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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安石的《伤仲永》属于论说文，但不是先有论点后举例子，而是一事一议的层层演绎。与此类似，《游褒禅山记》名为“记”，实则借记游程不断进行反思，从感性经验得出抽象观念，推演出七个层次的人生道理，使读者不但领悟其结论的深邃，而且享受了思考的过程。
【关键词】经典论说文，多层次演绎，文脉
王安石的《伤仲永》篇幅很短，比起他的许多大块头文章，并不见得有多大的分量，却成为历史名篇，为什么呢？
文章的目的是议论，但没有用“论”的写法，而是采用了一事一论的方法，这在《文心雕龙》中不是属于“论”的范畴，而是属于“说”的范畴。不过从文本实际来看，又不完全是《文心雕龙》中的“说”，因为刘勰总结他那时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从先秦游说之士的历史经验出发，总结出其主要特点乃是用巧妙的比喻进行说理，谓之“喻巧理至”“飞文敏以济辞”。从那以后，“说”作为文体，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像韩愈《师说》和柳宗元《捕蛇者说》那样的经典，并不依靠比喻先声夺人，而是发展到從一件事概括出普遍的道理来。
一事乃个别之事，一论乃普遍之理。以个别之事，推出普遍之理，很难不带片面性。例如，韩信少时曾在强者面前不敢对抗，甘受胯下之辱，不能由此推断少时缺乏自尊者日后一概有出息。杰克·伦敦初写小说时经常被退稿，后来一举成名，不能由此断定经常被退稿者将来一定是文学大家。《伤仲永》立论的前提是某种世俗预期：小时决定论。关于这一点，有经典文献提供了分析的空间。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有：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
这个十岁的孩子很有先秦游说之士的急智，自己姓孔，就说自己是孔子的后代，对方姓李，就算是老子的后代。孔子生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孔融则生活在公元2世纪（公元153年—208年），血统相去六七百年，不论说自己是孔子的后代，还是说对方是老子的后代，皆可谓牵强附会，至于说有“亲”，则明显可能性渺茫。这恰恰表现出孩子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和现场敏捷应对的能耐。主宾纷纷惊异，但是太中大夫陈韪不以为然，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小时候有这样的表现，长大了并不一定会有相应的水平。孔融反驳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这个反驳有点人身攻击，是针锋相对的，但反驳的前提是对方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种反驳方法在中国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西方辩论术中叫作“以你的话语来确证我的观点”。
《世说新语》中的这篇文章暗示了一个道理：人在小时候有不凡的表现，并不注定长大了很杰出。但是，该文并没有从道理上说明为什么。王安石的文章恰恰从道理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表面上看，王安石的文章不过是为《世说新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提供一个新的案例，实际上，他提供案例是为了作为立论的出发点，进行因果分析。他给出的例子与《世说新语》的质量也不同。第一，不是一时现场的应对，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从小时为诗文的不同凡响到二十岁左右退化为平庸，对比非常尖锐。第二，在叙事过程中提示了两个原因：父亲把他拿来展览、获利，没有让他不断学习。
文章写到这里，一般说来可谓完成了主题。但是，《伤仲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王安石意识到这件事只是个别现象，道理很浅白，他要在这一个案的基础上，进行理念的升华。
许多赏析文章都说到，此文的好处在即事立论，其实关键不在于立论，而在于从具体的、感性的事上升到普遍的、抽象的论，当中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受之天也”，“天”即天分、天资。有了这个普遍的、抽象的“天”，才能把具体的、感性的记叙转向理性的议论。这个“天”的意思是先天的，是自然的遗传。文章从“天”深入下去，推出另外一个字“贤”，“贤”是属于人的，就过渡到了“人”。在“天”与“人”的矛盾中推理，没有用一般化的字眼“高”，而是用了一个相当雅的“贤”字，这里就隐含着其不但是智力而且是品味的高，不但是一般的“贤于材人”，而且在程度上强化到比较极端的“远矣”。这样高的天资，这样“贤”的程度，却转化为平庸，“卒之为众人”，淹没在众人之中了（“泯然众人矣”）。作者在这里不着痕迹地把主题提升到中国古典哲学的两个范畴——“天”和“人”。当然，王安石没有作“天人合一”的演绎，也没有作“人定胜天”的阐释，而是展开了“天”与“人”的相辅相成。光是“受之天”并不够，还要“学”，即“受之人”，这就不仅仅是狭隘意义上的“学”，而是广义上的人文传承。有了“人”学，“天”资才不至于荒废。
写到这里，主题已经深化。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王安石不满足，又将推理向新的层次推进：联系到实际，受之于天者不受之于人，结果是平庸，何况现实中天资本来就不高的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即最后可能连平庸的“众人”都不如。
王安石写这篇文章，与《世说新语》最大的不同是，不限于表现一个孩子的智慧，也不仅仅说天资好的人要学习，更主要的是向天资并不高的众人发出警示。
文章虽小，但是三个层次的推理在逻辑上层层深化，环环紧扣。这个警示是很理性的，同时在道理中又蕴含着情感。有赏析文章说，文章的题目是“伤仲永”，全文却没有一个“伤”字。然而笔者认为，这个“伤”字，不仅仅在仲永一人，也不仅仅在警示天资高的人，而是警示天资并不高的人，这就包括了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超凡的天资，又不受学于人，连成年仲永那样平庸的水平都达不到，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
最后一句“得为众人而已耶”，用的是反问句，情感色彩比较浓，可谓情理交融。这篇文章一事一议，本来很可能陷于片面。作者不是先有论点，然后举例。这样的做法，思维是静止的、僵化的。本文是在叙事后概括出观念来，在推理的过程中，一步步从容推导，从前一个论点推出下一个论点，把最重要的警示放在最后。这样一来，思维就不是僵化的，而是活跃的，在叙事与分析之间演进，不断深化。 王安石的小型议论文章，往往采用这种方法。例如著名的《游褒禅山记》虽题为“记”，似乎是游记，如果立意仅仅是游记，就很煞风景：“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日：‘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王安石此文之所以经典，并不以目接景奇为务，而在其内心的反思，文脉的层层深化。游山不过是个引子，是特殊的、具体的事情，而反思却是普遍的人的心理。自己明明知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见愈奇，且“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却顶不住众人之议。出来以后，有人怪罪（咎其）“欲出者”，王安石却反省自己“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这是文脉的第二层次，表现了王安石责己严、责人宽的品格。文章已经超越了一般满足于游记享山水之樂的水准了。而这仅仅是个人的反思，王安石将其当作反思的台阶。
文脉进入第三层次，对个体经验进行超越，问题提升得既有历史的高度，又有经验的广度：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这就是说，不仅仅是山水的游历，而且遍及对草木、虫鱼的观察，都能在认识上有所得，更重要的在于，这是古人的普遍经验。从当时人来说，“古人”这样的泛称比之王安石这样一个“今人”要权威得多，可信性就强得多。提高到这样的层次，本来已经大大超越了游记的传统预期，但王安石是个思想家，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要由此顺理成章地将文脉推向第四层次，得出一种更带哲理l生的结论：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使夷近和险远的矛盾转化的条件是“有志”。在艰难险阻面前有志气、有毅力，才可能将逆境转化为顺境。这个论点不难得到论据，例如汉光武帝夸他部将耿弁的名言“有志者事竟成”。一般的文章到此可卒章显志了，但是王安石的文脉/思辨并没有结束。有了志气，就能顶住众人的舆论优势，“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王安石的精深在于，于他人无问题处，把文脉推向了第五层次，“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光是有志气、有毅力也不一定行，还要有相当的身体素质，要有足够的体力。这样是不是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呢？
文脉的第六个层次衍生出新的观念：即使有体力，如果“随以怠”，没有主见，也不行。文脉最精彩处依然不在于此，而在于第七个层次：就算有志气、有体力、有主见，也还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只要尽力了，即使不能成功，也无怨无悔，这就是他最深邃的心得。
文章层层推进，经历了七个层次，得出的结论与“有志者事竟成”相反，显然更深刻。当然，这里有王安石作为一个改革家的内心密码：只要尽了最大的努力，不顾“众人”的反对，不理其讥笑，即使改革不成功，也是无怨无悔的。
两篇文章，都以记事为基础，从直接的、个人的经验提出问题，提升为理性的观念，又将观念层层分析，将论点有序深化。既有先叙后议，又有夹叙夹议，更有议中推演观感与思绪并进，如此笔墨，有诱导读者随作者思绪神游之妙。
与此文同为经典，常常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者还有苏轼的《石钟山记》。从立意上讲，其异曲同工之处在于，苏轼实地考察，先以为郦道元所记为误，后来反复深入调查方知古人不误，最后得出结论：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苏轼所写情节比较曲折，文字也比王安石潇洒，但是就思想深度而言，应该说比之王安石略逊一筹。
此等经典论说文从具体经验到抽象观念，从文脉层层推进深化观念的方法，在中学写作教学中具有很切实的典范意义。它不像中学议论文流行的说法，先有论点，然后组织与论点一致的事例进行“论证”。这样的“论证”是不可靠的，因为选择论点一致的材料，就意味着排除与论点不一致的材料，那就注定是片面的，这样的方法充其量只能起说明作用。而以《石钟山记》为代表的经典，则是从具体经验得出抽象观念，然后一层一层提出条件的限制，排除可能的片面，深化论点。这样得出的结论，不但可靠，而且带着思考的过程，读者不但领悟了结论，而且享受了思考的过程。
【关键词】经典论说文，多层次演绎，文脉
王安石的《伤仲永》篇幅很短，比起他的许多大块头文章，并不见得有多大的分量，却成为历史名篇，为什么呢？
文章的目的是议论，但没有用“论”的写法，而是采用了一事一论的方法，这在《文心雕龙》中不是属于“论”的范畴，而是属于“说”的范畴。不过从文本实际来看，又不完全是《文心雕龙》中的“说”，因为刘勰总结他那时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从先秦游说之士的历史经验出发，总结出其主要特点乃是用巧妙的比喻进行说理，谓之“喻巧理至”“飞文敏以济辞”。从那以后，“说”作为文体，经过唐宋古文运动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像韩愈《师说》和柳宗元《捕蛇者说》那样的经典，并不依靠比喻先声夺人，而是发展到從一件事概括出普遍的道理来。
一事乃个别之事，一论乃普遍之理。以个别之事，推出普遍之理，很难不带片面性。例如，韩信少时曾在强者面前不敢对抗，甘受胯下之辱，不能由此推断少时缺乏自尊者日后一概有出息。杰克·伦敦初写小说时经常被退稿，后来一举成名，不能由此断定经常被退稿者将来一定是文学大家。《伤仲永》立论的前提是某种世俗预期：小时决定论。关于这一点，有经典文献提供了分析的空间。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中有：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
这个十岁的孩子很有先秦游说之士的急智，自己姓孔，就说自己是孔子的后代，对方姓李，就算是老子的后代。孔子生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孔融则生活在公元2世纪（公元153年—208年），血统相去六七百年，不论说自己是孔子的后代，还是说对方是老子的后代，皆可谓牵强附会，至于说有“亲”，则明显可能性渺茫。这恰恰表现出孩子丰富的历史知识储备和现场敏捷应对的能耐。主宾纷纷惊异，但是太中大夫陈韪不以为然，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小时候有这样的表现，长大了并不一定会有相应的水平。孔融反驳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这个反驳有点人身攻击，是针锋相对的，但反驳的前提是对方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种反驳方法在中国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西方辩论术中叫作“以你的话语来确证我的观点”。
《世说新语》中的这篇文章暗示了一个道理：人在小时候有不凡的表现，并不注定长大了很杰出。但是，该文并没有从道理上说明为什么。王安石的文章恰恰从道理上回答了这个问题。
表面上看，王安石的文章不过是为《世说新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提供一个新的案例，实际上，他提供案例是为了作为立论的出发点，进行因果分析。他给出的例子与《世说新语》的质量也不同。第一，不是一时现场的应对，而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从小时为诗文的不同凡响到二十岁左右退化为平庸，对比非常尖锐。第二，在叙事过程中提示了两个原因：父亲把他拿来展览、获利，没有让他不断学习。
文章写到这里，一般说来可谓完成了主题。但是，《伤仲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王安石意识到这件事只是个别现象，道理很浅白，他要在这一个案的基础上，进行理念的升华。
许多赏析文章都说到，此文的好处在即事立论，其实关键不在于立论，而在于从具体的、感性的事上升到普遍的、抽象的论，当中要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受之天也”，“天”即天分、天资。有了这个普遍的、抽象的“天”，才能把具体的、感性的记叙转向理性的议论。这个“天”的意思是先天的，是自然的遗传。文章从“天”深入下去，推出另外一个字“贤”，“贤”是属于人的，就过渡到了“人”。在“天”与“人”的矛盾中推理，没有用一般化的字眼“高”，而是用了一个相当雅的“贤”字，这里就隐含着其不但是智力而且是品味的高，不但是一般的“贤于材人”，而且在程度上强化到比较极端的“远矣”。这样高的天资，这样“贤”的程度，却转化为平庸，“卒之为众人”，淹没在众人之中了（“泯然众人矣”）。作者在这里不着痕迹地把主题提升到中国古典哲学的两个范畴——“天”和“人”。当然，王安石没有作“天人合一”的演绎，也没有作“人定胜天”的阐释，而是展开了“天”与“人”的相辅相成。光是“受之天”并不够，还要“学”，即“受之人”，这就不仅仅是狭隘意义上的“学”，而是广义上的人文传承。有了“人”学，“天”资才不至于荒废。
写到这里，主题已经深化。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王安石不满足，又将推理向新的层次推进：联系到实际，受之于天者不受之于人，结果是平庸，何况现实中天资本来就不高的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即最后可能连平庸的“众人”都不如。
王安石写这篇文章，与《世说新语》最大的不同是，不限于表现一个孩子的智慧，也不仅仅说天资好的人要学习，更主要的是向天资并不高的众人发出警示。
文章虽小，但是三个层次的推理在逻辑上层层深化，环环紧扣。这个警示是很理性的，同时在道理中又蕴含着情感。有赏析文章说，文章的题目是“伤仲永”，全文却没有一个“伤”字。然而笔者认为，这个“伤”字，不仅仅在仲永一人，也不仅仅在警示天资高的人，而是警示天资并不高的人，这就包括了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超凡的天资，又不受学于人，连成年仲永那样平庸的水平都达不到，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
最后一句“得为众人而已耶”，用的是反问句，情感色彩比较浓，可谓情理交融。这篇文章一事一议，本来很可能陷于片面。作者不是先有论点，然后举例。这样的做法，思维是静止的、僵化的。本文是在叙事后概括出观念来，在推理的过程中，一步步从容推导，从前一个论点推出下一个论点，把最重要的警示放在最后。这样一来，思维就不是僵化的，而是活跃的，在叙事与分析之间演进，不断深化。 王安石的小型议论文章，往往采用这种方法。例如著名的《游褒禅山记》虽题为“记”，似乎是游记，如果立意仅仅是游记，就很煞风景：“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日：‘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王安石此文之所以经典，并不以目接景奇为务，而在其内心的反思，文脉的层层深化。游山不过是个引子，是特殊的、具体的事情，而反思却是普遍的人的心理。自己明明知道，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见愈奇，且“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却顶不住众人之议。出来以后，有人怪罪（咎其）“欲出者”，王安石却反省自己“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这是文脉的第二层次，表现了王安石责己严、责人宽的品格。文章已经超越了一般满足于游记享山水之樂的水准了。而这仅仅是个人的反思，王安石将其当作反思的台阶。
文脉进入第三层次，对个体经验进行超越，问题提升得既有历史的高度，又有经验的广度：
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
这就是说，不仅仅是山水的游历，而且遍及对草木、虫鱼的观察，都能在认识上有所得，更重要的在于，这是古人的普遍经验。从当时人来说，“古人”这样的泛称比之王安石这样一个“今人”要权威得多，可信性就强得多。提高到这样的层次，本来已经大大超越了游记的传统预期，但王安石是个思想家，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要由此顺理成章地将文脉推向第四层次，得出一种更带哲理l生的结论：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使夷近和险远的矛盾转化的条件是“有志”。在艰难险阻面前有志气、有毅力，才可能将逆境转化为顺境。这个论点不难得到论据，例如汉光武帝夸他部将耿弁的名言“有志者事竟成”。一般的文章到此可卒章显志了，但是王安石的文脉/思辨并没有结束。有了志气，就能顶住众人的舆论优势，“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王安石的精深在于，于他人无问题处，把文脉推向了第五层次，“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光是有志气、有毅力也不一定行，还要有相当的身体素质，要有足够的体力。这样是不是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呢？
文脉的第六个层次衍生出新的观念：即使有体力，如果“随以怠”，没有主见，也不行。文脉最精彩处依然不在于此，而在于第七个层次：就算有志气、有体力、有主见，也还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只要尽力了，即使不能成功，也无怨无悔，这就是他最深邃的心得。
文章层层推进，经历了七个层次，得出的结论与“有志者事竟成”相反，显然更深刻。当然，这里有王安石作为一个改革家的内心密码：只要尽了最大的努力，不顾“众人”的反对，不理其讥笑，即使改革不成功，也是无怨无悔的。
两篇文章，都以记事为基础，从直接的、个人的经验提出问题，提升为理性的观念，又将观念层层分析，将论点有序深化。既有先叙后议，又有夹叙夹议，更有议中推演观感与思绪并进，如此笔墨，有诱导读者随作者思绪神游之妙。
与此文同为经典，常常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者还有苏轼的《石钟山记》。从立意上讲，其异曲同工之处在于，苏轼实地考察，先以为郦道元所记为误，后来反复深入调查方知古人不误，最后得出结论：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苏轼所写情节比较曲折，文字也比王安石潇洒，但是就思想深度而言，应该说比之王安石略逊一筹。
此等经典论说文从具体经验到抽象观念，从文脉层层推进深化观念的方法，在中学写作教学中具有很切实的典范意义。它不像中学议论文流行的说法，先有论点，然后组织与论点一致的事例进行“论证”。这样的“论证”是不可靠的，因为选择论点一致的材料，就意味着排除与论点不一致的材料，那就注定是片面的，这样的方法充其量只能起说明作用。而以《石钟山记》为代表的经典，则是从具体经验得出抽象观念，然后一层一层提出条件的限制，排除可能的片面，深化论点。这样得出的结论，不但可靠，而且带着思考的过程，读者不但领悟了结论，而且享受了思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