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敌人。尽管很早就把这个软件所有的提示音关掉，它仍然时常无声地作响，像一台绝望的机器，不停歇地向外太空发出“Hi，我们在这儿”的信号。我没有勇气计算一年里有多少时间无谓地花在它身上，也不敢声称明年不会这样。打电话、发电报、手写、千山万水来相会……就更高级吗？抽象的怀旧，和具体的时髦一样，是虚荣使然，并非某个时代所特有。工具并不等同于沟通质量。
　　
　　但加速的信息流动确实带来了变化。也是在今年，我突然意识到吐槽成了一种主流话语，生活中戏谑的程度前所未有地增加。花钱看了烂片，哈哈一笑，觉得任性、有钱。对于粗制滥造的东西，我们的防线一下就被吐槽冲垮。以至为互联网平台打造的文章，都自带一种体例，俏皮话、惊叹号、长到折成好几行的标题，恨不得贴在读者耳边讲话，就快创造出另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了。
　　几年前，前同事采访一位作家，对方用微博写武侠，他也依样在采访文章里让每一个自然段自成一体，以140字为限。那时我只以为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玩耍，现在想来，已是某种先声。通常的说法是，纸媒进入寒冬，新媒体取而代之，吾等何处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聒噪，我倒突然感到一种自暴自弃式的放松。新闻文本进入一条重力系统复杂的隧道，许多新鲜的东西对写作构成引力，这或许也是一种解放。轻装上阵，浑水摸鱼，在熙来攘往的世界里做一个游荡者。是的，如果说今年有什么收获的话，可能就是从这浩汤的水槽里学到了一点放松。写作中放下各种界限。跟随语言的感觉。取得与采访对象、读者的平等。
　　事实上我不相信我们会走向一个没有界限的世界，一切可能正在重建。自我修养很可能是重建的起点——知识的构成、经验、判断力，而不是表达的介质、文体、技巧。但这些要怎么解释呢？面对吐槽最愚蠢的办法就是解释，尤其是一本正经的解释。写《翻译者说》时，许多译者像说悄悄话一样告诉我，这一行的乐趣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事后才慢慢理解他们说的那种感觉，好与不好，值得不值得，和他们写不写，做不做，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啊，我为什么要把这一年过得怎样告诉你们呢。能写的都写在稿子里了，未能写出的只能自己慢慢修炼。如果可以重来，我倒希望可以把那些年轻译者的生活写得更活泼一些，他们宅起来打真人RPG、在健身房里大喊、涂着烈焰红唇在都市丛林里闪现的时刻，可能比直接谈论文学更能准确地反映他们和我们的生活，一道复杂的谜面。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吐槽中灭亡。当编辑布置我写这篇文章时，这句话立刻像灵感一样慑住了我。这本身就是一句吐槽，而吐槽有时是遮掩，为懒惰寻找借口，羞于承认自己和那些严肃的精神有太多关联。和另外一位同事讨论时，我曾大放厥词，文化报道的版面不能拿名气来换算！明年要写一位导演，刚拍了自己的处女作——一部不同于市面上那些假意抒情和廉价励志的青春片，在此之前，他只演过一次男主角，出过一本书。还不够有名。但我执意要在他暴得大名之前访问他，让他好好讲一讲与改革开放同龄的感想。现在，那位和我讨论的同事又成了前同事，我还记得在那封邮件里，前面都是端庄的业务探讨，末尾我又忍不住多加一句玩笑话，好像要硬塞一点不合时宜的幽默感，堵在那个虚拟而尴尬的空当——“文化这东西，必须蔑视市场啊。贱人你说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