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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经济前景预计将起伏跌宕，全球治理将经历重大调整。
去年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美元走强，而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货币大幅贬值，货币政策进入“负利率”，与美国的货币政策严重分化。同时，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性调整，总需求持续疲软，总供给尚未跟上新工业革命和互联网普及带来的“需求个性化、定制化”趋势，呈现“过剩”与“不足”并存的怪异局面。很多国家应对经济波动的政策既缺乏有力的工具，又没有充分协调，纷纷求助于货币贬值这一相对容易、“以邻为壑”的政策工具，力图自保以减少损失、渡过难关。一场没有赢家的“货币贬值战”似乎难以避免。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主要经济体又该如何正确应对？
世界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明显属于结构性和周期性矛盾积累所致，不能再继续“随机应变”，走一步看一步，需要综合施策，同舟共济。
最近，经合组织（OECD）一反其支持财政紧缩的立场，在《临时经济展望》中建议在欧洲央行负利率基础上采取财政扩张政策，甚至不惜给予直接的货币支持，以扭转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的困难局面。OECD一反常态地支持财政扩张，是因为超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的政策工具已经用尽，但是经济依然如老牛拖破车，增长十分缓慢，且这一势头很可能维持较长一段时间。
有经济学家把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称之为“慢性需求匮乏综合征”，即储蓄总量持续超过投资总量。从近几十年的历史看，长期、安全的债券的实际利率持续下降已经超过20年，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是接近零。此后，西方国家依靠信贷扩张、货币宽松来冲抵总需求疲软。信贷膨胀还催生了大宗商品的虚假繁荣，许多资源出口国经济一度十分繁荣。如今，信贷泡沫逐步破灭，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严重，债务危机阴影不散，总需求疲软的通病再次露出水面。
因此，进入2016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和周期性矛盾进一步尖锐、激化了。主要表现在：供给增长缓慢，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等持续下滑；储蓄与投资失衡加剧；信贷膨胀和泡沫破灭；债务危机有增无减，世界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并未得以改正。结构性、周期性问题需要统筹、协调、系统的解决办法，需要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紧密协调，需要各国发扬“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
二十国集团（G20）前不久在上海召开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重点讨论了G20成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问题，表明主要经济体已经深刻意识到团结协作、共同应对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重要性。
全球价值链是理解企业和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范式和路径。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对各国经济的外生冲击越来越大。全球价值链的产生与信息技术革命、国际运输能力提升、贸易自由化紧密相关。互联网的普及使沟通、设计、交易等生产环节的成本极大下降；运输能力提升则打破了地域和空间对生产的分割和限制；贸易流通则使生产和贸易迅速融合，其综合效果是“生产的全球解构”和“贸易与消费的全球整合”。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的价值链。事实上全球价值链的存在和分布是动态变化的，也是很不均衡的。有经济学家分析，全球经济增加值的67%来自OECD国家，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贡献25%，其他发展中国家占8%。然而，长期看，以OECD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竞争力在下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则在上升。
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和全覆盖使各国生产的互补性增强，经济周期性影响也从过去以国家为主扩大至全球价值链的每个环节。换言之，各国贸易、人员流动、投资、消费等联系日益紧密，已形成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等也表现出高度的趋同。各国经济和金融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循环，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都相互传递，无法独善其身。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例证。美国人财富缩水、对中国产品需求减少，直接后果是中国对美出口当年下降7.96%，同时整个价值链（供应链）环节涉及的所有国家出口都跟着下降。
这就需要我们在经济遭遇困难时避免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和货币贬值政策，因为这将破坏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情况下，扩大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可以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提高贸易可预测性，缩短供应商的流转周期并减少对库存的依赖，有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更有效的优化配置。
为此，各自为战的自贸区安排需要统筹协调，加强融合和互补，尤其在制订新的国际规则时需要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参与，不能有意排斥、划地为牢。
显而易见，全球价值链衍生品之一是各国政策尤其是主要经济体政策的“溢出效应”，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不仅仅会影响自身的经济活动，也将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传导作用影响链条上其他国家的生产。这种相互依赖性的加深，使得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格外重要。在金融资本全球大幅流动的情况下，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溢出效应”更大，影响更大。从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负面“溢出效应”已经不是“溢出”可以描述，更像是席卷世界的“海啸”，铺天盖地，无处躲藏。
世界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走过8个年头，从危机低谷到复苏，这次下行周期时间拉得很长，现在还处于L形的底部，迄今仍看不到经济增长全面提速的前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经济局面，各国需要新思路、新办法。应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和新工业革命兴起的机遇，乘势而上，跳出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束缚，打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人为分割，团结协作，通过G20等全球治理平台，重新塑造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推动经济增长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对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各国都在探索出路，但似乎困惑多于办法，而且还有“路径依赖”。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路径主要依赖货币政策：一是实行低利率或者超低利率，现在则已经进入“负利率”的罕见领域；二是货币“灌水”、量化宽松，开动印钞机大肆增加货币供应量。然而，随着世界经济持续恶化，这些政策工具的动能已耗尽。美联储已经停止量化宽松，并开始提高利率（今年究竟能否继续尚难逆料）；日本、英国、欧元区仍在这条道路上顽强前行，虽知并非长久之计，也别无选择。由此造成了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政策的作用相互抵消，世界经济依然毫无起色。
不少经济学家和金融企业巨头建议，现在到了下“重药”“猛药”的时候了，也就是需要采取直接刺激消费的货币政策。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不无玩笑地提出了“直升机撒钞票”的建议。当然，世界发展到今天，直升机撒钞票（或者直接把钱汇到每个人的账户上）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各国竞相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危机压力、走出经济困境的做法确实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全球治理之难，难在协调与合作，难在既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共同利益。全球化时代特别是信息革命突飞猛进、新工业革命已经起步的今天，各国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和有效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必由之路。显然，竞相货币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政策与此相悖，不符合历史的潮流。
2016年，中国将主办G20峰会，全球目光聚焦中国杭州，期待中国运用中华文明的智慧，提出中国方案，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一带一路”设想今年也将进入实施阶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均已经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开始运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即将投入运转。国际金融体系在改革中前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都表示热情欢迎。
有人说，今年是全球治理改革元年。万事开头难，只要我们坚持走下去，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并进入新的发展周期是可以预期的。
去年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美元走强，而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货币大幅贬值，货币政策进入“负利率”，与美国的货币政策严重分化。同时，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性调整，总需求持续疲软，总供给尚未跟上新工业革命和互联网普及带来的“需求个性化、定制化”趋势，呈现“过剩”与“不足”并存的怪异局面。很多国家应对经济波动的政策既缺乏有力的工具，又没有充分协调，纷纷求助于货币贬值这一相对容易、“以邻为壑”的政策工具，力图自保以减少损失、渡过难关。一场没有赢家的“货币贬值战”似乎难以避免。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主要经济体又该如何正确应对？
结构性和周期性矛盾激化
世界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明显属于结构性和周期性矛盾积累所致，不能再继续“随机应变”，走一步看一步，需要综合施策，同舟共济。
最近，经合组织（OECD）一反其支持财政紧缩的立场，在《临时经济展望》中建议在欧洲央行负利率基础上采取财政扩张政策，甚至不惜给予直接的货币支持，以扭转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的困难局面。OECD一反常态地支持财政扩张，是因为超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的政策工具已经用尽，但是经济依然如老牛拖破车，增长十分缓慢，且这一势头很可能维持较长一段时间。
有经济学家把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称之为“慢性需求匮乏综合征”，即储蓄总量持续超过投资总量。从近几十年的历史看，长期、安全的债券的实际利率持续下降已经超过20年，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是接近零。此后，西方国家依靠信贷扩张、货币宽松来冲抵总需求疲软。信贷膨胀还催生了大宗商品的虚假繁荣，许多资源出口国经济一度十分繁荣。如今，信贷泡沫逐步破灭，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严重，债务危机阴影不散，总需求疲软的通病再次露出水面。
因此，进入2016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和周期性矛盾进一步尖锐、激化了。主要表现在：供给增长缓慢，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等持续下滑；储蓄与投资失衡加剧；信贷膨胀和泡沫破灭；债务危机有增无减，世界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并未得以改正。结构性、周期性问题需要统筹、协调、系统的解决办法，需要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紧密协调，需要各国发扬“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
二十国集团（G20）前不久在上海召开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重点讨论了G20成员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问题，表明主要经济体已经深刻意识到团结协作、共同应对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的重要性。
全球价值链调整势在必行
全球价值链是理解企业和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范式和路径。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对各国经济的外生冲击越来越大。全球价值链的产生与信息技术革命、国际运输能力提升、贸易自由化紧密相关。互联网的普及使沟通、设计、交易等生产环节的成本极大下降；运输能力提升则打破了地域和空间对生产的分割和限制；贸易流通则使生产和贸易迅速融合，其综合效果是“生产的全球解构”和“贸易与消费的全球整合”。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的价值链。事实上全球价值链的存在和分布是动态变化的，也是很不均衡的。有经济学家分析，全球经济增加值的67%来自OECD国家，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贡献25%，其他发展中国家占8%。然而，长期看，以OECD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竞争力在下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综合竞争力则在上升。
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和全覆盖使各国生产的互补性增强，经济周期性影响也从过去以国家为主扩大至全球价值链的每个环节。换言之，各国贸易、人员流动、投资、消费等联系日益紧密，已形成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等也表现出高度的趋同。各国经济和金融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循环，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都相互传递，无法独善其身。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例证。美国人财富缩水、对中国产品需求减少，直接后果是中国对美出口当年下降7.96%，同时整个价值链（供应链）环节涉及的所有国家出口都跟着下降。
这就需要我们在经济遭遇困难时避免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和货币贬值政策，因为这将破坏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情况下，扩大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可以增加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提高贸易可预测性，缩短供应商的流转周期并减少对库存的依赖，有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更有效的优化配置。
为此，各自为战的自贸区安排需要统筹协调，加强融合和互补，尤其在制订新的国际规则时需要主要经济体的共同参与，不能有意排斥、划地为牢。
显而易见，全球价值链衍生品之一是各国政策尤其是主要经济体政策的“溢出效应”，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政策不仅仅会影响自身的经济活动，也将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传导作用影响链条上其他国家的生产。这种相互依赖性的加深，使得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格外重要。在金融资本全球大幅流动的情况下，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溢出效应”更大，影响更大。从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负面“溢出效应”已经不是“溢出”可以描述，更像是席卷世界的“海啸”，铺天盖地，无处躲藏。
沉疴需猛药
世界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走过8个年头，从危机低谷到复苏，这次下行周期时间拉得很长，现在还处于L形的底部，迄今仍看不到经济增长全面提速的前景。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经济局面，各国需要新思路、新办法。应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和新工业革命兴起的机遇，乘势而上，跳出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束缚，打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人为分割，团结协作，通过G20等全球治理平台，重新塑造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推动经济增长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对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各国都在探索出路，但似乎困惑多于办法，而且还有“路径依赖”。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路径主要依赖货币政策：一是实行低利率或者超低利率，现在则已经进入“负利率”的罕见领域；二是货币“灌水”、量化宽松，开动印钞机大肆增加货币供应量。然而，随着世界经济持续恶化，这些政策工具的动能已耗尽。美联储已经停止量化宽松，并开始提高利率（今年究竟能否继续尚难逆料）；日本、英国、欧元区仍在这条道路上顽强前行，虽知并非长久之计，也别无选择。由此造成了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政策的作用相互抵消，世界经济依然毫无起色。
不少经济学家和金融企业巨头建议，现在到了下“重药”“猛药”的时候了，也就是需要采取直接刺激消费的货币政策。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不无玩笑地提出了“直升机撒钞票”的建议。当然，世界发展到今天，直升机撒钞票（或者直接把钱汇到每个人的账户上）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各国竞相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危机压力、走出经济困境的做法确实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全球治理之难，难在协调与合作，难在既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共同利益。全球化时代特别是信息革命突飞猛进、新工业革命已经起步的今天，各国结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和有效解决全球性挑战的必由之路。显然，竞相货币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政策与此相悖，不符合历史的潮流。
2016年，中国将主办G20峰会，全球目光聚焦中国杭州，期待中国运用中华文明的智慧，提出中国方案，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一带一路”设想今年也将进入实施阶段。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均已经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开始运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即将投入运转。国际金融体系在改革中前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都表示热情欢迎。
有人说，今年是全球治理改革元年。万事开头难，只要我们坚持走下去，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并进入新的发展周期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