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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制度遭到如此广泛的质疑与反对，也从来没有一个制度能够如此稳固常青。这个制度正是带有典型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
在世界上，除中国、朝鲜、贝宁等少数国家外，目前大多数国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着自由迁徙的原则，公民在某一城市定居的决定条件只有两个，一是视其有无自己的住房，二是有无正常稳定的收入。
户籍制度与你、我、他
有专家呼吁，制定户籍制度的改革措施应该交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应该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原因是“户籍制度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不应该是几个部门一碰头，关起门来研究问题”。
小王是北京邮电大学大四学生，春节过后，小王加入了找工作的大军。在发展空间、是否解决户口、福利待遇、工作的稳定性、个人兴趣爱好、与所学专业的关联度等几个因素中，小王把是否解决户口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发展空间。对于小王来说，户口意味着一种安定感、后代所获得的优越的教育资源、更为平等的就业机会等等。
小王的同学八成以上都把公务员作为就业首选，就是因为大家看中了那个红色的北京市户口本。然而能够挤上这座独木桥的少之又少。
在北京，如果没有户口，你在京接受了初高中教育却不能在京参加高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2007年在河南省共招生180名左右，在京招生却是620人；到大学毕业该就业时，除非是北京人或者北京生源，否则你不能参加北京公务员的考试和北京地区选调，甚至想在北京的超市当营业员、收银员也很可能需要北京户口；如果你成功了、有钱了，想要买辆车，可是没有北京户口在2005年3月之前也是上不了北京牌照的；没有北京户口也安装不了后付费的固定电话……
今年3月29日，一条12省份相继取消农业户口的新闻登上了多家媒体的头条，户籍制度趋向松动的信号传递开来。在12个省市中，同地城乡人口流动的坚冰已经融化，然而最能代表迁徙自由的跨省际人口自由流动仍然是屏障重重。
大多数人对于12省份相继取消农业户口的态度并不十分乐观，多数网友认为名义上的改革与多数专家所倡导的大户籍改革大相径庭，没有进行与户籍制度相关利益的重新分配的改革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制度发端
1956年，我国开始建立户口登记制度。
1958年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这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用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农村户口迁往城镇由公安部门登记审批的制度从此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除此之外，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迁移也开始受到控制。1962年12月公安部《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中小城市迁往大城市的，特别是迁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五大城市的，要适当控制。”从此，我国对人口迁移的行政控制制度，即户口迁移制度基本完备。实行户籍制度后，农民被固定在农村，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农业的发展，而利益分配对城市的倾斜，对于基础工业的初步建立也功不可没。
弊端显现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之间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人口流动。1982年，最终为“孙志刚事件”埋下伏笔的收容制度建立了，并一直实行了21年。当时的收容制度本意是为了救助在城市生活无着落的乞讨、流浪等人员，但是由于条文规定相对模糊，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收容的对象被扩大化，有些做法也被扭曲。
来京打拼多年，如今在石景山区做废品生意的河南农民张玉峰对此深有感触。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之间，他曾多次遭遇收容噩梦，在老家的收容站，他裤子上的皮带被抽走，口袋里的钱也被工作人员没收。当时身无分文的他，在收容站又冷又饿呆了整整两天，稍有反抗即会遭到暴打，要想重获自由，必须缴纳成百上千的“好处费”。
王太元，现为中国公安大学教授，在1986年，还是讲师的他在全国首届治安学术会上提出“迁徙自由”问题，当时应者寥寥。
这种情况的改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1992年，陡然出现了4600万大规模流动的“农民工”。大规模的城乡人员流动把户籍制度的弊端端上了台面。
两年之后，1994年，王太元再次向学术界抛出了“迁徙自由”的提议，这次学界反响比往日热烈许多。“迁徙自由”转变为法律学者的常规话题，而业界学者发表的有关“迁徙自由”的论述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增多。
1992年，国务院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城市社会综合承受能力不足，为避免影响社会稳定，户籍改革总体进展较慢，改革目标也远未实现。
改革探索
户籍改革在1998年又迈出一大步，当年7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第4条的规定：“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2001年石家庄成了户籍制度改革领域的急先锋。只要满足石家庄市公安局所列出的7个条件之一，包括投亲、投资、大学生、买房、管理技术人才、在石家庄打工满两年的合同工或者雇佣工等，只要愿意花总共16.6元的手续费用，均可把户口迁入石家庄。“没学历、没钱都无所谓，你总能找到符合条件的一项。”
在户籍改革后一年，石家庄外地人迁入105586人，其中外来务工者最多，但事实证明，户口放开并没有导致城市膨胀。时任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马景华说，外来人口进市的首要条件是有一份工作、能够生存，老百姓不会因为户口而不顾生存条件盲目进城的。
王太元则认为各地改革其实质都是1998年中央“四项改革”的推进或者深化，没有超出1998年的四项政策，其话中之意不言自明：为何中央政策下发3年后，地方政府仅仅是执行政策却受到媒体如此热烈的关注，显然，之前户籍改革的推进缓慢与地方政府不无关系。对此，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得更为直白：“户籍改革一直徘徊不前，主要是部门既得利益和部门立法的原因。”
“现在发达地区的政府制定的社保政策，在国家不承担‘全国统筹’义务的条件下，必然是有利于本地利益集团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的看法与胡星斗不谋而合。
“孙志刚事件”显然可以成为中国户籍改革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2003年4月开始，孙志刚之死引爆了公众对迁徙自由权利的渴望，来自公众、政府、学者的新一轮的对现有户籍制度的思考和批判风起云涌，迁徙自由从学者术语变成了公众俗语。
孙志刚事件本身的恶劣性使得收容制度的取消异常顺利，公众以及专家学者在取消收容制度的观点上保持了少有的惊人的一致态度，同年8月1日，1982年起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就在2003年下半年，总理帮熊德明讨薪事件也成为了公众的热点话题，有专家指出，侵害农民工权益屡禁不止与城乡二元制度不无关系，正是城市户口背后的附加值导致“农民”成为被赋予强烈歧视意味的标签。在农民工逐渐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之时，户籍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解决三农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改革户籍制度具有相同的涵义。
废除VS改革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针对户籍改革作了一次网络民意调查，高达九成的赞成率足以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的民意基础已完全成熟。
在2005年、2006年的两份《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中，深圳蝉联综合排名第一。户籍制度比较宽松的东莞、广州等其他东南沿海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也名列前茅，担心户籍的放开会给当地原住居民生活带来灾难性负面影响的预测并没有出现。
在这一轮针对如何改革户籍制度的理论探索中，除了讨论的话题范围扩大以及讨论频率的提高以外，学者对户籍制度的探讨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理性。
王太元把户口制度比喻为一个门卫，他让谁进门不让谁进门，全听屋里主人吩咐。而屋里的这个“主人”就是教育、福利、就业等资源的短缺，以及由这些短缺所决定的对城市的制度倾斜，正是这些倾斜造成了城乡之间、地方之间资源的不平等，因此取消户籍制度的附加值才是根本出路。
2005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建议实行“北京人口准入制”，她的理由是大量人口的无序、盲目进京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成者有之，反对者的浪潮更甚，更有人甚至要求“废除”户籍制度。
而王太元的观点比起维护和取消的两极观点显得更为中庸。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实施户口管理的国家，已有3000年历史，欧美专家学者也对中国的户口管理（主要是户籍登记制度）赞不绝口。“取缔是一个临时性的行为，户口制度背后的社会经济基础如果不消失，户籍制度就无法取缔。即使是取消了‘户口制度’，也会出现其他‘人口制度’‘身份证制度’来限制你。”
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季卫东把户籍制度提到了违宪的高度，他认为“中国公民现在并没有迁徙的自由，那么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来承认公民有迁徙的自由”。
基层出身的王太元对户籍制度的态度是爱恨交织。“单从违宪的角度而取缔户籍制度显然是过于理想化了”，他建议从中国国情出发，以更为现实的态度去看待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应该保留，而抹去户籍制度的附加值需要循序渐进。正是这种相对保守的态度，使农民出身的王太元被网友反诘“你到底是谁的代言人”。
显然，拥有国际法学视野的季卫东的观点与王太元相比，更为注重“迁徙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原则的前提性。他虽然承认“如果对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缺乏有效的调整和应对措施，很可能造成并加剧城市化病态”，但是他坚持应该在承认、坚持、维护“迁徙自由”的原则下采取一些合理的限制政策才是必要的和合理的。换句话说，“迁徙自由”是根本，限制是例外。
不管是季卫东、王太元，或是张惟英，他们都赞成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法权上的迁徙自由应完全实现，但市场手段才是调节人口分布的应有方式，只有这样，社会财富和公众福利才能被城乡人民更平等地分享。
在世界上，除中国、朝鲜、贝宁等少数国家外，目前大多数国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着自由迁徙的原则，公民在某一城市定居的决定条件只有两个，一是视其有无自己的住房，二是有无正常稳定的收入。
户籍制度与你、我、他
有专家呼吁，制定户籍制度的改革措施应该交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应该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原因是“户籍制度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不应该是几个部门一碰头，关起门来研究问题”。
小王是北京邮电大学大四学生，春节过后，小王加入了找工作的大军。在发展空间、是否解决户口、福利待遇、工作的稳定性、个人兴趣爱好、与所学专业的关联度等几个因素中，小王把是否解决户口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发展空间。对于小王来说，户口意味着一种安定感、后代所获得的优越的教育资源、更为平等的就业机会等等。
小王的同学八成以上都把公务员作为就业首选，就是因为大家看中了那个红色的北京市户口本。然而能够挤上这座独木桥的少之又少。
在北京，如果没有户口，你在京接受了初高中教育却不能在京参加高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2007年在河南省共招生180名左右，在京招生却是620人；到大学毕业该就业时，除非是北京人或者北京生源，否则你不能参加北京公务员的考试和北京地区选调，甚至想在北京的超市当营业员、收银员也很可能需要北京户口；如果你成功了、有钱了，想要买辆车，可是没有北京户口在2005年3月之前也是上不了北京牌照的；没有北京户口也安装不了后付费的固定电话……
今年3月29日，一条12省份相继取消农业户口的新闻登上了多家媒体的头条，户籍制度趋向松动的信号传递开来。在12个省市中，同地城乡人口流动的坚冰已经融化，然而最能代表迁徙自由的跨省际人口自由流动仍然是屏障重重。
大多数人对于12省份相继取消农业户口的态度并不十分乐观，多数网友认为名义上的改革与多数专家所倡导的大户籍改革大相径庭，没有进行与户籍制度相关利益的重新分配的改革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制度发端
1956年，我国开始建立户口登记制度。
1958年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这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用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农村户口迁往城镇由公安部门登记审批的制度从此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除此之外，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迁移也开始受到控制。1962年12月公安部《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中小城市迁往大城市的，特别是迁往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五大城市的，要适当控制。”从此，我国对人口迁移的行政控制制度，即户口迁移制度基本完备。实行户籍制度后，农民被固定在农村，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农业的发展，而利益分配对城市的倾斜，对于基础工业的初步建立也功不可没。
弊端显现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之间已经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人口流动。1982年，最终为“孙志刚事件”埋下伏笔的收容制度建立了，并一直实行了21年。当时的收容制度本意是为了救助在城市生活无着落的乞讨、流浪等人员，但是由于条文规定相对模糊，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收容的对象被扩大化，有些做法也被扭曲。
来京打拼多年，如今在石景山区做废品生意的河南农民张玉峰对此深有感触。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之间，他曾多次遭遇收容噩梦，在老家的收容站，他裤子上的皮带被抽走，口袋里的钱也被工作人员没收。当时身无分文的他，在收容站又冷又饿呆了整整两天，稍有反抗即会遭到暴打，要想重获自由，必须缴纳成百上千的“好处费”。
王太元，现为中国公安大学教授，在1986年，还是讲师的他在全国首届治安学术会上提出“迁徙自由”问题，当时应者寥寥。
这种情况的改变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1992年，陡然出现了4600万大规模流动的“农民工”。大规模的城乡人员流动把户籍制度的弊端端上了台面。
两年之后，1994年，王太元再次向学术界抛出了“迁徙自由”的提议，这次学界反响比往日热烈许多。“迁徙自由”转变为法律学者的常规话题，而业界学者发表的有关“迁徙自由”的论述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增多。
1992年，国务院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特别是城市社会综合承受能力不足，为避免影响社会稳定，户籍改革总体进展较慢，改革目标也远未实现。
改革探索
户籍改革在1998年又迈出一大步，当年7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其中最为人乐道的是第4条的规定：“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2001年石家庄成了户籍制度改革领域的急先锋。只要满足石家庄市公安局所列出的7个条件之一，包括投亲、投资、大学生、买房、管理技术人才、在石家庄打工满两年的合同工或者雇佣工等，只要愿意花总共16.6元的手续费用，均可把户口迁入石家庄。“没学历、没钱都无所谓，你总能找到符合条件的一项。”
在户籍改革后一年，石家庄外地人迁入105586人，其中外来务工者最多，但事实证明，户口放开并没有导致城市膨胀。时任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马景华说，外来人口进市的首要条件是有一份工作、能够生存，老百姓不会因为户口而不顾生存条件盲目进城的。
王太元则认为各地改革其实质都是1998年中央“四项改革”的推进或者深化，没有超出1998年的四项政策，其话中之意不言自明：为何中央政策下发3年后，地方政府仅仅是执行政策却受到媒体如此热烈的关注，显然，之前户籍改革的推进缓慢与地方政府不无关系。对此，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得更为直白：“户籍改革一直徘徊不前，主要是部门既得利益和部门立法的原因。”
“现在发达地区的政府制定的社保政策，在国家不承担‘全国统筹’义务的条件下，必然是有利于本地利益集团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的看法与胡星斗不谋而合。
“孙志刚事件”显然可以成为中国户籍改革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2003年4月开始，孙志刚之死引爆了公众对迁徙自由权利的渴望，来自公众、政府、学者的新一轮的对现有户籍制度的思考和批判风起云涌，迁徙自由从学者术语变成了公众俗语。
孙志刚事件本身的恶劣性使得收容制度的取消异常顺利，公众以及专家学者在取消收容制度的观点上保持了少有的惊人的一致态度，同年8月1日，1982年起施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就在2003年下半年，总理帮熊德明讨薪事件也成为了公众的热点话题，有专家指出，侵害农民工权益屡禁不止与城乡二元制度不无关系，正是城市户口背后的附加值导致“农民”成为被赋予强烈歧视意味的标签。在农民工逐渐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之时，户籍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解决三农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改革户籍制度具有相同的涵义。
废除VS改革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针对户籍改革作了一次网络民意调查，高达九成的赞成率足以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的民意基础已完全成熟。
在2005年、2006年的两份《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中，深圳蝉联综合排名第一。户籍制度比较宽松的东莞、广州等其他东南沿海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也名列前茅，担心户籍的放开会给当地原住居民生活带来灾难性负面影响的预测并没有出现。
在这一轮针对如何改革户籍制度的理论探索中，除了讨论的话题范围扩大以及讨论频率的提高以外，学者对户籍制度的探讨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理性。
王太元把户口制度比喻为一个门卫，他让谁进门不让谁进门，全听屋里主人吩咐。而屋里的这个“主人”就是教育、福利、就业等资源的短缺，以及由这些短缺所决定的对城市的制度倾斜，正是这些倾斜造成了城乡之间、地方之间资源的不平等，因此取消户籍制度的附加值才是根本出路。
2005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建议实行“北京人口准入制”，她的理由是大量人口的无序、盲目进京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成者有之，反对者的浪潮更甚，更有人甚至要求“废除”户籍制度。
而王太元的观点比起维护和取消的两极观点显得更为中庸。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实施户口管理的国家，已有3000年历史，欧美专家学者也对中国的户口管理（主要是户籍登记制度）赞不绝口。“取缔是一个临时性的行为，户口制度背后的社会经济基础如果不消失，户籍制度就无法取缔。即使是取消了‘户口制度’，也会出现其他‘人口制度’‘身份证制度’来限制你。”
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季卫东把户籍制度提到了违宪的高度，他认为“中国公民现在并没有迁徙的自由，那么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来承认公民有迁徙的自由”。
基层出身的王太元对户籍制度的态度是爱恨交织。“单从违宪的角度而取缔户籍制度显然是过于理想化了”，他建议从中国国情出发，以更为现实的态度去看待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应该保留，而抹去户籍制度的附加值需要循序渐进。正是这种相对保守的态度，使农民出身的王太元被网友反诘“你到底是谁的代言人”。
显然，拥有国际法学视野的季卫东的观点与王太元相比，更为注重“迁徙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原则的前提性。他虽然承认“如果对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缺乏有效的调整和应对措施，很可能造成并加剧城市化病态”，但是他坚持应该在承认、坚持、维护“迁徙自由”的原则下采取一些合理的限制政策才是必要的和合理的。换句话说，“迁徙自由”是根本，限制是例外。
不管是季卫东、王太元，或是张惟英，他们都赞成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法权上的迁徙自由应完全实现，但市场手段才是调节人口分布的应有方式，只有这样，社会财富和公众福利才能被城乡人民更平等地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