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自1905年就投身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动，40年的革命历程，磨练了他独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教导后人。

艰苦朴素，身先士卒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严重挫折，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撤离中央根据地。在撤离前，林伯渠忙于解决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和家属所需的物资及经费问题，而他自己的家却没有顾得上去安排。当时，林伯渠的爱人范乐春刚生了孩子，孩子还没有满月。在决定母子去留时，一方面考虑到闽西根据地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考虑到她带着孩子的实际困难，林伯渠决定将范乐春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他匆匆忙忙地回到家里，夫妻相视良久，默然无语。最终林伯渠抑制着悲伤，安慰她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我们不要难过了。”说完，他抱起初生的小儿子，深情地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不是爸爸不带你走，这是艰苦的斗争啊！”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无论在延安的窑洞里或建国后的北京，林伯渠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在延安时，林伯渠经常穿着他那打满补丁的布衣，冬天时腰间还会扎一根草绳。到了北京，他也仍然经常是一身布衣。在饮食方面，林伯渠也决不讲究，为此他后来亲自管账。建国后，他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房子年久失修。管理局多次建议修理，林伯渠就是不同意，说：“我们的住房比农民的不知好多少。”为此，房屋维修拖了将近十年，直至窗户透风，房梁因未加固可能发生危险，他才勉强同意修理，但接着又和管理局讲起价来，直到价格满意，他才同意维修。

不搞特殊，保持百姓本色

　　在革命干部家属不能搞特殊化这一问题上，林伯渠的眼中绝不掺杂半点沙子，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无私奉献，同样也要求自己的家人不能占国家便宜，要永远做人民的公仆。林伯渠在延安工作时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领导干部在待遇上和其他人的差别是有限的，主要就是表现在伙食上。林伯渠只要发现从家乡来的子侄亲属在这个问题上搞了特殊化，就会立即通知秘书、警卫员，不让他们违反制度吃小灶。不仅年龄较长的子侄辈过着和一般青年学生同样的生活，就连他身边最小的孩子林用三也是如此。
　　1946年秋，林秉佑从国外回到延安，在其与父亲林伯渠短暂相聚后，因工作需要，组织调派林秉佑到东北去工作。临行前，边区政府后勤部的同志準备给林秉佑做一套棉衣。林伯渠得知后却说：“不必做了，她到了自己的工作地点后，公家会发的。”林伯渠总是坚持按制度办事，对待自己的子女从未有半点偏袒。八年未与父亲相见的林秉佑面对再一次的分离充满了诸多不舍，当她问林伯渠何时转移时，作为父亲的林伯渠却说：“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边区遭到进犯，我必须留在这里，和边区人民在一起……”听到父亲要留下坚持斗争，林秉佑不由得愣了，知女莫若父，仿佛看透女儿心思的林伯渠说道：“还要提醒你一件事，去东北后，你切不可要求组织上让你和我通电报。”林伯渠的这番话让当时的林秉佑难以理解，直到后来林秉佑才体会到父亲的用心。当时面临着规模空前的战争，多少家庭、亲人处在不同的战场上，音讯阻塞，彼此悬念，电报是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工具，为私事通电报将是不可容许的特殊化表现。
　　（摘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