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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人”贪腐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而且易发、频发、多发。不少案例都反映出落马的领导干部不是把“身边人”拉下水，就是被“身边人”拖下水，往往形成串案、窝案，造成恶劣影响。
从历史上看，由于官本位思想长期延续，血缘关系的泛化又衍生出如“裙带关系”“面子观念”等贪腐亚文化。从现实看，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各种思潮被引到官场文化中，如等价性、逐利性等观念，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在经济现代化中政府官员若缺乏独立性和自制力，则会以自身在制度中的角色来满足外部需求而谋利，这样，腐败就不可避免。”权力观念错位、领导享有特权的思想淡化了公仆意识。一些官员认为当官理所应当为“身边人”谋福利；“身边人”亦存有此种思想，使得“托关系”“走后门”的“人情文化”现象屡见不鲜。而“身边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方式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间接性，容易形成小群体利益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
一旦公共权力异化，便会使得公权演变成为私权。表现为一些领导干部被亲情所困，或主动利用职权为家人谋求特殊利益，或纵容家人利用其职权谋取不义之财。此种权力寻租的结果不仅危害自己，也祸及家人，所谓“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家风不正、家教不严，往往容易导致家族式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发生。近年来查处的贪腐案件中，很多领导干部之所以守不住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往往就是受其家人的影响。“一家不齐，难以治大家”，领导干部家风败坏，不仅会为自己及全家招致祸端，也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从主观原因看，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及优良作风，理想信念淡薄，无视党规党纪，甚至排斥信仰、嘲讽崇高。表现为以工作需要等为借口，形成团团伙伙的小圈子，大搞特权。有的领导“身边人”为满足自身利益而千方百计投其所好，从领导及其家人身上进行或隐性，或显性的“投资”，以期实现个人私利。而领导干部思想稍一松懈，或是纵容家属，或是授人以柄，最终走向违法违纪的深渊。
从外部原因看，监管机制上存在漏洞。“身边人”贪腐方式较为隐蔽不易被发现及查处，如“人情交换”，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影响力低价购房或安排子女及亲属工作等，此种交换不存在表面的物质利益交换，而又处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惩罚制度也存在局限性，相关规定不明确，即便发现也往往惩处不严。此外，制度执行不到位，潜规则盛行，也是“身边人”贪腐现象频发原因之一。
作为领导干部，如何才能约束好“身边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
首先，领导干部要修好自身，才能够齐家，而管好“身边人”才能够全节，全节之后才能正确行使公权力，为社会作表率。只有以身作则，才能成为教育子女和管理好家庭的典范，因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修养、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修身立德要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共产党人无私利，公事和亲情要“绝缘”。要做到“慎始”，从源头处不能放松警惕，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慎独”即在無人监督之时，不放松自我要求；“慎终”，坚守理想信念，思想毫不懈怠，达成“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的境界。
从思想意识上正视家族主义伦理，所谓“爱子，教之以义方”。对子女的溺爱和纵容，成为领导干部贪腐发生原因之一，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的贪腐案，从起诉书来看，对刘铁男绝大部分的受贿指控中，97%的贿金正是通过其子刘德成收受。而从时间上推算，在刘铁男2005年开始收受大额贿赂的时候，刘德成才21岁。刘铁男在提审时坦承说：“是我的贪婪，是我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才影响了孩子。每天我都在自责，因为我的过错把孩子也毁了，让他走上歧途，我对他的犯错误，养不教，父之过，对他的犯罪我应该负全部和根本的责任，因为构成共同犯罪，说得准确点儿，是我给他导致的这条路，现在想想太危险了。”足见公权一旦被亲情绑架，只会自食苦果。而自古士大夫已对塑造良好家风有着深刻见解，东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中说：“贤人智士之于子孙也，厉之以志，弗厉以诈；劝之以正，弗劝以诈；示之以俭，弗示以奢；贻之以言，弗贻以财。”强调的是以勤俭和言行立德。爱子女更应该勉励他们从小立志，引导他们做正直、勤俭之人，努力将他们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因而留给子孙的不是多少房子和票子，而是一种品质和风格，而真正以美德为核心的家风必造福自己的子孙后代、造福社会。
其次，除了培养自身品德外，还要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并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党规党纪挺在法律前面，而法律大于权利。要时常自我反省，自我提高，自觉接受监督，不断净化“朋友圈”，有效防控腐败的风险点，一旦放松思想上改造，贪欲逐渐膨胀，终将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还要正确对待党内及群众监督，对于小问题、小毛病要及时纠正。监督其实是一种爱护，因而既不能“讳疾忌医”，也不能存有“打击报复”的念头。
第三，注重交往中的公私界限。领导干部不可能脱离社会人的角色，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社交活动。而中国又是一个重视人情社会、熟人社会，所谓“朋友多了路好走”的影响深远，但也有“交友不慎祸害子孙”的教训，尤其对于领导干部区分不好此种界限，就有可能沦落至贪腐的下场。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悔过书中写道：“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私念、私欲成了毁掉我人生的导火线，成了万恶之源。”一旦私心和私利战胜了公心，不可避免地就要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寻租、捞取钱财，“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二十多年的朋友圈”。季建业面对诱惑时贪心和私欲泛滥，通过“朋友圈”收受贿赂，因私利和私人情谊损害国家利益，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审判。所谓“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警醒。对“身边人”出现问题不能一味包容，而要时刻警惕，严格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避免废职亡家的悲剧出现。
此外，制度不完善也是导致领导干部“身边人”腐败的原因之一。加强制度建设需要进行整体而系统的布局，如完善领导干部薪酬及保障和协调机制。加强惩防体系建设，防微杜渐，从源头、从小、从早抓起。不仅要有科学的约束性条款，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还要有奖励性措施，合理优化干部利益保障，将“身边人”监管等纳入到考核标准，并且在制度构建完成后，建立长效化机制，常抓不懈，抵制潜规则。
对领导干部“身边人”腐败现象要标本兼治：既要从源头上防治，又要对已出现的问题坚决进行惩处；既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要手段，又要把科学建立并完善制度和监督体制作为重要保障。
（责编 / 吴耀明）
从历史上看，由于官本位思想长期延续，血缘关系的泛化又衍生出如“裙带关系”“面子观念”等贪腐亚文化。从现实看，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各种思潮被引到官场文化中，如等价性、逐利性等观念，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在经济现代化中政府官员若缺乏独立性和自制力，则会以自身在制度中的角色来满足外部需求而谋利，这样，腐败就不可避免。”权力观念错位、领导享有特权的思想淡化了公仆意识。一些官员认为当官理所应当为“身边人”谋福利；“身边人”亦存有此种思想，使得“托关系”“走后门”的“人情文化”现象屡见不鲜。而“身边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方式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间接性，容易形成小群体利益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
一旦公共权力异化，便会使得公权演变成为私权。表现为一些领导干部被亲情所困，或主动利用职权为家人谋求特殊利益，或纵容家人利用其职权谋取不义之财。此种权力寻租的结果不仅危害自己，也祸及家人，所谓“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也”。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家风不正、家教不严，往往容易导致家族式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发生。近年来查处的贪腐案件中，很多领导干部之所以守不住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往往就是受其家人的影响。“一家不齐，难以治大家”，领导干部家风败坏，不仅会为自己及全家招致祸端，也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从主观原因看，一些领导干部忘记了党的根本宗旨及优良作风，理想信念淡薄，无视党规党纪，甚至排斥信仰、嘲讽崇高。表现为以工作需要等为借口，形成团团伙伙的小圈子，大搞特权。有的领导“身边人”为满足自身利益而千方百计投其所好，从领导及其家人身上进行或隐性，或显性的“投资”，以期实现个人私利。而领导干部思想稍一松懈，或是纵容家属，或是授人以柄，最终走向违法违纪的深渊。
从外部原因看，监管机制上存在漏洞。“身边人”贪腐方式较为隐蔽不易被发现及查处，如“人情交换”，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影响力低价购房或安排子女及亲属工作等，此种交换不存在表面的物质利益交换，而又处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惩罚制度也存在局限性，相关规定不明确，即便发现也往往惩处不严。此外，制度执行不到位，潜规则盛行，也是“身边人”贪腐现象频发原因之一。
作为领导干部，如何才能约束好“身边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
首先，领导干部要修好自身，才能够齐家，而管好“身边人”才能够全节，全节之后才能正确行使公权力，为社会作表率。只有以身作则，才能成为教育子女和管理好家庭的典范，因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修养、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修身立德要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共产党人无私利，公事和亲情要“绝缘”。要做到“慎始”，从源头处不能放松警惕，不能存在侥幸心理；“慎独”即在無人监督之时，不放松自我要求；“慎终”，坚守理想信念，思想毫不懈怠，达成“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的境界。
从思想意识上正视家族主义伦理，所谓“爱子，教之以义方”。对子女的溺爱和纵容，成为领导干部贪腐发生原因之一，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的贪腐案，从起诉书来看，对刘铁男绝大部分的受贿指控中，97%的贿金正是通过其子刘德成收受。而从时间上推算，在刘铁男2005年开始收受大额贿赂的时候，刘德成才21岁。刘铁男在提审时坦承说：“是我的贪婪，是我的价值观出了问题才影响了孩子。每天我都在自责，因为我的过错把孩子也毁了，让他走上歧途，我对他的犯错误，养不教，父之过，对他的犯罪我应该负全部和根本的责任，因为构成共同犯罪，说得准确点儿，是我给他导致的这条路，现在想想太危险了。”足见公权一旦被亲情绑架，只会自食苦果。而自古士大夫已对塑造良好家风有着深刻见解，东汉思想家王符在《潜夫论》中说：“贤人智士之于子孙也，厉之以志，弗厉以诈；劝之以正，弗劝以诈；示之以俭，弗示以奢；贻之以言，弗贻以财。”强调的是以勤俭和言行立德。爱子女更应该勉励他们从小立志，引导他们做正直、勤俭之人，努力将他们培养成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材。因而留给子孙的不是多少房子和票子，而是一种品质和风格，而真正以美德为核心的家风必造福自己的子孙后代、造福社会。
其次，除了培养自身品德外，还要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并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党规党纪挺在法律前面，而法律大于权利。要时常自我反省，自我提高，自觉接受监督，不断净化“朋友圈”，有效防控腐败的风险点，一旦放松思想上改造，贪欲逐渐膨胀，终将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还要正确对待党内及群众监督，对于小问题、小毛病要及时纠正。监督其实是一种爱护，因而既不能“讳疾忌医”，也不能存有“打击报复”的念头。
第三，注重交往中的公私界限。领导干部不可能脱离社会人的角色，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社交活动。而中国又是一个重视人情社会、熟人社会，所谓“朋友多了路好走”的影响深远，但也有“交友不慎祸害子孙”的教训，尤其对于领导干部区分不好此种界限，就有可能沦落至贪腐的下场。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悔过书中写道：“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私念、私欲成了毁掉我人生的导火线，成了万恶之源。”一旦私心和私利战胜了公心，不可避免地就要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寻租、捞取钱财，“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二十多年的朋友圈”。季建业面对诱惑时贪心和私欲泛滥，通过“朋友圈”收受贿赂，因私利和私人情谊损害国家利益，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审判。所谓“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警醒。对“身边人”出现问题不能一味包容，而要时刻警惕，严格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避免废职亡家的悲剧出现。
此外，制度不完善也是导致领导干部“身边人”腐败的原因之一。加强制度建设需要进行整体而系统的布局，如完善领导干部薪酬及保障和协调机制。加强惩防体系建设，防微杜渐，从源头、从小、从早抓起。不仅要有科学的约束性条款，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还要有奖励性措施，合理优化干部利益保障，将“身边人”监管等纳入到考核标准，并且在制度构建完成后，建立长效化机制，常抓不懈，抵制潜规则。
对领导干部“身边人”腐败现象要标本兼治：既要从源头上防治，又要对已出现的问题坚决进行惩处；既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要手段，又要把科学建立并完善制度和监督体制作为重要保障。
（责编 / 吴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