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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的新宠
在北京读大学的深圳人张雄准备五一回一趟家，见见好久不见的朋友。当他在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家乡的朋友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一周后，张雄从深圳返程，而他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却在收拾行李，准备南下深圳。
这些匆匆忙忙的行程，都是因为音乐节：2013年4月29日至5月1日在北京通州运河公园举行的草莓音乐节，以及5月17日至19日在深圳大运中心“水晶石”举行的深圳迷笛音乐节。在旅行之外，音乐节给年轻人的生活添上了一抹重彩。
美国电影《黑衣人3》里有个彩蛋，回到过去的威尔·史密斯看到一群长发蓄须的嬉皮士们兴冲冲跑去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重要参加者，著名音乐人约翰·列侬的妻子大野洋子，在安迪·沃霍尔的访客名单中被一笔带过……
那是在1969年，这一年，越战烽火未停，尼克松宣誓就任总统，反战运动持续高亢；美国学运激进派“气象人”主张暴力行动；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吧，不甘于被警察长期骚扰的“同志们”起身抗暴，开启了同性恋争取平等的运动；吸引许多嬉皮士跟随的邪教曼森家族成员犯下严重凶杀案……在这些黑暗、死亡与血腥的交织中，摇滚乐成为青年文化的主要力量，看到爱与和平已然成为时代精神，于是，一些年轻人在纽约州北方的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举办一场“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
最伟大的滚石、披头士和鲍勃·迪伦都参与了这场音乐节，歌手们夜以继日地登台表演，台下的年轻观众在雨后的泥浆中歌唱跳舞。这场音乐节也成为了日后所有音乐节的雏形。
因音乐节而改变
2000年，中国地下摇滚乐队的集散地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原创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国内的音乐节数量年年递增，到2010年至少有50场至70场音乐节。据某些业内人士计算，目前至少有100个国内音乐节，甚至可能更多，达到120场左右。
迷笛音乐节从2000年开始办，但是一直不挣钱。2004年的贺兰山音乐节是中国第一个挣钱的音乐节演出，当时策划人黄燎原兴奋地对前去采访的媒体人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希望能够在革命圣地井冈山再来一次贺兰山这样的大型摇滚演出，主题就叫‘红星照耀中国’。”可这个盈利的音乐节在后来的年月里不了了之，未再续写传奇。到2007年，第8届迷笛音乐节才开始挣钱。见到此景，著名独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也在10月开始办音乐节。有了两个品牌，开始形成竞争，音乐节这个名词也是在这个时候才被大众所关注。
与此同时，更多的音乐节在更多的城市上演。2009年在成都新都地区开办的热波音乐节，对当地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拉动，新都五一期间的旅游收入成为四川所有地区中最高；而在2010年张北草原开展的音乐节，让这个曾因1998年地震和2004年胡锦涛去村民家包饺子而被关注的国家级贫困县，变成了每年都有年轻人扎堆的摇滚圣地。
某年张北音乐节上，摇滚乐队“痛苦的信仰”一曲《公路之歌》响起，在“一直往南方开”的歌声里，当地的青年和五湖四海前来的青年一起联谊，人们自发把手搭在前排人的肩膀上，随着节奏一起向前跳跃，像一列火车向富庶的未知前进。据音乐节主办方统计的不完全记录显示，大约有10万人次参加了此次音乐节，其中以第二天8月8日最多，这一天是周六，观众人数达到了五六万。
这是一个流动的生意场。当地农民看到那么多人涌入张北，就提着篮子，到音乐节场地周围卖起了食物和土特产。为了能让农民增加一些收入，县委、县政府领导没有在音乐节期间实行限价。这个国家级贫困县2008年的人均年收入是2700元，而这一年国家公布的农民人均年收入是4700元。
音乐节人见人爱？
其实，在更久远的2006年，在地方政府倡导宣传服装品牌，带动旅游业的方针下，广东增城就举办了增城音乐啤酒节，那时，当地白水寨风景名胜区的特色农产品供不应求，几大啤酒厂5天就卖出20万瓶啤酒，创下纪录。对于小城市或者贫困县而言，音乐节是旅行套餐的一部分，新的生意、投资机会和旅游者，都可能被引入，而让GDP的旅游增长一栏流光溢彩，可对于大城市而言，答案则成为了“不一定”。
2008年5月杭州举办第一届西湖音乐节，亏了20万。2009年5月第二届，总开支近70万，但是拉到了西湖啤酒和大众汽车的赞助，总共70万，基本打平。2010年开始，演出场地从西湖新天地转移到了西湖八景之一的“柳浪闻莺”，3万平方米的大草坪场租就要20多万元。音乐节发起人朱建曾说，希望音乐节能给杭州人多一个文化选择。可作为一个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的城市，杭州的主管者们对于音乐节的旅游效应并无期待。
就像尽管河豚有毒，但依然有着络绎不绝的饕客。音乐节足够满足小地方的大虚荣心，和流行音乐演唱会相比，成本低，声音大，还能为地方打造城市名片，因此，不少地方县城都对此持支持态度。可对许多商家而言，音乐节的盈利模式并不理想，他们都不愿意投资文化活动。所以长久以来，音乐节资金短缺问题一直困扰着幕后操盘手们，不少音乐节因为这个问题而无法坚持下去。
日本的SummerSonic音乐节门票能卖到人民币1000元，现场组织者贴心地为消费者设计娱乐环节，包括赞助商的参与、广告的植入、产品与音乐主题的切合，观众可以进场领取耳机，有DJ打碟来营造气氛。但在中国，可能组织者们很少有机会考虑得如此周全了，他们的大多数精力放到了申请批文上，假如没有政府的公安、文化、卫生、电力等各个部门的繁琐控制，音乐节的数量还会多得多。
此外，在音乐节进入中国后，也呈现出一种联谊式廉价社交音乐节的味道：观众们被推来挤去，无数没有事先来扎营排队的后来者期望奋不顾身靠推搡挤到前排去；一旦POGO（指听众间互相用身体撞击）开始，前排的女孩子们大多迅速被挤倒也没人管；草地上是随处可见的饮料罐和垃圾，偷窃事件频频发生。在今年的2013年草莓音乐节举行时，开场后官方微博就刷屏告示，不停用错别字说：“请保管好你们的财务（物）。请保管好你们的财务（物）。请保管好你们的财务（物）！”
但这里不是美国，这里不是伍德斯托克。毕竟，在欧美国家，大多数孩子在成年前，可能已经去过不少音乐节了，就像第一次抽烟或者喝酒。
在北京读大学的深圳人张雄准备五一回一趟家，见见好久不见的朋友。当他在登机的时候，才被告知，家乡的朋友正在来北京的路上；一周后，张雄从深圳返程，而他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却在收拾行李，准备南下深圳。
这些匆匆忙忙的行程，都是因为音乐节：2013年4月29日至5月1日在北京通州运河公园举行的草莓音乐节，以及5月17日至19日在深圳大运中心“水晶石”举行的深圳迷笛音乐节。在旅行之外，音乐节给年轻人的生活添上了一抹重彩。
美国电影《黑衣人3》里有个彩蛋，回到过去的威尔·史密斯看到一群长发蓄须的嬉皮士们兴冲冲跑去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重要参加者，著名音乐人约翰·列侬的妻子大野洋子，在安迪·沃霍尔的访客名单中被一笔带过……
那是在1969年，这一年，越战烽火未停，尼克松宣誓就任总统，反战运动持续高亢；美国学运激进派“气象人”主张暴力行动；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吧，不甘于被警察长期骚扰的“同志们”起身抗暴，开启了同性恋争取平等的运动；吸引许多嬉皮士跟随的邪教曼森家族成员犯下严重凶杀案……在这些黑暗、死亡与血腥的交织中，摇滚乐成为青年文化的主要力量，看到爱与和平已然成为时代精神，于是，一些年轻人在纽约州北方的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举办一场“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
最伟大的滚石、披头士和鲍勃·迪伦都参与了这场音乐节，歌手们夜以继日地登台表演，台下的年轻观众在雨后的泥浆中歌唱跳舞。这场音乐节也成为了日后所有音乐节的雏形。
因音乐节而改变
2000年，中国地下摇滚乐队的集散地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原创音乐节——迷笛音乐节，国内的音乐节数量年年递增，到2010年至少有50场至70场音乐节。据某些业内人士计算，目前至少有100个国内音乐节，甚至可能更多，达到120场左右。
迷笛音乐节从2000年开始办，但是一直不挣钱。2004年的贺兰山音乐节是中国第一个挣钱的音乐节演出，当时策划人黄燎原兴奋地对前去采访的媒体人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希望能够在革命圣地井冈山再来一次贺兰山这样的大型摇滚演出，主题就叫‘红星照耀中国’。”可这个盈利的音乐节在后来的年月里不了了之，未再续写传奇。到2007年，第8届迷笛音乐节才开始挣钱。见到此景，著名独立唱片公司摩登天空也在10月开始办音乐节。有了两个品牌，开始形成竞争，音乐节这个名词也是在这个时候才被大众所关注。
与此同时，更多的音乐节在更多的城市上演。2009年在成都新都地区开办的热波音乐节，对当地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拉动，新都五一期间的旅游收入成为四川所有地区中最高；而在2010年张北草原开展的音乐节，让这个曾因1998年地震和2004年胡锦涛去村民家包饺子而被关注的国家级贫困县，变成了每年都有年轻人扎堆的摇滚圣地。
某年张北音乐节上，摇滚乐队“痛苦的信仰”一曲《公路之歌》响起，在“一直往南方开”的歌声里，当地的青年和五湖四海前来的青年一起联谊，人们自发把手搭在前排人的肩膀上，随着节奏一起向前跳跃，像一列火车向富庶的未知前进。据音乐节主办方统计的不完全记录显示，大约有10万人次参加了此次音乐节，其中以第二天8月8日最多，这一天是周六，观众人数达到了五六万。
这是一个流动的生意场。当地农民看到那么多人涌入张北，就提着篮子，到音乐节场地周围卖起了食物和土特产。为了能让农民增加一些收入，县委、县政府领导没有在音乐节期间实行限价。这个国家级贫困县2008年的人均年收入是2700元，而这一年国家公布的农民人均年收入是4700元。
音乐节人见人爱？
其实，在更久远的2006年，在地方政府倡导宣传服装品牌，带动旅游业的方针下，广东增城就举办了增城音乐啤酒节，那时，当地白水寨风景名胜区的特色农产品供不应求，几大啤酒厂5天就卖出20万瓶啤酒，创下纪录。对于小城市或者贫困县而言，音乐节是旅行套餐的一部分，新的生意、投资机会和旅游者，都可能被引入，而让GDP的旅游增长一栏流光溢彩，可对于大城市而言，答案则成为了“不一定”。
2008年5月杭州举办第一届西湖音乐节，亏了20万。2009年5月第二届，总开支近70万，但是拉到了西湖啤酒和大众汽车的赞助，总共70万，基本打平。2010年开始，演出场地从西湖新天地转移到了西湖八景之一的“柳浪闻莺”，3万平方米的大草坪场租就要20多万元。音乐节发起人朱建曾说，希望音乐节能给杭州人多一个文化选择。可作为一个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的城市，杭州的主管者们对于音乐节的旅游效应并无期待。
就像尽管河豚有毒，但依然有着络绎不绝的饕客。音乐节足够满足小地方的大虚荣心，和流行音乐演唱会相比，成本低，声音大，还能为地方打造城市名片，因此，不少地方县城都对此持支持态度。可对许多商家而言，音乐节的盈利模式并不理想，他们都不愿意投资文化活动。所以长久以来，音乐节资金短缺问题一直困扰着幕后操盘手们，不少音乐节因为这个问题而无法坚持下去。
日本的SummerSonic音乐节门票能卖到人民币1000元，现场组织者贴心地为消费者设计娱乐环节，包括赞助商的参与、广告的植入、产品与音乐主题的切合，观众可以进场领取耳机，有DJ打碟来营造气氛。但在中国，可能组织者们很少有机会考虑得如此周全了，他们的大多数精力放到了申请批文上，假如没有政府的公安、文化、卫生、电力等各个部门的繁琐控制，音乐节的数量还会多得多。
此外，在音乐节进入中国后，也呈现出一种联谊式廉价社交音乐节的味道：观众们被推来挤去，无数没有事先来扎营排队的后来者期望奋不顾身靠推搡挤到前排去；一旦POGO（指听众间互相用身体撞击）开始，前排的女孩子们大多迅速被挤倒也没人管；草地上是随处可见的饮料罐和垃圾，偷窃事件频频发生。在今年的2013年草莓音乐节举行时，开场后官方微博就刷屏告示，不停用错别字说：“请保管好你们的财务（物）。请保管好你们的财务（物）。请保管好你们的财务（物）！”
但这里不是美国，这里不是伍德斯托克。毕竟，在欧美国家，大多数孩子在成年前，可能已经去过不少音乐节了，就像第一次抽烟或者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