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期在书斋里潜心读书和写作，且经历了改革开放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转型的作家，王开林对“商道”有自己的感悟，他认为，古人其实有着良好的赚钱心态，对现代商人应当是有所启发的：
　　“不少商人做到财富山积，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就会去赞助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回报社会，造福桑梓。这种人的想法通常是：这么多钱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是花不完的，如果不行善不积德，钱太多了就是一种罪孽。按照老子的说法，有‘天之道’和‘人之道’两种，天之道是‘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是‘损不足以补有余’。‘人之道’走到极端就是一种罪孽。西方的说法是‘马太效应’，越是有钱的人就越是来钱容易，也就越有钱；越是没钱的人就越是来钱困难，也就越没钱。”
　　对财富的处理不当导致的悲剧是非常惨痛的，这也涉及到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古代，生命缺乏安全系数，财产也缺乏安全系数，有些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他们担心处理不好，可能会给后代带来麻烦。‘富不过三代’的谚语让许多商人都感到寒心。古代中国人强调‘为富而仁’，很简单，为富不仁会带来很多仇恨，由于资源有限，在分配方面，‘不患寡而患不均’，缺乏必要的社会公正，加上战乱频仍，农民起义蜂起，‘杀富济贫’成为一种颇具号召力的口号。”
　　王开林欣赏的商人不仅独善其身，也能兼济天下：“真正的大商人其实怀有一副菩萨心肠。”他举出他接触过的几位湘商为例，他们都很爱学习，善于思考，接触的都是当下最尖端最新潮的知识。
　　作为一位长期浸淫于湖湘文化研究的散文家，在他的印象中，湖南历朝历代的商业氛围都并不浓厚，虽然有古洪江商业城等遗址提示后人，那里曾有过商业繁荣，但毕竟受制于单边的水路交通，在规模上无法与商业发达的省份相比。直到民国时期，湖南的商业都不是很发达，这与地域文化有关系，也与湖南人的喜好有关系，从政和从军，始终是湖南人心中最大的两个兴奋点。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气，在江浙一带，一方面那里读书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他们的孩子从小就接触商业行为，觉得是很自然的。
　　“清末民初，长沙有个顽固的旧文人叫叶德辉，他和从官场退休回湘的大学问家王先谦声气相通，他们很有钱，也很有文化，算是‘湘商’。他们开店铺，租出门面收取租金，常常官商勾结，坡子街那一带都是叶德辉的地盘。他本身是文人，但非常奸诈，他研究学问之余经商，经商之余干预地方事务，叶麻子在长沙城号称一霸，气焰器张，连地方官都要让他三分。此人的许多行径令人不齿。叶德辉是个怪胎，他既是一个完整的商人，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人。因为囤积居奇，后来长沙的抢米风潮，他脱不了干系。那个时候，在湖南本土，湘商难以做强做大，与他们自身的素质大有关系，这些人太自私，只知一味逐利，没想过造福社会，这样的财富也就难以变成最大值。那个时候长沙本土的商业状况可见一斑。”
　　湘军统帅曾国藩领导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王开林认为历史虽然早有定论，肯定了这场运动的意义，但他们办的企业主要还是以“官办”为主，是在列强侵略的外部压力下，为了救国而兴商，而不是从内部的需求出发而发展商业，临渴掘井，效果可知。洋务运动首先开办的是军火工厂，其次才是纺织厂等民用工业。这就决定了这批湖南人的历史悲剧，虽然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但还是改变不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这场运动最终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维新派的主将谭嗣同，胸藏救国方略，曾有很多经济方面的设想和主张，比如开矿、造轮船等等，但他的理想及身而殒。民国元勋黄兴干革命，需要开办工厂获取经费，也是想法多于办法。当时的环境太糟糕。
　　由于内陆封闭，尚武蔚然成风，湖南人以救国为职志，发展经济只被当成次要手段，这导致湖南本土的商业氛围不浓，经济发展比较迟缓，湖南商人“里面不亮外面亮”的情况也是这样造成的。湘商该如何重视和鼓吹？王开林认为，不必过多挖掘历史中有关湘商的内容，而应重点关注当代，着眼未来，比如新近崛起的三一重工、金立手机等等。
　　“我们没有历史没关系，但我们有现实，当下的现实就是将来的历史。我们以前有军事政治方面辉煌的历史，但没有商业方面辉煌的历史，我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惭愧，这是地域因素造成的，并不是湖南人不想经商，或者不会经商，而是没有给他们经商的舞台，那些舞台被别人占据了，就像政治和军事舞台被我们湖南人占据了，‘半部近代史乃湘人写就’，也够牛气的。一个山头长蘑菇，一个山头不长蘑菇，但并不是说它现在不长蘑菇以后就永远不长蘑菇。”
　　世事变迁，斗转星移。中国首先是东部崛起，接着是西部开发，再次是振兴东北工业区，现在终于轮到中部崛起了。每一个地方都在集聚自身的能量，只看在什么时候爆发就是。“湖南人从来不缺少聪明才智，也不缺乏判断力和掌控大势的魄力，湖南人有一个优点，也是他的缺点，那就是非常刚强，‘刚而易折’。现代社会建设商会，就要形成一种多元、包容、平和的环境和氛围，必须求同存异，合作共赢，这就要求主理其事的人具备足够的柔韧性，它将是对湖南人精神的一种重塑。关键就在于湘商用行动去书写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