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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绿草湾”。但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个名字的含义。因为我的故乡位于渝东南群山中一个山嘴上，说不上遍地绿草，也看不到湾在哪里，且村前村后都是山坡，很难看到一块平地。
故乡偏僻，不通公路，除了山还是山，一座座山连成一片。山与山似乎很近，一人站在山头上呼喊，几座山头上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但要走到对面的山头上去，却要两三个小时。
“晚上来看电影喽！”在我记忆深处，每到太阳下山之时，就会从某一座山头响起一声洪亮的呼喊。那声音嘹亮悠长，在此起彼伏的山头上，裹着一抹灿烂的晚霞传向四面八方。
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听到的声音。每当听到这声音，无论要翻过几座山头，晚上我们都要带上火把去看那场电影。因为在那个物资和文化都很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文化娱乐活动。看完电影后，各山头的人再打着火把散去，不一会儿，四面八方的山头上到处都是“火龙”，场面十分壮观。每每想起故乡，那远去的声音便在我耳畔回响，既动听，也让我感到一丝凄凉。
故乡很偏僻，也很贫穷，我曾拼命想要逃离故乡。因为太穷，村子里有不少光棍儿。18 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回到村里，有好心人给我说媒。作为全村唯一的高中生，那些刚刚懂事但文化程度不高的姑娘很羡慕我，但她们大多走到半路就掉头回去了，给媒人留下话：“人倒是不错，可在这个地方怎么过日子嘛？”
我听了很是心酸。我明白，如果我不走出这个村子，那我也有可能加入光棍儿行列，说不定我比他们更艰难，毕竟他们已适应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劳作并赖以生存，而我却高不成低不就，难以承受那繁重的劳动和精神上的绝望。
上坝院子的高天龙一家，都是单身汉。高天龙的儿子高富贵是我的童年伙伴，小名叫“狗娃”。高天龙给儿子取高富贵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儿子长大以后大富大贵。狗娃母亲在他12岁那年病逝，高天龙再没续弦，一直单身。后来狗娃娶了妻、生了子，可媳妇在儿子不满两岁时就偷偷跑了。狗娃和高天龙好不容易把孩子养大，可长大后的孩子依然娶不上媳妇，原因很简单：家里太穷。
有多穷？高家三代人仅有一间不到30平方米、四面都有缝隙的低矮且潮湿的土墙房，屋顶一半破瓦一半稻草，遇到下雨天，还得把床挪到不漏雨的地方。在这间土墙房里，除了一台煮饭用的土灶、一口水缸以及几个过日子必用的坛坛罐罐，就只有两张简易木床了，且两床之间的距离近得只够一个人侧着身过去。
高天龙家里穷，他还十分贪酒。在我的记忆中，每逢赶场日，高天龙都要用一个小布袋装一袋麦子去镇上的餐馆兑换半斤烧酒，就着一盘胡豆或花生，喝得满脸“猪肝色”。酒瘾过足后，他再一边唱着山歌，一边摇摇晃晃回家，也不管狗娃在家有没有饭吃。
高天龙是个穷快活之人，每次听说乡电影队来村里放电影，他都第一个要求去乡里背发电机和放映机，从不要任何报酬。在回来的路上，高天龙站在高高的山头上，放开嗓门悠悠地连喊三遍“晚上过来看电影喽”。他的声音有点尖，喊第三声时还有点沙哑、沧桑。
后来我离开村子，经过多年的艰难打拼在城市得以落地扎根。闲下来时，我常常会想起故乡的那些人和事，耳边总会响起高天龙站在山头上大声呼喊“看电影”和一大早在山垭口唱歌的声音，那带着浓浓乡音的声音让我痴迷陶醉，但也让我备感凄凉和酸楚。
每每想起故乡，悠悠荡荡的声音和让人啼笑皆非的各种故事便裹挟着故乡的风、故乡的夕阳萦绕着我。我深知，我和故乡之间，连着一份不舍与牵挂，这是曾让我拼命想要逃离的故乡留给我挥之不去的情结。
如今，村子四周的山坡上到处是成片的树林，再也看不到昔日麦浪翻滚、玉米金黄的场景。一条宽阔的混凝土公路从树林中穿过，经过村口后连到老公路上，直通集镇。修通这条公路是村民們世世代代的梦想，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梦想终得以成真。
2019年初秋，我到故乡所在的县城出差，借机绕道回到村里。我欣慰地看到村里的人家全都用上了自来水，有的还在村里几位养殖大户的基地干活挣钱，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更让我惊讶的是，狗娃和他的儿子都娶上了媳妇，盖上了新房，还买了一辆客货两用的面包车。一打听，我才知道父子俩前几年外出打工挣了几十万元，回到村后，在镇村两级的引导和帮助下，利用手里的钱养上了乌鱼和美蛙。不仅如此，镇政府还从县上请来专业养殖技术人员免费指导父子俩，并帮着搭建销售平台。仅三四年功夫，父子俩养出来的乌鱼和美蛙便在周边几个乡镇成了紧俏货，狗娃的儿子整天开着那辆面包车在几个乡镇来回跑。
2018年夏天，经村里人介绍，狗娃27 岁的儿子娶了一位23岁的水灵灵的女子，儿媳还给狗娃介绍了一位老伴儿，家里一下子喜庆、热闹了起来。
与我同年的狗娃，以前总是胡子拉碴、邋里邋遢的样子，如今随时都是衣着整洁，跟换了个人似的，老远见了我就亲热地打招呼，还直呼我的小名，再也不像以前见了我畏畏缩缩连招呼都不敢打的样子。
狗娃现在大变样了，住上了新房、娶上了媳妇，还成了乡邻们眼里的老板，大家要么叫他“富贵”，要么叫他“高老板”，只有我们这些童年伙伴碰到一块儿后，一高兴才叫他一声“狗娃”。
高天龙虽然78岁了，但精神不错，人也没啥大病，整天帮着儿子和孙子照看鱼塘。他闲着时依然要和村里的老人喝杯小酒，有了几分醉意后就开始哼唱几句。据村里人讲，他还带着村里的几位老人在院坝里学跳“坝坝舞”。
如今，故乡的风貌变了，儿时的一些记忆碎片也难以复原，一些生活细节只能在记忆中寻找。村子里的人逐渐变少，有的已长眠于村子前后的山坡上，有的则在镇上建房居住，而我依然眷恋故乡，常常梦回故乡的山冈上、小河里。
每次回到故乡，我总喜欢一个人在夕阳辉映下的山头上漫步，痴迷地感受故乡温柔的山风，聆听故乡的声音。恍惚间，我听到了某一山头飘来的动人心弦的声音：“晚上来看电影喽。”但仔细聆听之后才发现，原来喊的不是晚上看电影，而是喊高老板晚上送10 斤美蛙过去。那声音伴着清凉的晚风，伴着最后一抹霞光，在故乡的山头上悠悠地回响……
故乡偏僻，不通公路，除了山还是山，一座座山连成一片。山与山似乎很近，一人站在山头上呼喊，几座山头上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但要走到对面的山头上去，却要两三个小时。
“晚上来看电影喽！”在我记忆深处，每到太阳下山之时，就会从某一座山头响起一声洪亮的呼喊。那声音嘹亮悠长，在此起彼伏的山头上，裹着一抹灿烂的晚霞传向四面八方。
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听到的声音。每当听到这声音，无论要翻过几座山头，晚上我们都要带上火把去看那场电影。因为在那个物资和文化都很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文化娱乐活动。看完电影后，各山头的人再打着火把散去，不一会儿，四面八方的山头上到处都是“火龙”，场面十分壮观。每每想起故乡，那远去的声音便在我耳畔回响，既动听，也让我感到一丝凄凉。
故乡很偏僻，也很贫穷，我曾拼命想要逃离故乡。因为太穷，村子里有不少光棍儿。18 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回到村里，有好心人给我说媒。作为全村唯一的高中生，那些刚刚懂事但文化程度不高的姑娘很羡慕我，但她们大多走到半路就掉头回去了，给媒人留下话：“人倒是不错，可在这个地方怎么过日子嘛？”
我听了很是心酸。我明白，如果我不走出这个村子，那我也有可能加入光棍儿行列，说不定我比他们更艰难，毕竟他们已适应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劳作并赖以生存，而我却高不成低不就，难以承受那繁重的劳动和精神上的绝望。
上坝院子的高天龙一家，都是单身汉。高天龙的儿子高富贵是我的童年伙伴，小名叫“狗娃”。高天龙给儿子取高富贵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儿子长大以后大富大贵。狗娃母亲在他12岁那年病逝，高天龙再没续弦，一直单身。后来狗娃娶了妻、生了子，可媳妇在儿子不满两岁时就偷偷跑了。狗娃和高天龙好不容易把孩子养大，可长大后的孩子依然娶不上媳妇，原因很简单：家里太穷。
有多穷？高家三代人仅有一间不到30平方米、四面都有缝隙的低矮且潮湿的土墙房，屋顶一半破瓦一半稻草，遇到下雨天，还得把床挪到不漏雨的地方。在这间土墙房里，除了一台煮饭用的土灶、一口水缸以及几个过日子必用的坛坛罐罐，就只有两张简易木床了，且两床之间的距离近得只够一个人侧着身过去。
高天龙家里穷，他还十分贪酒。在我的记忆中，每逢赶场日，高天龙都要用一个小布袋装一袋麦子去镇上的餐馆兑换半斤烧酒，就着一盘胡豆或花生，喝得满脸“猪肝色”。酒瘾过足后，他再一边唱着山歌，一边摇摇晃晃回家，也不管狗娃在家有没有饭吃。
高天龙是个穷快活之人，每次听说乡电影队来村里放电影，他都第一个要求去乡里背发电机和放映机，从不要任何报酬。在回来的路上，高天龙站在高高的山头上，放开嗓门悠悠地连喊三遍“晚上过来看电影喽”。他的声音有点尖，喊第三声时还有点沙哑、沧桑。
后来我离开村子，经过多年的艰难打拼在城市得以落地扎根。闲下来时，我常常会想起故乡的那些人和事，耳边总会响起高天龙站在山头上大声呼喊“看电影”和一大早在山垭口唱歌的声音，那带着浓浓乡音的声音让我痴迷陶醉，但也让我备感凄凉和酸楚。
每每想起故乡，悠悠荡荡的声音和让人啼笑皆非的各种故事便裹挟着故乡的风、故乡的夕阳萦绕着我。我深知，我和故乡之间，连着一份不舍与牵挂，这是曾让我拼命想要逃离的故乡留给我挥之不去的情结。
如今，村子四周的山坡上到处是成片的树林，再也看不到昔日麦浪翻滚、玉米金黄的场景。一条宽阔的混凝土公路从树林中穿过，经过村口后连到老公路上，直通集镇。修通这条公路是村民們世世代代的梦想，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梦想终得以成真。
2019年初秋，我到故乡所在的县城出差，借机绕道回到村里。我欣慰地看到村里的人家全都用上了自来水，有的还在村里几位养殖大户的基地干活挣钱，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更让我惊讶的是，狗娃和他的儿子都娶上了媳妇，盖上了新房，还买了一辆客货两用的面包车。一打听，我才知道父子俩前几年外出打工挣了几十万元，回到村后，在镇村两级的引导和帮助下，利用手里的钱养上了乌鱼和美蛙。不仅如此，镇政府还从县上请来专业养殖技术人员免费指导父子俩，并帮着搭建销售平台。仅三四年功夫，父子俩养出来的乌鱼和美蛙便在周边几个乡镇成了紧俏货，狗娃的儿子整天开着那辆面包车在几个乡镇来回跑。
2018年夏天，经村里人介绍，狗娃27 岁的儿子娶了一位23岁的水灵灵的女子，儿媳还给狗娃介绍了一位老伴儿，家里一下子喜庆、热闹了起来。
与我同年的狗娃，以前总是胡子拉碴、邋里邋遢的样子，如今随时都是衣着整洁，跟换了个人似的，老远见了我就亲热地打招呼，还直呼我的小名，再也不像以前见了我畏畏缩缩连招呼都不敢打的样子。
狗娃现在大变样了，住上了新房、娶上了媳妇，还成了乡邻们眼里的老板，大家要么叫他“富贵”，要么叫他“高老板”，只有我们这些童年伙伴碰到一块儿后，一高兴才叫他一声“狗娃”。
高天龙虽然78岁了，但精神不错，人也没啥大病，整天帮着儿子和孙子照看鱼塘。他闲着时依然要和村里的老人喝杯小酒，有了几分醉意后就开始哼唱几句。据村里人讲，他还带着村里的几位老人在院坝里学跳“坝坝舞”。
如今，故乡的风貌变了，儿时的一些记忆碎片也难以复原，一些生活细节只能在记忆中寻找。村子里的人逐渐变少，有的已长眠于村子前后的山坡上，有的则在镇上建房居住，而我依然眷恋故乡，常常梦回故乡的山冈上、小河里。
每次回到故乡，我总喜欢一个人在夕阳辉映下的山头上漫步，痴迷地感受故乡温柔的山风，聆听故乡的声音。恍惚间，我听到了某一山头飘来的动人心弦的声音：“晚上来看电影喽。”但仔细聆听之后才发现，原来喊的不是晚上看电影，而是喊高老板晚上送10 斤美蛙过去。那声音伴着清凉的晚风，伴着最后一抹霞光，在故乡的山头上悠悠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