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老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生活陷入困顿、一身疲病的三轮车夫老王，不知从哪里得到一瓶香油和几十个鸡蛋，送给杨绛。后面这样写：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在教学中，很多教师和学生在分析这一段时，常常把杨绛送给老王钱看作一种“侮辱”——别人好心好意给你送来东西，怎么能用钱来偿还呢？人心岂能是用金钱所能抵偿的？这是不懂人情世故，对老王实在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不少人甚至把这与文章的主题联系起来，认为杨绛面对老王的“惭愧”，很大程度上是由此而来。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误读的原因，在于不了解老北京的社会风俗。
　　北京，六朝古都，天子脚下，社会生活有着不同一般的习俗风貌。尤其有清三百年，八旗子弟，享受朝廷俸禄，所谓铁杆庄稼，生活讲究排场、体面，即使落魄之后，也是“塌秧不塌架”，绝不能掉分儿。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北京人好面子，重情义。说话办事，都讲究一个“大面儿上过得去”，绝不能让人“拉不下脸来”。因此，即使有金钱财物上的往来，也都忌讳直接说钱的事儿，更不能说“买”“卖”——俗。
　　老舍《茶馆》第一幕，刘麻子手里有一块怀表，想出手，倒卖给松二爷，但即使谈价钱，也不说“卖”，而是说“让”。
　　刘麻子松二爷，（掏出个小时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刘麻子您听听，嘎登嘎登地响！
　　松二爷（听）这得多少钱？
　　刘麻子您爱吗？就让给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艺！
　　刘麻子拐卖人口，唯利是图，绝对是一个势利小人，但是，久在旗人中找饭辙，自然也学会了口不言钱的这一套人际规则。
　　第二幕中，王掌柜的茶馆装修后开张，以卖青菜为生的老友常四爷来贺喜，一进门就说：“今儿个城外头乱乱哄哄，买不到菜；东抓西抓，抓到这么两只鸡，几斤老腌萝卜。听说你明天开张，也许用的着，特意给你送来了！”王掌柜提起鸡与咸菜，问：“四爷，多少钱？”常四爷只说：“瞧着给，该给多少给多少！”王利发沏了一壶茶，给常四爷钱，说：“不知道您花了多少，我就给这么点吧！”常四爷接钱，看也没看，就揣在怀里，“没关系！”
　　常四爷是以卖菜为生的，抓两只鸡，提几斤老腌萝卜，说是“特意送来”。“特意”是真的，“送”，绝不能理解为白送，其实也是“转卖”的意思。因此，王掌柜自然要付钱的。只是问多少钱，却有点儿不合礼数——或许实在不知道此刻的物价，如果知道，也就可以心照不宣了。常四爷作为老朋友，旗人出身，豪爽仗义，就没有明说，只说“瞧着给，该给多少就给多少”，那意思是说：我不占您便宜，赚您钱；您也别多给，亏着自己。双方心里都明白，所以后面王利发给四爷钱，他接过来，“看也没看，就揣在怀里”。相互之间有钱物的往来，但是更关注情面。重义轻财，即便是财物交往，也要尽量把这一层隐藏到下面——这也许是老北京的文化风习吧。
　　如果是晚辈对长辈，或者下级对上级，像这样说“让”、说“送”还都嫌不够，得说“孝敬”。例如《红楼梦》第53回，记黑山村的庄头乌进孝进献年货时，说的就是“门下孝敬哥儿姐儿的顽意：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当然，“孝敬”一般都不是白“孝敬”的，目的是日后得些好处。过去有专门以这种方式赚钱获利的，叫“打秋风”，是以很低的代价，与豪门或权贵攀扯关系，从中获利。最著名也最成功的是《红楼梦》中的刘姥姥。生活贫困，靠着与荣国府曾经有过的一点儿关系，第一次空手而来，进府试探，得到20两银子的恩赏；第二次，便带了果蔬特产，所得竟成十倍地增长起来，一下子就“脱贫”了。
　　当然，老王与刘姥姥自然不能相比。老王厚道，给杨绛送物，是含有情分的，不能全都看作一种财物的交易，至少是各占一半吧。刘姥姥却是目的性极强，就是为了得好处。两件事相似而性质不同，至少是不完全相同。
　　过去，像老王的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一般穷苦人家，得到佳物，不管是时令果蔬，还是山珍海味，只要是稀罕的，自己往往舍不得享用，因而总要变卖一下，换些钱来维持基本生计。因为不是自己家里的恒久出产，不值得也不可能摆到摊上去卖，一般是到熟悉的有钱人家，名义是“送”“孝敬”，实际是出卖。这在旧京，也是习见的事情。
　　但是，“卖”却有讲究。一般不当面给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物两清，那是商人之间的事，忒俗气，没面子。老北京全不是这样的。物收下，连带装盛的家伙什儿，也一并收下。然后喝口水，说说话儿，聊聊天儿，告辞。受惠的一方，改天找个理由，比如送还家伙什儿，或亲自或委托别人，登门道谢，捎带着把钱奉上。这个“捎带”很重要，表明主要的是表达谢意、送还家伙什儿，而并非为了送钱。如果有可能，还要带回一点礼物——家伙什儿不能空着送还，这也是老北京的规矩。
　　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编著的《闲话周作人》中收有一篇徐淦写的《忘年交琐记》，其中一段记载也写到了这个习俗：“有时我妻子烧些家乡菜送去，羽太信子照北京规矩不许空碗送还，总要亲自回送点吃的来。”徐淦是周作人的绍兴小老乡，1943年与周作人初见，开始交往。周作人自南京老虎桥出狱后在上海弟子尤炳圻家小住，徐淦也曾援手给以帮助。新中国成立后徐淦进京谋事，应周作人邀住在八道湾，家眷搬来后，周作人还帮他租了房子，二人成了过从甚密的忘年交。
　　明白了这些旧京规矩，就知道杨绛文章里“免得托人捎了”而老王“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是怎么一回事——两个人都心照不宣，一个要“卖”，一个真“买”，根本没有什么“用金钱侮辱”的意思。虽然后面有“侮辱”这个想法，但杨绛是在反思自己，而且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一切都是照规矩行事，根本谈不上侮辱。
　　因此，不论从旧京社会风俗，还是从作者的认识上看，说杨绛给老王钱是一种“侮辱”，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也正是因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文章的主题才得以深化。结尾说：“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老王的不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自身的、社会的，唯独与杨绛无关。作者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这是作者反思自己“不是”“拿钱侮辱他”得出的结论），相反，在相互交往中，杨绛还真心温暖过他，帮助过他。但是，面对老王的不幸，面对自己的同类遭受痛苦（尽管这痛苦并非源于自己），杨绛的良知，却使她深感不安、愧疚，此即所谓“无辜负疚”——面对与自己无关的同类受难，把无关变成有关，自延其罪，并为之深切忏悔。实际上，这种视人如己的人生态度，是在人类生存的终极层面上，对“我”作为一个人的责任的深刻内省。即如哲学家荣格所说，“我们已不再是个人，而是全体，整个人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回响”。因此，他人受难，我亦有份；他人有罪，我亦担当。这种灵魂深处的内省、自新，是对生命责任的担当，是对人类生命的祷告，意味着生者对自己所面临的生活的一种责任。这既与古代读书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一脉相承，同时，也是一种更为崇高的思想境界。认识到这一层，对这篇文章主题的把握才可谓准确、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