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知青运动”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完整的蛋。
　　
　　收到一份稿约,内中有北大荒“模式”字样。稿约定下了字数和交稿时间。恰好南方有笔会,邀我参加,“北”方的事情,就此搁下。实际上,是我写不了“模式”。写不了的理由,很个人化,也很感性:宅在上海,回家乡生活,已30多年;当年,在那样的背景和心情中,苍茫北去,今天,面对“模式”,有一种硬要再次被“摁”进去,成为某种统一脸谱的产品的感觉。这都不是我的意愿。
　　如是的题目,太宏大,也非常粗疏,连个前置词都不给。就近70年而言,上世纪40年代中期,就有最初进军东北解放大军的“第一犁”故事,后续的是“十万官兵开垦北大荒”。军队屯垦事,中国古来有之。作为以“知青”冠名的后来人,非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无有解说的资格。要说到“北大荒知青模式”,拿过14年国家农工编制工资的我,是有些体会的。
　　2008年8月末,以“知青列车”为名的老式火车车厢,摆放在南京西路美术馆门口。艺术家的口号是:出发和到达。但这样混沌“浆糊”的朦胧涵盖,不能包括我永恒的怀疑:为何出发,又到达了“哪里”?
　　对于中国知青和中国知青“运动”的解说,几乎无穷无尽,几乎无法求同。只是,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连同“文革”本身都早被彻底否定。借用成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知青运动”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完整的蛋。在理应上学的年龄,丢弃书本(請允许简略表述)去劳动;到本该工作的时段,却作为超龄“大”学生去读书。这不能被认可是正常社会的秩序。投身社会,要以背井离乡为前提;表达忠诚,要以抛弃父母兄妹为标尺,这更不能被判定为道德人生的准则。人类历史上有因战乱和灾荒的人口大迁徙,但没有一次人数如此众多、时间如此漫长、以纯粹年轻人为主体的如此“壮观”的生命大迁徙。
　　据资料,1968年后,北大荒垦区接收各地知识青年计45万人。至1973年,国家对兵团基本建设累计投资8亿元,而累计亏损10亿元,平均每年亏损1.6亿元。这6年是北大荒垦区经济效益最差的时期。面对几十万知青向国家伸手要饭吃的窘境,1973年10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批示:“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
　　对于北大荒这段历史的经济状况,有人说:是知青用尚未完全成熟的身躯,支撑了共和国大厦。其言虽壮,而实际恰恰相反,几十万年轻人的到来,制造了黑土地的入不敷出。这在农场大事记中有记载。但这原因和后果,都不是知青的责任,而是国家政治动荡的高额成本。如是的家事、国事,应该成为一种模式么?能够成为一种模式么?
　　对“模式”的解读,很矛盾,基本的是“事物标准样式”的“方法”论。再查阅“规律”: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具有普遍性;规律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规律以其铁的必然性起着作用。昨天,2010年上海世博会闭幕,184天表达的是“城市创新和持续发展”的规律解说。看来,规律比“模式”准确。
　　我查阅得到的另一个数字是:当年下乡到黑龙江的上海知识青年为16万多人,其中来到兵团、农场和林场国有体制单位的知青,将近14万。一百个人物、一百种坎坷,便会有一百种令人唏嘘不止的人生。14万人的生存史,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知青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的一段极其被动的历史。至于,知青用相对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给荒原带来新的气息,那是知青们用自己的单纯和健壮奉献的果实。
　　后有来者,有些对知青“倍增敬意”,原因是我们曾经的生存经历,令人“周身寒栗”。原来,苦难也会成为荣誉的母亲。更有这样的表述:知青运动早就大势已去、尘埃落定,知青这个浩大群体也将在历史上渐去渐远,知青一代正在逐渐离开人生舞台中央。我十分认同如是说法。“知青”这个名词,今天的多次重复,其目的应该是为了提醒明天和更长久的今后,永不再生。
　　屯垦北大荒,是一部史书,非模式两字可轻佻概括。对“文革知青运动”,我将牢记,但绝不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