否安排、组织一个你自己的团队。假如没有办法组织自己的团队，永远靠着我的团队，那他就不成功，因为你不懂把握这个人，利用这个人，你永远用我的人，你如何去支配他？这就会出问题，底下人会挑拨离间，讲东讲西。你请的人，我也在看，觉得不对，那就不能请，觉得好，你可以请，所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做父母的人，望子成龙，希望孩子比自己有本事，不会有什么私心。
《中国慈善家》：你说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第五个阶段，也就是“成为子孙模范的老人时代”。你已经取得了商业成功，家族兴旺有百人之多，你所谓的“模范”还包括哪些标准？
李文正：模范的定义有好多方面，除了行为道德种种，也有我们对事业发展的判断。比如我告诉他们，现在是数码经济时代，如何应用数码，了解数码，发展数码，让他们更明确，哦，原来是数码经济了。网上卖服装当然是一种，我发行电子钞票也是，你专长卖服装，我专长发行电子钞票，专长什么做什么。所以我告诉下一代，你要抓住时代的变化，然后思考如何适应。
另外一方面，譬如我到北京来，捐建图书馆给清华大学，就是告诉孩子们，你不单单要赚钱，还要回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