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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煤点亮了别人的灯，何时才能照亮自家的道路?山西转型之惑，其实是这个时代一个具有普适和标本意义的困局。在一个建设“和谐社会”的语境之下，一些地区与城市，在经历以能耗、环境等为代价换取GDP增长的非理性发展之后，都共同面临一个转型之惑。只不过，它在山西这个老“能源基地”身上体现得比较集中、突出和激进而已。
煤，对于力求转型和突破的山西来说，既是自身发展的“护身符”，更可能是制约转型进程的“紧箍咒”。
以铜出口和贫困闻名于世的肯尼亚，其总统卡翁达耶非常委屈地说：“我们只能为自己的贫困负部分责任，因为铜匙卡在了我们的喉咙里，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诅咒。”而对于正力求转型与突破的山西来说，煤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一把卡在其喉咙里的“铜匙”，是那个与生俱来的诅咒。
归根到底，煤之于山西，是神赐的天粮，还是魔鬼的粪便，最终取决于发展观念与开发手段是否科学。这就要求将转型最大限度地纳入科学、理性和审慎的轨道。当然，这个转型过程，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供选择，这就注定这个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上下求索。
摘自《山西转型》
普通话与方言应和谐共存
在我国，尤其在沿海地区，讲方言的人很多，方言不单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它还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所以方言在海外华人圈里也很受欢迎，是人们联系情感的纽带。近年来，普通话被大力推广，影响力日益增大，地方方言逐渐有被弱化的趋势。
作为国内外影响力最大的汉语方言，粤方言的发展也出现了新变化：一方面粤方言中的许多词融入到了普通话中，例如“埋单”“饮茶”“的士”等词汇：另一方面，其内部文化又正在不断地减缩。目前，粤方言的使用区域在大陆已从两广地区逐渐缩小到了珠江三角洲，而在北美、欧洲等传统粤方言社区，新移民使用粤方言的人数也在减少，粤方言的社会地位正在受到挑战，与其相关的粤剧等文化也面临危机。
因此，专家指出，在发展“普通话 英语”的双语教育时，也同样应在方言使用地提倡“普通话 方言”的教育，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在掌握普通话的同时巩固好本土方言的语言基础，让方言和普通话和谐发展，以便更好地保存和传播民族文化。
摘自新华网
我们为何缺乏生活热情
从本质上说，“无热情”是一种消极的情绪、是一种萎靡的心态，这就需要我们将分析的视角更多地投向转型期的公众心理。
中国的当代转型是现代化的转型，而现代化的过程将充满变动和撞击。现代化所展现的种种美好，并不会顺利实现。而一旦在其实现过程中，人们的期待得不到满足，相对的挫折感就会出现。于是，在美好的预期和冰冷的现实面前，人们就容易失去方向。
如果，这个希望与失望的对峙中，有可以慰藉心灵的价值观念作为补偿和连接，人们或许就可以接受现实、理顺思绪。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堕距”现象恰恰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文化堕距”是美国社会学家奥本格提出的命题，即在转型的变动中，人们的“适应文化”落后于物质文化，在纷繁芜杂的现实面前，人们变得不知所措。
由于失去方向，人们就会充满焦虑，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在哪里，他看到的是别人的精彩，感觉到的是自己的挫折。正是在这样的变动中，这样的彷徨中，生活的热情被消解了。反正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既然热情不能够把机遇改变，那么干脆就藏起热情，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摘自《中国青年报》
消除妨碍社会公正的几个流行观念
我们对社会公正问题之所以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观念的妨碍。
一是“原始积累不可避免”之说。此观念认为，欧洲早期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火与血”的原始积累来实现的，而且这一过程是任何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中国既然要搞现代化建设，就免不了出现一个残酷的原始积累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少数人迅速积累财富和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是必然的事情。此说的误区在于，对于各个国家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不恰当的、简单的类比。由于历史条件和国情的不同，在欧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原始积累现象在当今中国并不见得会重现。
二是“国家财力不足”之说。这种看法认为，现在之所以还不能优先重视社会公正问题，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财力十分有限。而就现实情况来说，其症结在于公共投入的优先次序呈现出了一种明显颠倒的状况：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过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
三是“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之说。这种看法认为，中国目前必须将效率放在第一位，重视社会公正问题会妨碍经济发展的大局。这种看法的第一个误区在于错将社会公正与平均主义混为一谈；第二个误区在于没有看到，现在的效率出现了一些问题，恰恰是因为在社会公正方面做得不够好。
摘自《中国发展观察》
建设新农村难点在农业大县
生产力不发达、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拉大等矛盾在县一级尤其农业大县表现得最突出，农业大县集中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所有难点。
县级政府在财政上最苦，农业大县尤其如此。目前约有70％的县财政是赤字，全国平均每个县财政赤字1亿元。县级政府权利和义务不对称，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资金力量减弱，义务教育补贴、安全生产等义务压力不断增大。
目前，县域发展要素被4大“抽水机”抽走：一是土地“抽水机”，中心城市和大量开发区圈占土地，造成农民失地、失业、失利的情况严重：二是产业“抽水机”，农产品加工增值的部分主要在城市里完成，县域经济的农业产业化只留下初级环节；三是补贴“抽水机”，中央对农民的各种补贴，由于层层截留，往往不能真正发到农民手里；四是信贷“抽水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地区的分支机构基本上只存不贷，抽走农村现金，拿到城市搞建设。
现行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使得农业地区陷入“产粮越多则财政负担越重”的不利境地。表面上看，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多得到中央的风险基金补贴，但是补贴越多，地方政府配套的基金越要跟着升级，有些粮食主产区的风险基金配套额已经占其当年财政收入的10％至20％，“粮食大县”无不成了“财政穷县”。
摘自《经济参考报》
个税征管重点不该是工薪阶层
将工薪收入这一概视为低收入阶层的看法，与实际情况不符，虽然可能存在高收入者。事实上，在国家立法开征“个税”以来，“工薪阶层”始终是税收收入的“主力军”，该让他们“休养生息”了。
税务机关应该厘清真正的“工薪阶层”。“工薪阶层”是靠基本工资收入，不断存钱预备用于孩子教育、家庭购房的人群。由于对“工薪收入”采取支付单位扣税的办法，最方便税收管理，因此在2000年全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当中，出现“穷人交税多过富人”的反常现象。
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形成，人们获取收入的渠道逐渐扩大，从单一的工资薪金收入趋向多元化发展，诸如知识产权、股权、分红和租金等收入，这是税务机关应该在“工薪收入”之外着重研究的征管领域；必须关注特殊的“工薪阶层”，私人企业主可以通过不拿或者少拿工资(分红)，混淆个人家庭收入支出和公司收入支出，从而逃避个人所得税，这是税务机关应该加强监管的“伪工薪阶层”。如果税务机关真正采取“税法”规定的“保全、强制”措施清缴欠税，足以抵上成千上万“工薪阶层”的税款。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也应该拥有更多的大局观、和谐观，真正做到让富人多缴税，这是社会公正的迫切需要。
摘自《羊城晚报》
煤，对于力求转型和突破的山西来说，既是自身发展的“护身符”，更可能是制约转型进程的“紧箍咒”。
以铜出口和贫困闻名于世的肯尼亚，其总统卡翁达耶非常委屈地说：“我们只能为自己的贫困负部分责任，因为铜匙卡在了我们的喉咙里，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诅咒。”而对于正力求转型与突破的山西来说，煤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一把卡在其喉咙里的“铜匙”，是那个与生俱来的诅咒。
归根到底，煤之于山西，是神赐的天粮，还是魔鬼的粪便，最终取决于发展观念与开发手段是否科学。这就要求将转型最大限度地纳入科学、理性和审慎的轨道。当然，这个转型过程，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供选择，这就注定这个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上下求索。
摘自《山西转型》
普通话与方言应和谐共存
在我国，尤其在沿海地区，讲方言的人很多，方言不单是一种交流的工具，它还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所以方言在海外华人圈里也很受欢迎，是人们联系情感的纽带。近年来，普通话被大力推广，影响力日益增大，地方方言逐渐有被弱化的趋势。
作为国内外影响力最大的汉语方言，粤方言的发展也出现了新变化：一方面粤方言中的许多词融入到了普通话中，例如“埋单”“饮茶”“的士”等词汇：另一方面，其内部文化又正在不断地减缩。目前，粤方言的使用区域在大陆已从两广地区逐渐缩小到了珠江三角洲，而在北美、欧洲等传统粤方言社区，新移民使用粤方言的人数也在减少，粤方言的社会地位正在受到挑战，与其相关的粤剧等文化也面临危机。
因此，专家指出，在发展“普通话 英语”的双语教育时，也同样应在方言使用地提倡“普通话 方言”的教育，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在掌握普通话的同时巩固好本土方言的语言基础，让方言和普通话和谐发展，以便更好地保存和传播民族文化。
摘自新华网
我们为何缺乏生活热情
从本质上说，“无热情”是一种消极的情绪、是一种萎靡的心态，这就需要我们将分析的视角更多地投向转型期的公众心理。
中国的当代转型是现代化的转型，而现代化的过程将充满变动和撞击。现代化所展现的种种美好，并不会顺利实现。而一旦在其实现过程中，人们的期待得不到满足，相对的挫折感就会出现。于是，在美好的预期和冰冷的现实面前，人们就容易失去方向。
如果，这个希望与失望的对峙中，有可以慰藉心灵的价值观念作为补偿和连接，人们或许就可以接受现实、理顺思绪。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堕距”现象恰恰是不可避免的。所谓“文化堕距”是美国社会学家奥本格提出的命题，即在转型的变动中，人们的“适应文化”落后于物质文化，在纷繁芜杂的现实面前，人们变得不知所措。
由于失去方向，人们就会充满焦虑，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在哪里，他看到的是别人的精彩，感觉到的是自己的挫折。正是在这样的变动中，这样的彷徨中，生活的热情被消解了。反正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既然热情不能够把机遇改变，那么干脆就藏起热情，被时代裹挟着前行。
摘自《中国青年报》
消除妨碍社会公正的几个流行观念
我们对社会公正问题之所以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观念的妨碍。
一是“原始积累不可避免”之说。此观念认为，欧洲早期的现代化进程是通过“火与血”的原始积累来实现的，而且这一过程是任何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中国既然要搞现代化建设，就免不了出现一个残酷的原始积累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少数人迅速积累财富和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是必然的事情。此说的误区在于，对于各个国家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不恰当的、简单的类比。由于历史条件和国情的不同，在欧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原始积累现象在当今中国并不见得会重现。
二是“国家财力不足”之说。这种看法认为，现在之所以还不能优先重视社会公正问题，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财力十分有限。而就现实情况来说，其症结在于公共投入的优先次序呈现出了一种明显颠倒的状况：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过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
三是“重视公正便会妨碍效率”之说。这种看法认为，中国目前必须将效率放在第一位，重视社会公正问题会妨碍经济发展的大局。这种看法的第一个误区在于错将社会公正与平均主义混为一谈；第二个误区在于没有看到，现在的效率出现了一些问题，恰恰是因为在社会公正方面做得不够好。
摘自《中国发展观察》
建设新农村难点在农业大县
生产力不发达、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拉大等矛盾在县一级尤其农业大县表现得最突出，农业大县集中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所有难点。
县级政府在财政上最苦，农业大县尤其如此。目前约有70％的县财政是赤字，全国平均每个县财政赤字1亿元。县级政府权利和义务不对称，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资金力量减弱，义务教育补贴、安全生产等义务压力不断增大。
目前，县域发展要素被4大“抽水机”抽走：一是土地“抽水机”，中心城市和大量开发区圈占土地，造成农民失地、失业、失利的情况严重：二是产业“抽水机”，农产品加工增值的部分主要在城市里完成，县域经济的农业产业化只留下初级环节；三是补贴“抽水机”，中央对农民的各种补贴，由于层层截留，往往不能真正发到农民手里；四是信贷“抽水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县域地区的分支机构基本上只存不贷，抽走农村现金，拿到城市搞建设。
现行的粮食风险基金制度使得农业地区陷入“产粮越多则财政负担越重”的不利境地。表面上看，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多得到中央的风险基金补贴，但是补贴越多，地方政府配套的基金越要跟着升级，有些粮食主产区的风险基金配套额已经占其当年财政收入的10％至20％，“粮食大县”无不成了“财政穷县”。
摘自《经济参考报》
个税征管重点不该是工薪阶层
将工薪收入这一概视为低收入阶层的看法，与实际情况不符，虽然可能存在高收入者。事实上，在国家立法开征“个税”以来，“工薪阶层”始终是税收收入的“主力军”，该让他们“休养生息”了。
税务机关应该厘清真正的“工薪阶层”。“工薪阶层”是靠基本工资收入，不断存钱预备用于孩子教育、家庭购房的人群。由于对“工薪收入”采取支付单位扣税的办法，最方便税收管理，因此在2000年全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当中，出现“穷人交税多过富人”的反常现象。
市场经济体制下，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形成，人们获取收入的渠道逐渐扩大，从单一的工资薪金收入趋向多元化发展，诸如知识产权、股权、分红和租金等收入，这是税务机关应该在“工薪收入”之外着重研究的征管领域；必须关注特殊的“工薪阶层”，私人企业主可以通过不拿或者少拿工资(分红)，混淆个人家庭收入支出和公司收入支出，从而逃避个人所得税，这是税务机关应该加强监管的“伪工薪阶层”。如果税务机关真正采取“税法”规定的“保全、强制”措施清缴欠税，足以抵上成千上万“工薪阶层”的税款。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也应该拥有更多的大局观、和谐观，真正做到让富人多缴税，这是社会公正的迫切需要。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