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民间艺术是民俗观念的重要载体，内容和形式大多受民俗活动或民俗心理的制约，通过梳理《荆楚岁时记》中所载民间美术的形式，探析书中所记载的民间年画、民间剪纸、民间雕塑、民间印染、民间织锦和民间刺绣等不同民艺形式的文化内涵，从而窥探南朝荆楚民众的审美观念、意识形态等重要特征，进一步了解荆楚地域崇尚信仰的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积极主动的情感取向。
关键词：《荆楚岁时记》；民间美术；文化内涵；情感取向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119-03
民艺作为民间文化观念的物化形态，是民俗多方面多功能发挥作用的综合表现，其形式和内容大多受民俗活动与民俗心理的制约，反映了民众的审美倾向、审美观念、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等意识形态特征[1]。
张道一先生强调民间美术的人文因素，采用民俗事象和艺术风格为综合分类标准，将民间美术分为三大类属：以欣赏、装饰和点缀生活环境为主的品类；结合民间传统礼仪和岁时节令的品类；以日常生活为主的品类[2]。这种分类注重民间美术的艺术样式特征、民俗观念和民俗用途，以艺术的社会功能作为分类的依据，也更具有综合学科的特点。
《荆楚岁时记》是我国第一部地方岁时民俗的笔记体专书，也是我国最早记录楚地岁时节令与风物故事的民俗志著作，在中国民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3]。其以时间为序，自元旦至除夕，记录了古代荆楚地区四时十二月重大节令的岁时民俗[4]。本文拟从《荆楚岁时记》中所载“结合民间传统礼仪和岁时节令之品类”的民间美术出发，探讨民俗民间美术的文化内涵。
笔者将《荆楚岁时记》中关于民间美术的语料分类整理，涉及到民间剪纸、民间年画、民间雕塑、民间印染、民间织锦和民间刺绣，总体来说可以归纳为崇尚生命意识、表达美好祝愿、展示女红技艺等3类题材。3种题材分类并非界限森严，而是彼此错杂与融汇的，其代表的文化内涵也是丰富深刻的。
一、崇尚生命意识[5]
荆楚民众有着浓厚的神秘意识和巫鬼观念，在祭祀神灵的活动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世俗生活的關注，也体现出人的生命意识提升和主动姿态的积极。在崇尚生命意识这一类目中关于民间美术的描述不无涉及生殖崇拜，保护生命；驱灾辟邪，祈求平安的内容。
（一）生殖崇拜，保护生命
正月初七是人日，“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6]。把五色绸剪为人形，或者把金属薄片雕刻为人形，贴在屏风上，戴在鬓角处。妇女制作花状首饰互相赠送。此即为早期民间剪纸的描述。从考古来看，商代墓葬中出土的很多漆器上镶嵌有镂空图案的金属薄片，汉代金银薄片刻花的装饰物也是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剪彩和镂刻金属薄饰片等剪刻工艺由古文献记载、古墓出土文物为证，均可视为剪纸的前奏，只是与传统理解的剪纸存在材料上的差异，但在制作方式和艺术特点上却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剪纸用途广泛，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一直有所发展，在人生礼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把五色绸或金属薄片剪为人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代表荆楚民众进入新年，形貌精神一改旧态而成新人。荆楚民众对人日这一人生节点异常重视，认为人日直接关系人生，故采取主动进取的姿态祈求神力的庇佑。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六朝时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期，也是社会文化大变动的时期。连绵的战祸和灾荒使人们颠沛迁徙，缺乏安全的保障。生命面临危险，人口大量减少，中国民众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这一背景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祈求人生的顺遂和人口的繁衍自然受到民众的特别重视，而在这其中也显示出了荆楚人民在艰难困境中求生存的顽强意志[7]。
（二）驱灾辟邪，祈求平安
“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8]在纸帖上画鸡贴于门上，将苇索悬挂在画鸡之上，桃符立于两旁，以达到禳除鬼魅邪气的目的。由此可以证实，南北朝时已有单幅的门画出现。对于民间年画历史的追溯最早始于原始的宗教信仰，神荼和郁垒是传说中最早的门神，东汉蔡邕《独断》中：“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岁末将神荼、郁垒的形象贴于门上并悬挂苇索，显然早在东汉时期这已经成为流行民间的风俗习惯。贴门神形象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阻挡鬼怪侵袭、祈求平安的固定的民俗活动程式。门神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打破了以往“成教化、助人伦”的程式规范，在创作理念和风格上，转而表现社会现实和民众的世俗生活；在表现题材上，除了以前的神荼、郁垒、钟馗及武士形象外，也有文官作为门神的，还出现了美人的形象，以及戏曲、杂技的内容。但无论如何演变，最初的寓意没有改变，仍旧是人们祈求平安福祉的一种心理诉求。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9]七月十五日作盂兰盆会大概始于目连解脱母亲在地狱所受罪刑的典故，此后人们对盂兰盆会异常重视，根据经义对其大肆美化装饰，甚至于雕木刻竹，做糖果，胶蜡烛，剪彩绸，都模仿花叶的形状，穷尽美妙的技巧。这段描述涉及到民间雕塑、民间剪纸的内容。这里主要指的是“雕”的概念，是在硬质材料上根据设计方案用雕和刻的方法制成的艺术品，所用的材料有石、木、砖、金属、竹、骨、牙等。而所剪彩绸模仿花叶的形状，称为“华胜”。本段提及木雕、竹刻以及剪纸的描述非常清晰。而所有这些极尽能巧之事都是佛家弟子为施展孝义、驱灾避祸所营造的重要仪式。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10]十二月初八是腊日，俗话说“腊鼓敲响，春草生长”，村里人人都敲着细腰鼓，头戴着傩面具，装扮成金刚力士的形象，逐除疾疫。此段描述中提及了傩面具，它属于民间雕塑中的一个分支，傩戏面具是祭祀木雕中一个特别的品种，“傩”者，《吕氏春秋·季冬》曰：“命有司大傩。”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驱除是也。”“傩戏”流行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西等省区，是戏曲的一种类别，系由原始人驱鬼逐疫的傩舞发展而成。“傩”来源于原始图腾崇拜，傩戏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演出时演员多戴面具，而傩戏中各位神祀的面相均有固定的程式，其造型多古朴、粗放，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荆楚民众心中，他们相信傩是威力无边的神祀，甚至是一种精神性的向导，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在这种活泼积极的世俗活动中，也显示出荆楚民众对于平安健康生活的向往，以主动的姿态，巫术的仪式，祈请祖灵佑护后人的福祉。 二、 表达美好祝愿
“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11]立春这天，人们头上戴着剪为燕形的五色绸，并帖上“宜春”二字。这是对于剪纸的描述，上文也有谈及民间剪纸，在诸多文献记载中，大有岁时节令剪纸的民间习俗。燕子既是迎春的使者，也是生命的象征，在春燕南来的时节，也是生命萌动的时节，因此燕子在古代被视为生命之鸟。燕含青书赞美春天，人们期盼燕子带来生殖的力量，传递美好的祝愿和吉祥的寓意。
三、展示女红技艺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按：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12]五月初五那天，手臂上系五色丝织品，叫做“辟兵”，为了不染瘟疫。也有互相赠送条纹清晰的丝织物织绣成的物品。妇女们在蚕茧初生时纷纷练丝染色，将精心绣绘有日月星辰鸟兽各种物状的丝织品进奉给尊长。这种丝绸饰品，摹拟物状的名称很多，分别名为长命缕、续命缯、辟兵缯、五色丝、朱索。东南西北方分别用青色、白色、红色、黑色代表，中央即饰黄色，折叠成方胜，饰在胸前，显示妇女丝织的成就。本段描述记载了民间印染和民间织锦两种民艺形式。印染是一种染色印花的工艺技术，在各种纤维织物的材料上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的处理使其形成某種色彩或图案。中国古代最早用染料在纤维植物上绘制纹样的方法称“画繢”，又称敷彩和章施，亦即现代所称的“手绘”，这一手法至今仍在运用。魏晋南北朝时，绞缬（扎染）和夹缬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妇女们在蚕丝成熟之时，也许就是用这种工艺来染色织绣的。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关于织锦的最早记录见于周朝末期，《诗经》中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的咏句。织锦质地厚密，图案花纹繁复，工艺细腻，风格多样。精美细腻的丝织品无疑是女红技艺的艺术呈现，显示荆楚女性的勤劳智慧和灵巧多姿。另一方面将精美的织物敬献给尊长，也彰显了荆楚民众对伦理观念的重视。
“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13]七月初七当日夜晚，家家户户的妇女都结扎彩丝线，穿用金、银、黄铜做的很细的针，并把瓜果陈列在庭院中向织女星神乞求智巧，如若蜘蛛在瓜果上结起网来，便认为有织子星神降临。这是关于刺绣的记载，民间刺绣是将各色的彩色丝线、绒线或棉线在织好的绸缎、布帛等材料上用不同的针法进行刺缀，从而形成不同的图案、花纹或文字。妇女做针的细致也是在为刺绣做准备工作。染好的丝线，精细的针，都是她们女红技艺必备的基本材料。而专门女性节日的出现，也表明妇女地位的上升，以及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单一程式化的祭祀仪式开始和娱乐性活动相融合，不但丰富了节日的文化内涵，也更能适应和调剂民众的日常生活。女红技艺的精湛，也体现出荆楚民众超凡的智慧和昂扬的精神风貌。在女红作品中所寄寓的深厚文化内涵，蕴涵着招福纳祥、祈福避祸的美好愿望，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
《荆楚岁时记》中对于民间美术的描述，不仅仅是视觉形象的呈现，而蕴含着深厚的民俗观念和文化寓意，在岁时节令的民俗事象中，荆楚民众以程式化的仪式或典礼来祭祀沟通神灵，以约定俗成的信仰祈求获得精神力量。这深刻印证了民艺作为民俗观念的载体，是审美情感和意识形态重要表征的观点。对文中所载民间美术题材的深度挖掘，从形式上升到内容，集中反映了荆楚民众积极主动的情感内核和崇尚信仰的文化积淀。
——————————
参考文献：
〔1〕潘鲁生.民艺研究[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13.
〔2〕王平.中国民间美术通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7.
〔3〕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述论[J].民俗研究，2000，（2）：172.
〔4〕〔6〕〔8〕〔9〕〔10〕〔11〕〔12〕〔13〕（晋）张华等撰；王根林等校点.博物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3，156，156，161，161，157，160，160.
〔5〕王娟.民俗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0.
〔7〕萧辉，萧放.岁时生活与荆楚民众的时间观念——《荆楚岁时记》研究之一[J].江汉论坛.2000，（7）：76.
（责任编辑 姜黎梅）
关键词：《荆楚岁时记》；民间美术；文化内涵；情感取向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119-03
民艺作为民间文化观念的物化形态，是民俗多方面多功能发挥作用的综合表现，其形式和内容大多受民俗活动与民俗心理的制约，反映了民众的审美倾向、审美观念、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等意识形态特征[1]。
张道一先生强调民间美术的人文因素，采用民俗事象和艺术风格为综合分类标准，将民间美术分为三大类属：以欣赏、装饰和点缀生活环境为主的品类；结合民间传统礼仪和岁时节令的品类；以日常生活为主的品类[2]。这种分类注重民间美术的艺术样式特征、民俗观念和民俗用途，以艺术的社会功能作为分类的依据，也更具有综合学科的特点。
《荆楚岁时记》是我国第一部地方岁时民俗的笔记体专书，也是我国最早记录楚地岁时节令与风物故事的民俗志著作，在中国民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3]。其以时间为序，自元旦至除夕，记录了古代荆楚地区四时十二月重大节令的岁时民俗[4]。本文拟从《荆楚岁时记》中所载“结合民间传统礼仪和岁时节令之品类”的民间美术出发，探讨民俗民间美术的文化内涵。
笔者将《荆楚岁时记》中关于民间美术的语料分类整理，涉及到民间剪纸、民间年画、民间雕塑、民间印染、民间织锦和民间刺绣，总体来说可以归纳为崇尚生命意识、表达美好祝愿、展示女红技艺等3类题材。3种题材分类并非界限森严，而是彼此错杂与融汇的，其代表的文化内涵也是丰富深刻的。
一、崇尚生命意识[5]
荆楚民众有着浓厚的神秘意识和巫鬼观念，在祭祀神灵的活动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世俗生活的關注，也体现出人的生命意识提升和主动姿态的积极。在崇尚生命意识这一类目中关于民间美术的描述不无涉及生殖崇拜，保护生命；驱灾辟邪，祈求平安的内容。
（一）生殖崇拜，保护生命
正月初七是人日，“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6]。把五色绸剪为人形，或者把金属薄片雕刻为人形，贴在屏风上，戴在鬓角处。妇女制作花状首饰互相赠送。此即为早期民间剪纸的描述。从考古来看，商代墓葬中出土的很多漆器上镶嵌有镂空图案的金属薄片，汉代金银薄片刻花的装饰物也是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剪彩和镂刻金属薄饰片等剪刻工艺由古文献记载、古墓出土文物为证，均可视为剪纸的前奏，只是与传统理解的剪纸存在材料上的差异，但在制作方式和艺术特点上却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剪纸用途广泛，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一直有所发展，在人生礼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把五色绸或金属薄片剪为人形，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代表荆楚民众进入新年，形貌精神一改旧态而成新人。荆楚民众对人日这一人生节点异常重视，认为人日直接关系人生，故采取主动进取的姿态祈求神力的庇佑。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六朝时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期，也是社会文化大变动的时期。连绵的战祸和灾荒使人们颠沛迁徙，缺乏安全的保障。生命面临危险，人口大量减少，中国民众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这一背景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祈求人生的顺遂和人口的繁衍自然受到民众的特别重视，而在这其中也显示出了荆楚人民在艰难困境中求生存的顽强意志[7]。
（二）驱灾辟邪，祈求平安
“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8]在纸帖上画鸡贴于门上，将苇索悬挂在画鸡之上，桃符立于两旁，以达到禳除鬼魅邪气的目的。由此可以证实，南北朝时已有单幅的门画出现。对于民间年画历史的追溯最早始于原始的宗教信仰，神荼和郁垒是传说中最早的门神，东汉蔡邕《独断》中：“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岁末将神荼、郁垒的形象贴于门上并悬挂苇索，显然早在东汉时期这已经成为流行民间的风俗习惯。贴门神形象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阻挡鬼怪侵袭、祈求平安的固定的民俗活动程式。门神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打破了以往“成教化、助人伦”的程式规范，在创作理念和风格上，转而表现社会现实和民众的世俗生活；在表现题材上，除了以前的神荼、郁垒、钟馗及武士形象外，也有文官作为门神的，还出现了美人的形象，以及戏曲、杂技的内容。但无论如何演变，最初的寓意没有改变，仍旧是人们祈求平安福祉的一种心理诉求。
“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9]七月十五日作盂兰盆会大概始于目连解脱母亲在地狱所受罪刑的典故，此后人们对盂兰盆会异常重视，根据经义对其大肆美化装饰，甚至于雕木刻竹，做糖果，胶蜡烛，剪彩绸，都模仿花叶的形状，穷尽美妙的技巧。这段描述涉及到民间雕塑、民间剪纸的内容。这里主要指的是“雕”的概念，是在硬质材料上根据设计方案用雕和刻的方法制成的艺术品，所用的材料有石、木、砖、金属、竹、骨、牙等。而所剪彩绸模仿花叶的形状，称为“华胜”。本段提及木雕、竹刻以及剪纸的描述非常清晰。而所有这些极尽能巧之事都是佛家弟子为施展孝义、驱灾避祸所营造的重要仪式。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10]十二月初八是腊日，俗话说“腊鼓敲响，春草生长”，村里人人都敲着细腰鼓，头戴着傩面具，装扮成金刚力士的形象，逐除疾疫。此段描述中提及了傩面具，它属于民间雕塑中的一个分支，傩戏面具是祭祀木雕中一个特别的品种，“傩”者，《吕氏春秋·季冬》曰：“命有司大傩。”高诱注：“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驱除是也。”“傩戏”流行于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广西等省区，是戏曲的一种类别，系由原始人驱鬼逐疫的傩舞发展而成。“傩”来源于原始图腾崇拜，傩戏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演出时演员多戴面具，而傩戏中各位神祀的面相均有固定的程式，其造型多古朴、粗放，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荆楚民众心中，他们相信傩是威力无边的神祀，甚至是一种精神性的向导，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在这种活泼积极的世俗活动中，也显示出荆楚民众对于平安健康生活的向往，以主动的姿态，巫术的仪式，祈请祖灵佑护后人的福祉。 二、 表达美好祝愿
“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11]立春这天，人们头上戴着剪为燕形的五色绸，并帖上“宜春”二字。这是对于剪纸的描述，上文也有谈及民间剪纸，在诸多文献记载中，大有岁时节令剪纸的民间习俗。燕子既是迎春的使者，也是生命的象征，在春燕南来的时节，也是生命萌动的时节，因此燕子在古代被视为生命之鸟。燕含青书赞美春天，人们期盼燕子带来生殖的力量，传递美好的祝愿和吉祥的寓意。
三、展示女红技艺
“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按：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12]五月初五那天，手臂上系五色丝织品，叫做“辟兵”，为了不染瘟疫。也有互相赠送条纹清晰的丝织物织绣成的物品。妇女们在蚕茧初生时纷纷练丝染色，将精心绣绘有日月星辰鸟兽各种物状的丝织品进奉给尊长。这种丝绸饰品，摹拟物状的名称很多，分别名为长命缕、续命缯、辟兵缯、五色丝、朱索。东南西北方分别用青色、白色、红色、黑色代表，中央即饰黄色，折叠成方胜，饰在胸前，显示妇女丝织的成就。本段描述记载了民间印染和民间织锦两种民艺形式。印染是一种染色印花的工艺技术，在各种纤维织物的材料上采用物理或化学方法的处理使其形成某種色彩或图案。中国古代最早用染料在纤维植物上绘制纹样的方法称“画繢”，又称敷彩和章施，亦即现代所称的“手绘”，这一手法至今仍在运用。魏晋南北朝时，绞缬（扎染）和夹缬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妇女们在蚕丝成熟之时，也许就是用这种工艺来染色织绣的。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关于织锦的最早记录见于周朝末期，《诗经》中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的咏句。织锦质地厚密，图案花纹繁复，工艺细腻，风格多样。精美细腻的丝织品无疑是女红技艺的艺术呈现，显示荆楚女性的勤劳智慧和灵巧多姿。另一方面将精美的织物敬献给尊长，也彰显了荆楚民众对伦理观念的重视。
“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13]七月初七当日夜晚，家家户户的妇女都结扎彩丝线，穿用金、银、黄铜做的很细的针，并把瓜果陈列在庭院中向织女星神乞求智巧，如若蜘蛛在瓜果上结起网来，便认为有织子星神降临。这是关于刺绣的记载，民间刺绣是将各色的彩色丝线、绒线或棉线在织好的绸缎、布帛等材料上用不同的针法进行刺缀，从而形成不同的图案、花纹或文字。妇女做针的细致也是在为刺绣做准备工作。染好的丝线，精细的针，都是她们女红技艺必备的基本材料。而专门女性节日的出现，也表明妇女地位的上升，以及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单一程式化的祭祀仪式开始和娱乐性活动相融合，不但丰富了节日的文化内涵，也更能适应和调剂民众的日常生活。女红技艺的精湛，也体现出荆楚民众超凡的智慧和昂扬的精神风貌。在女红作品中所寄寓的深厚文化内涵，蕴涵着招福纳祥、祈福避祸的美好愿望，而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
《荆楚岁时记》中对于民间美术的描述，不仅仅是视觉形象的呈现，而蕴含着深厚的民俗观念和文化寓意，在岁时节令的民俗事象中，荆楚民众以程式化的仪式或典礼来祭祀沟通神灵，以约定俗成的信仰祈求获得精神力量。这深刻印证了民艺作为民俗观念的载体，是审美情感和意识形态重要表征的观点。对文中所载民间美术题材的深度挖掘，从形式上升到内容，集中反映了荆楚民众积极主动的情感内核和崇尚信仰的文化积淀。
——————————
参考文献：
〔1〕潘鲁生.民艺研究[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13.
〔2〕王平.中国民间美术通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7.
〔3〕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述论[J].民俗研究，2000，（2）：172.
〔4〕〔6〕〔8〕〔9〕〔10〕〔11〕〔12〕〔13〕（晋）张华等撰；王根林等校点.博物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3，156，156，161，161，157，160，160.
〔5〕王娟.民俗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0.
〔7〕萧辉，萧放.岁时生活与荆楚民众的时间观念——《荆楚岁时记》研究之一[J].江汉论坛.2000，（7）：76.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