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新年来临之时，总有人问我来年的打算。多数时刻，我愿意做而不说。这倒不是说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需要隐藏，或者是城府深到像马里亚纳海沟。我固有学习精神强旺的长处，但也深知自己泛滥无归的毛病。阅读、研究、写作的兴趣多到自己要活几辈子，时间都还不够用的地步。我一些研究和写作的战线扯得太长，贪多求大，时常中间插播其他写作节目，甚而出现了“烂尾楼”。
　　比如我比较大的“烂尾楼”就是《中国告密史》的写作，准备了很多年，但至今仍未能蒇事。当年觉得此事既好玩又好办，哪知深入进去，读了二十四史，才觉得它固然好玩有趣，但在史料的裁择和研究角度上，不甚好办。原先想无非从政治运营、统治成本、牧民管控、告密方式、道德伦理、群众心理诸方面写个一卷本，就可以向自己交差了。但写起来才知道不那么简单，你要研究中国的告密，那么其他国家的历史要不要加以借鉴呢？比如学者费格斯的大部头著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你能漠视么？《窃听风暴》一类的电影有无介绍之可能？如果有，那么是否单独列一章来进行中外比较？
　　由于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我也非常关注中国教育，自从写了本比较宏观地批评中国教育的《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一书后，也没闲着，继续写散篇教育文章，终于部分结集为《给你爱的人以自由》一书而即将出版。但这还是不够。几年前我就准备了要想写一本《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的书，来解读中国这一百年来，我们的第一课、语文教材编写、出版与竞争、教材编写者、教学方式、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传播学等方面的问题。比如我会选择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解剖诸如林觉民《与妻书》这样的文章，为何台湾在实现教材编写民营化后，民营和当局编的教材都不再选用，以及香港似乎从不选此文的原因为何，其间包含着什么样的教育目的观和价值内核。这样的书写作起来，无论从材料搜集和研究方法上，其难度可想而知。但不管怎样，我想先来收拾这座“烂尾楼”。
　　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警告得好：“对于一个只有一把锤子的人，任何问题看起来都很像钉子。”我常常扪心自问，更害怕这样一种此生只交给一把锤子的状态——哪怕这把锤子通往金光大道，但它究竟只是一把锤子，不是花园，更没有春天——因为人生的问题不会顺着我的意愿只来钉子。再者，与短平快的现实主义和充满毒药的成功学走得太近，而使自己缺少一点“为什么要如此活”的思考空间，实在不是我所需要的人生捷径。
　　那么有人会问我写作不是为了挣钱出名吗？我不想否认，而且甚至喜欢这个庸俗的想法。为名图利的想法，换成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的话，会变得让你能感受到其中的美好和实在。他说：“我们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出自于厨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不要讨论他们的人道，而要讨论他们的自爱，不是对他们讲我们需要什么，而要讲什么对他们好。”我不希望有思想上的上级，亦不希望有语言上的领导，只希望用自己的思考和语言，来换取购买者的认可。与其说我要用甜言蜜语来迷惑大家，不如说要使别人看了还觉得生活有这样的款式，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而生出某种“吾道不孤”的共鸣。
　　再浩瀚的梦想，都需要点滴努力。我早已过了大喊口号的激越年龄，但我的理性和韧性，比年轻时候更多，我希望它成为自己的标配。有人问“日拱一卒”到底有何用处？社会并没因你而有什么改变。哈维尔说，我们做有些事情并不是它立马有什么用处，而是因为它是对的。换句话，就像我的写作一样，永远不可能产生“传檄而天下定”的谵妄效果，但我愿意承认它还算有点意思。也许我的梦想就是让自己尽量光明，客观上能为他人带来萤火之亮。我的一位老友在《被背叛的台湾》一文里说了一句话，深得我心：“国家可以走多远，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假设。我们可以走多远，是一个温暖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