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改革以来，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污染转移与污染下乡，农村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污染和破坏，农民抵制环境污染的群体性事件总体上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然而，社会流动加剧下的农村人口空心化、基于行政村建制所形成的半熟人社会、缺乏权威人物推动和运作下的农村社区规范弱化等农村社会变迁的事实，地方政府在“不出事”逻辑支配下对群体性事件的强势管制，以及污染企业的暴力主义倾向等，越来越成为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约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