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资源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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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委员会及其所属国营企业的发展,对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资源委员会成就的取得,离不开蒋介石的支持。从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成立到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具体活动,都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和保护;但资源委员会由技术官僚组成的特质又决定了资源委员会忠诚于民族国家而不是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二者在抗战时期的结合虽离不开蒋介石与资委会主持人翁文灏、钱昌照的个人交情,但更主要的是特定时期内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与资委会经济发展理念的交合,抗战结束后,共存的条件消失,二者走向决裂。
其他文献
1922年12月,应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邀约,郭沫若为该刊《新年特号》撰写《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其文初用日文发表,后由成仿吾先生摘译,于1923年5月20日发表于上海《创造周报》2号。
康熙中期之前,清政府严厉限制汉族地区的宗教发展,视少林寺为于己不利的因素,对其冷淡、限制,少林寺的政治生态恶化,处境艰难。康熙中期以降,清政府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调整了汉族地区的宗教政策,在心存戒备之时,逐渐改变了对少林寺的态度;少林寺亦积极回应,二者渐行渐近,少林寺的政治生态因之有所改善。但因清政府并未彻底改变对它的看法,故其生存环境没有根本改善,少林寺日渐衰落。
民国时期,在民主宪政问题上,胡适持乐观主义的宪政心态,而梁漱溟则持悲观主义的宪政心态。其差异之因在于:文化观不同,有世界主义与中国主义之别;对于执政当局的态度不同,有依附与排斥之分;对于模仿的态度不同,有赞成与否定之异。
作为古代政治思想重要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拥有自身的思想和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古代君主治国理念的形成有着无法替代的基础作用和指向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君主治国理念的定型与运用。深入研究民本思想与君主治国理念的关系,可以从中国政治文化自身形成的脉络中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遗产,从而为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推进当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奠定历史文化基础。
伊索寓言传人中国的途径和时间,据戈宝权先生《谈利玛窦著作中翻译介绍的伊索寓言》一文考证,最早将伊索寓言带进中国的,当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和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1571~1618)。
今年春天,两位来自美国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在天津市发起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有些出人意表:美国早期史。让他们颇为惊诧的是,到会的中国学者竟多达40余名。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很多人非常年轻,绝大部分人满怀热忱。如果说他们的出席和激情是一种征象,表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动力,那么这股新的动力将会采取什么走向,则远非那么清晰;或者说,它为什么会形成,这首先就是一个问题。
对中国学者来说,现在真是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好时候!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早期史的兴趣正在增长。2007年5月下旬,在天津召开了“全球视野下的美国早期史(1600-1877)研究”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正是基于这种正在增长的兴趣,并促进了与会者之间跨文化的交流,而这种交流在会议结束后仍在继续。与会的国际学者向中方与会者介绍了西方常见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和主题。中国学者留给与会的国际学者的深刻印象,不仅仅是他们的学术热情,而且还有他们致力于分析一些重要的政治史和经济史问题(如国家行为的作用)的努力。这些问题对于理
严复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既"弃"中有"守",又"迎"中有"拒"。对民族危机严重性的感受程度、对社会变革期望值的大小以及对政治改革的满意程度、对西学了解的全面与否,影响着他对中西方文化取舍的内容、择取的多少、背弃的程度。严复对中西文化弃守与迎拒的行为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加强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而持有不同政见的媒体并不甘心受这种控制,总以各式各样的手段和方法反控制。发生于1932年的《申报》禁邮事件和"自由谈"改版事件就是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考察这种新闻舆论方面的控制与反抗的活例。
相邻关系,是指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因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传统法制主要侧重于刑法,民事财产类法律规范相当缺乏,大都要依赖民事习惯自我调整。到了近代,随着法制的现代化,情况有所变化,但民事习惯仍对相邻关系发生着重要影响,有些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对原有的风俗习惯,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随着社会发展,相邻关系中还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良善民事习惯,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相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