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属于千禧的时代大概已经落幕了。
　　千禧书社，是一家小小的民营书店，位于南城沧海路49号，开张于2000年初夏。
　　沧海路算是南城有年头的地方了，窄窄的马路只能容下两辆汽车并行，两边全是清一色的灰色居民楼。道旁的香樟在多年风雨中长成了一路的翠盖浓荫，从沧海路东头到西头，便是我走了6年的上小学的路。
　　2000年可算是个好辰光。那时候庞大的书城还未出现，也没有遍地开花的教育书店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家长，那时候的我没有读过《萌芽》，也不知道明晓溪，最大的阅读乐趣不过是看皮皮鲁和等待每个月的《儿童文学》罢了。
　　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遇见千禧，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
　　千禧只有小小两间店面，空间不算大，然而当我推开玻璃门走进去，才发觉这里的书多得远超出想象。
　　这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懂得了“卷帙浩繁”的意思。
　　两间旧房打通了半面墙，四壁都是高至天花板的书架，挤满了各色书籍。店铺虽是有些年头的旧房子，但这满室书香恰到好处地掩去了那种大限将至的衰颓感。东边屋子里，多为文史类书籍和画册字帖古玩手册之类的；西边屋子里的书却杂得很，从美容养颜到家居编织，从疾病防治到植物百科，武侠与童话紧紧挨在一起，菜谱和游记摆放得不分彼此。当我心满意足地挑出本《小王子》时，我已经得出一个结论了：我挺喜欢这家书店。
　　店门旁的柜台里头，老板半支着胳膊打瞌睡。尽管当时我还缺少对他人的评判力，但他的确符合了我对书店老板的定义：有一点书卷气但不呆板迂腐，有一点精明但不圆滑，而且，他有些胖。
　　老板揉了揉眼睛接过书来看标价——千禧里的书并不按照本身标价卖的，老板在每本书的底部都用铅笔标了差不多打六七折后的价——末了又摸了摸封底，说：“这本书有点被压皱了，我给你换一本去。”
　　我继续在心里作出评判：我也很喜欢这个老板。
　　从那以后我便常到千禧书社看书，放学后迅速收拾了书包便往店里跑，捧着书读上半个钟头，再跑回家赶上吃晚饭。小时候的作业不多，有时候晚上早早写完作业，还会央求父亲带我再去千禧——他去挑字帖，我去看书。
　　我至今都记得那些跟着父亲去千禧的晚上，两旁居民楼里灯光错落，有人影于窗前一闪而过，也有电视剧的声音传出来，渺渺不甚真切。远远看见千禧亮着灯，我们便不由自主加快了步伐。
　　父亲喜欢书法，恰好老板也是书画爱好者，店里没有其他客人的时候他便同父亲一起探讨字帖。从王羲之到董其昌，从张旭到祝允明，从柳公权到文征明，父亲从千禧陆陆续续淘回的各色字帖，摆满了家里的书柜。
　　老板的柜台后面有个壁橱，用来放他的私人藏书，从不出售。父亲钟意其中一本绝版字帖许久，老板却死活不肯卖，每次去千禧两人必得磨上几句。我只坐在旁面的小竹凳上默默看书，心下暗乐。
　　2003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和毕业考的铃声一起响起的，还有推土机无情的轰鸣。南城新的城区规划图里没有沧海路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开发东路”，这条路边的老房子通通被划入拆迁范围，我的小学也难逃此劫，并入了邻近的实验小学。
　　这世上的实验小学多到烂俗，却再也没有那个独一无二的沧海路小学，承载我的记忆与深情。曾共处6年的同学们各奔东西，这片校园也将化为尘烟齑粉，12岁的我仿佛有些懂得了“沧海桑田”的悲凉意味。
　　千禧书社也要搬迁了。我特地去了一趟询问老板新的店址，老板正忙着打包，一面利索地给纸箱贴封口胶带一面说：“新店在江城路上，江城中学南边。比不得这里热闹，不过好在租金便宜许多。”
　　我便笑道：“那我以后还可以经常去你店里看书。”我是早就定下来要去江城中学的——那是南城最好的公立初中。一想到千禧书社并未远离，我心里的阴霾散去了些。
　　千禧书社的新址在江城路163号，离江城中学算不上很近，步行的话约莫10来分钟。我预想的趁午餐时间去看书的打算怕是无法实现了——学校并不允许住校生外出就餐。
　　若一个人真心想做成某件事，总归能找到方法挤出时间的。在对学校图书馆大失所望之后，我养成了每周日下午去千禧的习惯。从我家乘101路公交车到学校，把书包寄放在门卫室，我便又出了校门往千禧书社去。我并没有次次都去买书的财力，更多的时候还是坐在店里静静看书。
　　新的千禧结构变得小了些，但一切布局陈设如故，甚至连我原先惯常坐的那个小竹凳都还好好地放在角落。新店有很大的玻璃窗，采光比原来好了许多，我便搬了小竹凳坐在窗前看半个下午。那时候读的书极杂，有张爱玲、三毛等所谓的女文青必读书，也有毛姆、大仲马等的小说，更多的时候是带个笔记本过去摘抄诗词，看到印刷装帧俱佳的版本也会掏出省下来的生活费购买，因而宿舍里囤的多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书。
　　老板对我这个每周来蹭书看的小姑娘十分宽待，会在我寻书不得时推荐几本不错的书。大部分时候他都安静地坐在柜台后，偶尔有相熟的客人过来，才会兴奋地聊起来。从顾客变成友人的，多是和老板一般年纪的中年人，聊的话题不拘泥于书籍，古今中外之事都能侃侃而谈。我耳闻多次，受益匪浅。
　　不同的书在我手中翻过一页又一页，我的摘抄本也终于快要用完，初中里很多个这样的周日下午便消磨在千禧里。有时候从书里抽回思绪，抬头看窗外，竟发觉艳阳高照已变成了暮雨潇潇。匆匆与老板告别，踩着晚读课的铃声奔回学校，但心仿佛还留在那没看完的书上。
　　升入本地最好的南城一中后，我去千禧的次数渐渐少了。一来是因为高中学业压力大，二来是因为一中和千禧相去甚远，再无法像初中时那样顺路去读书了。
　　不过倒有一事教我颇为惊喜，我发现我的历史老师便是常去千禧与老板畅谈的书友之一。有一次和老师聊到千禧，我才惊觉有大半年未去了，便特地去了一趟。 　　我在店里翻到了《雅舍小品》，书页泛黄卷边得厉害，我却如获至宝。结账时发现老板精神不太好，眉头深锁，眼神黯淡，连数零钱的手指都有些木木的，像是遇到了极大的打击。
　　我忍不住问他怎么了，老板凄然道：“你晓得吗？香港青文书屋的老板罗志华死了……”我心里一惊，觉得难以置信。我对罗志华的印象最初便源自千禧书社，老板年轻时曾拜访过青文书屋，非常欣赏这个颇具理想主义的同行，也曾向我推荐过青文出版的文化视野丛书。那罗志华年纪应该不算大，怎么就死了呢？
　　老板继续讲道：“罗志华是活活被书压死的……青文书屋歇业后，他把书挪到一个仓库里，腊月廿八还一个人在仓库里清点，结果书砸下来送了他的命。唉，他也算是死得其所，死得其所……”
　　老板还在絮絮地感慨着，我却被这消息惊得沉默不言。罗志华半生与书为伴，为书奔忙，为书痴狂，最后亡身书下，命运的这个玩笑实在让人悲从中来。
　　我不知如何宽慰老板。在劝解别人之事上，我一向没什么天分，我问道：“老板，你这店会一直开下去吗？”
　　老板苦笑着：“能撑一天是一天吧！我倒是想一直开到老，可这两年生意一天天地萧条下去，偏偏房租又涨得厉害，指不定哪天就撑不下去了……”
　　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我跟着一帮同学去江城路夜游，顺便过去看看千禧。远远看去，店里那盏有些昏暗的灯在一片霓虹里微弱得有些可怜。
　　走进店里才发现，原本的两间店面只剩了一间。中间的桌上杂乱地堆着些书画字帖和古玩杂志，厚厚一摞书压着张红纸，上面写着“清仓减价，8元一本，15元两本”。那分明是老板的字，而我却不敢相信这样潦草辛酸的促销语出自他手。
　　大概是因为清仓贱卖的缘故，店里人挺多。老板冲我笑了笑，便又忙着应付顾客去。我在店里转了转，发现架上的书大多已不在原来的地方，墙角的书架旁摞着一捆捆的书，我翻找了一阵子，寻到一本厚厚的《海子诗全集》。抱着它去结账时才发现钱包忘在家里了，我跟老板说了这尴尬情况。老板说帮我留着这本书，等我下次来买。本想问他为何要将书店关了，但见他忙于收账，便也不开口问了。
　　其实原因也容易猜到，房租要涨，收入却不涨，文史类书籍的顾客越来越少，大家都更愿意用网购的廉价、便捷来取代书店购书。我不过是在逆着电子阅读和网上购书的时代之潮，浮出各色教辅书汇就的题海来透个气，在千禧书社寻找那种只有纸质书才能带来的阅读快感，以及“无用的文史哲”带给我的精神享受。
　　我终究没有买到《海子诗全集》。
　　当我再站在江城路163号前时，只看到千禧书社破落的招牌在风里瑟瑟着，那“禧”只余了半边的“喜”字。万卷藏书不见了，坐在柜台后看书的老板也不见了，只剩下卷帘门上鲜红的“招租”二字微微刺痛我的眼。
　　我突然感到难言的悲伤。我知道，属于千禧的时代大概已经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