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巴尔扎克，我们总会想起教科书上那些有名的论断——“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十九世纪法国历史的书记员”。然而，先不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是否真的存在，单是巴尔扎克这个人，就绝非一句简单的“批判现实主义”可以概观。面对莎士比亚，人们常有不尽之叹，难道巴尔扎克就是说得尽的吗？
　　我印象中的巴尔扎克，就像一座喷涌着岩浆的活火山。从他钟爱的颅相学来看，他宽阔的前额、肥厚的嘴唇、粗壮的脖子，无一不是精力旺盛的象征。而他也的确是个生命力磅礴的人。在他早年的《驴皮记》里，主人公拉法埃尔偶然得到一块无所不能的驴皮，每满足一个愿望，它就会缩小，使用者的生命也随之减损。但拉法埃尔并没有清心寡欲赜养天年，相反，他把自己的欲望发挥到了极限。“我就是愿意激奋地生活”，他说。这也不啻是巴尔扎克的个人宣言。这个不知疲倦的野心家，一辈子都忙着投资和破产，一辈子都在殚精竭虑地创作，同时还不忘追逐上流社会的漂亮女人。“一切障碍，遇我即亡”“拿破仑用剑没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巴尔扎克挥舞着手杖，以如椽巨笔构建了一个充斥着喧哗与骚动的世界。在这里，缪塞笔下的忧郁者不见了——也是，忧郁这种情绪，本来就需要冷凝和沉淀，巴尔扎克的人物是如此生气蓬勃、欲望强烈，一门心思对付着现世生活，又怎么会注意到人生的虚无呢？
　　于是，在小说《贝姨》中，出现了沉沦欲海的一众人等。首先是于洛男爵，这个年过花甲的老浪子，为了情欲不惜债台高筑、盗用公款，甚至逼死哥哥和叔岳。女儿没钱出嫁？妻子衣食无着？他才不管。身败名裂的他索性躲到贫民窟与穷女孩姘居，好不容易被妻子找回家，又忍不住和丑陋的厨娘鬼混。而他的朋友克勒韦尔呢，前半生敛得百万家产，后半生从花粉商一跃为区长大人，在风月场上花钱如流水。还有玛奈弗夫妇，他俩一个为了往上爬，听任妻子与长官私通，一个拼命从男人身上榨取钱财，把四个情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就连纯洁天使阿德丽娜和奥棠丝，其天真也多少带了世故的成分。她们先是从贝姨那儿夺取她唯一的慰藉文赛斯拉，后来又为了终身年金，谋划着把贝姨塞给于洛元帅——说到底，这也不过是利己主义的又一表现。
　　不过，这些人物到了贝姨面前统统成了陪衬。贝姨生在农村，见堂姐阿德丽娜做了男爵夫人，也生出嫁入上流社会的欲念。可惜她的粗陋注定了她无法美梦成真，与此同时，她在金钱方面的追求也节节败退。她只好把自己多年来受压抑的欲望全都发泄到文赛斯拉身上。对她来说，这个青年艺术家既是儿子，又是情人，她一方面觉得自己不会与他结婚，另一方面却又想独占他，要他过十分规矩的生活，不肯把他让给别的女人。然而，当文赛斯拉娶了奥棠丝，贝姨所有的母性、情欲和控制欲一下子失去了指向，转而化作对堂姐、对男性、对社会的刻骨仇恨。就像《远大前程》里的郝薇香小姐，把艾斯黛尔训练成复仇的工具，以折磨男性来纾解自己被弃的痛苦，贝姨也选择与瓦莱丽结盟。“玛奈弗太太是一把刀，李斯贝特是操刀的手”，贝姨将瓦莱丽作为自己的替身，在幻想的自我身上取得对于洛男爵的征服，从而实现对堂姐的报复。不仅如此，她还千方百计要嫁给品行高尚、战功卓著的于洛元帅——不是因为她爱上了这位老军人，而同样是出于对权势的渴求。
　　欲望，在贝姨的世界里几乎达到了信仰的高度。偏偏她的欲望又都没有得到满足，这就促成了她性格上的另一大特色：嫉妒、偏执，对他人生活惊人的破坏力，以及强烈的自卑与自尊。小说里贝姨与阿德丽娜第一次冲突，就演化为极端而惨烈的报复：“李斯贝特在田里做活，堂姐却在家里娇生惯养;因此她有一天趁着没人在场，想摘下阿德丽娜的鼻子，那颗为老年纪的女人赞美的真正希腊式的鼻子。虽然她为此挨了打，她照样撕破堂姐的衣衫，弄坏她的领围。”再后来，她联合贪得无厌的瓦莱丽，刮掉于洛男爵二十万法郎，逼得阿德丽娜搬进小房子，一天吃六个铜子的饭，过着弃妇的生活。甚至，在于洛男爵被迫离开瓦莱丽之后，她仍竭力阻挠男爵和堂姐团聚，还引诱文赛斯拉做了瓦莱丽的情人，使奥棠丝也受尽丈夫冷落。她把“仇恨满足的快意”视为“心灵最痛快最酣畅的享受”，也正因如此，于洛一家最后的圆满结局让她死不瞑目。
　　就个性强度而言，贝姨的嫉妒完全可以与葛朗台的吝啬相媲美。从这一形象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巴尔扎克在塑造人物时惯用的法则。在他笔下，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往往都具有超乎常人的品质，这种品质并不是现实中人多种品质的集合或堆积，而是各种品质都臻于极致的浓缩、提炼与升华。这些人物超越了平凡的现实生活，但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或鬼魅，他们都在具体的欲望中煎熬，可谓人类情欲极致的象征。一方面，他们强悍的生命活力让人惊心动魄，另一方面却又向我们展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神话与力的美学。
　　如此便有了巴尔扎克式的典型人物。在整部《人间喜剧》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因其突出的性格力量成为某类形象的典型，像悭吝人高布赛克、葛朗台，色鬼于洛、克勒韦尔，老处女贝姨、埃斯格里翁小姐，青年艺术家文赛斯拉、皮埃尔·格拉苏。以《贝姨》为例，于洛元帅就是其中完美男性的化身，他公正廉明，虚怀若谷，为捍卫家族荣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全部家产。而阿德丽娜则是完美女性的象征。从外表来看，她有着“金黄头发，王后般的身段，雍容华贵的气派，轮廓庄严的侧影，素淡的鄉村情调”;从为人来看，她又是标准的贤妻良母，竭力维持丈夫的地位和尊严，还不念旧恶地帮扶堂妹。相形之下，贝姨可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反派角色了。她不仅脾气古怪、满心仇恨，连相貌也不敢恭维：“瘦削的身材，乌油油的黑头发，大簇的浓眉毛虬结在一块，粗大的长胳膊，又肥又厚的脚，长长的猴子脸上有几颗肉疱。”
　　对于此类极端化人物的处理，学界向来毁誉参半。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的绝对性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靠了环境的培育和支撑。这就关系到巴尔扎克激情化创作的另一个方面，即对理性的勃勃野心，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把握。他受布封《自然史》的影响，认为人只有一种，依其所处社会环境而产生不同种类。因此，他将人置于社会丛林中考察其习性，像观察培养皿里的细菌那样，分析他们性格的发展。 　　左拉曾用《贝姨》来论证自己的实验小说理论，他说：“巴尔扎克所观察到的一般事实是，一个人好色的品质对他本人、对他的家庭以及对整个社会都会带来害处。待他选定了自己的论题之后，他就从已观察到的事实出发，制定他的实验，把于洛放到一系列的实验中去，让他经历种种环境，借以指出它的情欲机理的作用。”这种说法虽未免牵强，但至少向我们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巴尔扎克并不仅仅是“十九世纪法国历史的书记员”，他的作品也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观察和写实，还带有几分实验小说的色彩。在《贝姨》中，贝姨的嫉妒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如果她从小不是堂姐的陪衬，如果她没有来到巴黎，如果她没有失去文赛斯拉，那么她的妒火也许只像“瘟疫的菌，深深地埋在心底”。但当种种条件汇聚在一起，堵塞嫉妒的棉花卷儿被拿掉，贝姨的仇恨终于卷土重来。再看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文赛斯拉——在本质上，他和《人间喜剧》里其他那些外省青年无甚区别，都小有才气，却幼稚虚荣、意志薄弱，所不同的只是他所处的环境、所遇到的人。如果他在伏盖公寓遇到了高老头和伏脱冷，他也许会抛却良知，成长为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拉斯蒂涅;如果他在报馆、剧院遇到了卢斯托和柯拉莉，他也许会经历一次吕西安式的幻灭;如果他在画室里遇到了画商玛古斯和暴发户魏尔韦勒，他也许会弃绝真正的艺术，像皮埃尔·格拉苏一样，摇身变成唯利是图的艺术商人。可他在阁楼上遇到了贝姨，艰苦的生活、老处女的严苛要求，迫使他不得不辛勤劳作，这才有机会焕发自己的天才，而此后奥棠丝和瓦莱丽的宠溺，则又使他的艺术才能遭到灭顶之灾。
　　巴尔扎克更倾向于把人物放到他所控制的条件中，对其进行分析和推演，而不单是把搜集到的事实拍成照片。所以他对环境和人物的描写冗长而精微，生怕漏掉了任何细节。这些描写一般从环境开始，再具体到人物，最后才引出故事本身。例如在《高老头》中，他先描写伏盖公寓的外景和室内，然后刻画一众房客的形象，等一切条件准备就绪，高老头和拉斯蒂涅的故事才正式开演。
　　不过，巴尔扎克虽花费了巨大的笔力去描绘物景、物象，解释人物和环境的关系，对人物心理却着墨不多。按理说，心理描写在十九世纪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夏多布里昂、贡斯当、缪塞、司汤达等同时代作家都有过深刻的心灵探求。可到了巴尔扎克这儿，心理分析让位于环境描写，似乎只要刻画出外部客观世界的真，也就可以捕捉到内部心灵世界的真。比较《贝姨》和《红与黑》，我们很容易发现巴尔扎克與司汤达的不同，后者明显把更多篇幅放在内心独白上，所写人物的内心挣扎也要深刻许多。这当然又与巴尔扎克对社会生活的过分热情相关，无怪乎波兰兑斯要用“沉思的心灵”形容司汤达，却将巴尔扎克称作“静观的心灵”了。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写尽了自己的社会观察，他的人物生动、伟大、富于激情，仿佛是他自己的缩影。对于他和他的创作，大概没有人比波德莱尔理解得更为透彻。在《论泰奥菲尔·戈蒂耶》一文中，伟大的诗人这样评价同样伟大的小说家：“他是一位洞观者，一位充满激情的洞观者。他的所有人物都秉有那种激励着他本人的生命活力。他的所有故事都深深地染上了梦幻的色彩。与真实世界的喜剧向我们显示的相比，他的喜剧中的所有演员，从处在高峰的贵族到处在底层的平民，在生活中都更顽强，在斗争中都更积极和更狡猾，在苦难中都更耐心，在享乐中都更贪婪，在牺牲方面都更彻底。总之，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每个人甚至看门人，都是一个天才。所有的灵魂都是充满了意志的武器。这正是巴尔扎克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