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在我进入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之前，龚心翰已是常务副部长。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1964年毕业后进入《解放日报》，先后担任要闻部编辑和评论员。1969年，龚心瀚北上黑龙江逊河公社双河大队采访，连夜写出了在边疆插队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英勇牺牲的报道。这篇报道发表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指示《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立即轰动全国。
　　“文革”初期，龚心翰领导的群众组织和造反派“工总司”对抗，酿成著名的“解放日报事件”，因此被张春桥、姚文元投入监狱。龚心瀚在狱中坚持与“四人帮”斗争，被邓小平称赞为“真正的硬汉子”。“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就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担任宣传部长王元化的副手。我进宣传部的时候，适逢王元化从部长职位上退下来，办公室主任潘维明被提拔为主持工作的副部长，龚心翰成为原先的下级小潘的副手。这对一般领导干部来说是件很尴尬的事情，但老龚并未因此闹情绪，也没有为难小潘这个新干部。
　　因为我所在的研究室直属潘维明分管，被认为是他的嫡系部队，所以平时和龚心翰很少打交道。直到1987年潘维明在“反自由化”运动中中箭落马，我才第一次和老龚面对面地交谈。当时谣言四起，说小潘落马是因为龚心翰向中央打小报告。有一天晚上，老龚约我去他家谈心。刚刚坐下，我有点局促不安。老龚却开门见山，问我有没听过那些流言。我不想回避，就实话实说。老龚坦率地说：“尽管小潘过去对我很不尊重，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看法有分歧，但我绝不会在他背后插一刀。我自己曾经在‘文革’中挨整，绝不会再去整别人。再说，我对权力没有野心，以自己的出身和能力而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已是出乎意料的了。”我见他态度很诚恳，就说，“老龚，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只要是工作需要，今后我同样会积极配合你”。后来我协助老龚筹备了在金山石化总厂举办的企业文化研讨会。
　　后来，我离开了宣传部，不久以后出国留学。1991年夏开学前夕，我正在为筹措学费发愁，突然接到龚心翰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原来他率领上海影视代表团来美访问，从原上海电视台主播陈燕华那里听说我处境不妙，就要了我的联系方法。他在电话中说：“你那么大年纪了，英语基础又不好，再要上学实在太艰难。不如回上海经商，我会尽力帮助你的。”我听了很感动。以往的许多朋友认为我这一走就再无出头之日，纷纷离我而去。老龚和我并无交情，却主动向我伸出援手，真是“疾风知劲草，路遥见马力”啊！老龚就是这样，平时对人从来没有花言巧语，但在你困难的时候，无论大事小事，只要他力所能及，都会尽力帮你。
　　1994年，我到香港工作后，第一次到上海和北京出差。当时龚心翰已经奉调中宣部担任常务副部长。到北京后想去看他，想着也许他不便见我，犹豫再三还是试探着打了个电话。不料龚心翰十分热情地约我当晚就去他的住所。当晚见到的老龚还是那个老龚，依然是那样的平易近人。我叫他龚部长，当即被阻止，要我仍旧称他老龚，并且叮嘱我以后有事尽管找他。当晚在老龚寓所的还有司机老刘。老刘说，龚部长的家属留在上海，他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又不喜歡与人交际。老刘怕他寂寞，下班后经常陪他吃晚饭，但都是老龚下厨，老刘吃现成饭。时间一久，老刘已经嫌老伴做的菜远不如龚部长的，再也不肯回家吃饭了。部长给司机做饭，这在共和国历史上大概也是前所未有的吧。
　　从此以后，我每次回内地都会去看望龚心翰，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当时我在香港传媒工作，回归以前做内地新闻就像走钢丝，分寸的拿捏很不容易。他就像一位兄长经常给我一些善意的提醒，但从来不谈及自己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他生病住院，等他病愈上班时，这位常务副部长只分管出版，权力还不如出版局长。我听说后当面问他。老龚只说了一句：“让我少管点事也好，我能把出版工作管好已经不错了。”然后就把话题岔了开去。他就是这样热爱工作，却不热衷权力。
　　这几年，我先在南怀瑾身边静修，后来患上眼疾不便出门，和老龚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听说他从政协常委的职位上退下来以后回到了新闻老本行，用镜头反映时代生活。2009年后在北京、上海、哈尔滨、海南、无锡等地举办个人摄影展。这位平民部长从平民中来，又回到平民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