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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文学社团，发起人为柳亚子、陈去病和高旭，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南社社员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他们在作为南社社员的同时，又具备了同盟会会员、国粹派的身份。南社社员活动的足迹从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清末就已存在，他们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在1180多名南社人当中，有16人为广西籍社员，他们也是南社中的佼佼者，在中国历史和广西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足迹。
近代中国革命文学社团——南社
南社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文学社团，也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革命文化团体，发起人为柳亚子、陈去病和高旭，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
南社主要以文学为平台，效仿晚明复社，宣扬民族主义，取“南社”为名，意为与当时满清朝廷的帝都“北庭”分庭抗礼。初次成立的开会地点选在了苏州虎丘张公祠，张公祠是为纪念南明起兵抗清殉节的张国维而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异民族入侵中原，践踏北方土地的同时，在中国南方往往相继成立代表汉民族正统的流亡政权，东晋、南宋和南明小朝廷就是这些代表。
早期的南社打出了“反清”旗号，反映了旧中国文人的这些“南渡”情怀。先后有一大批当时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知名人物、政客和反封建反专制的斗士都聚集在南社的旗下。
实际上，南社社员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多重身份：革命党人、国粹派与南社社员。仅仅将南社视为一个文学社团是不够全面与客观的，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岁月当中，南社人皆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为辛亥革命构筑了思想文化的阵地，与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互成犄角。南社是近代中国民主进步的标志之一，与当时的中国同盟会可称为革命的“孪生兄弟”。
南社这个革命团体中，曾加盟了不少广西籍社员，这些广西籍的社员也曾是拨动中国历史时针的中流砥柱。
南社中的16位广西籍社员
南社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发起，经历了创建——分裂——重组——再分裂的历程，同时出现南社各个省的分社。在1923年“旧南社”解体之后，又出现了“新南社”和“南社湘集”的分裂，此二者持续时间也较短，到了1935年又有南社纪念会。抗战爆发后，所有与南社相关的组织已寥寥无几。
从柳亚子的《南社纪略》、郑逸梅的《南社丛谈》、杨天石、王学庄的《南社史长编》中初步统计，1909年成立的旧南社中，正式填写志愿书入社的社员有1110人。广西籍南社作家分布呈以下特点：桂林籍作家人数较多，达8位之多，容县籍作家人数其次，其他作家散布在桂中、桂南相关县城。
桂林作为当时广西的省府，其地理位置沟通桂东的梧州和相邻的湖南，文化氛围发达，因而桂林是当时广西的文化重镇，而容县地处桂东南，既与广东相邻，又与当时的水上门户梧州有着交通之便。再者，容县当地有着较好的教育办学传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全县有公私立小学堂60所，数量居全省首位……由于容县的启蒙、经书教育有较好的基础，容县士子在元、明清期间的科举考试中，考中进士的有21人，中举人的有164人、其中武举13人。”所以广西籍南社社员多来自于上述两个地区。
在广西籍南社社员中入社最早的为北流陈柱，为第196个南社成员。其后入社的分别有桂林邓家彦、桂林马君武、容县陆峤南、灵川廖从本等人。与南社相关的基本史料反映，马君武、邓家彦和陆峤南这3位南社人是有记载出席南社雅集活动较多的广西籍社员。
南社广东分社成立于1917年，即后来的粤社。陆峤南为该社团中活动最多的广西籍社员，桂林的朱克昌和灵川的廖从本也是粤社社员。旧南社解体后，新南社有马君武和南社湘集有陆峤南和全县王启华两位社员，马君武、陈柱和容县女社员黄欧查，后一起加入了1935年成立的南社纪念会。其他一些南社社员，虽不是第一批入会成员，但其影响在南社草创期间已存在，如1905年8月创刊的《醒狮》杂志，马君武、陈去病和柳亚子都是其重要编辑人，1909年南社在虎丘召开成立大会时马君武尚在德国。1909年冬，马君武从柏林寄信回国参加南社，并作《寄南社同人》诗，表示祝贺。远在德国留学期间，马君武未能如期参加南社的聚会，因此在柳亚子所著的《南社纪略》中，南社成立初期的两次聚会名单中均未见马君武的名字。马君武虽远离故土，但并未断绝与南社的联系，与南社的发起者柳亚子和高旭频频通信。1910年1月，《南社》第一集出版，其中便有马君武的作品。
南社中的桂籍作家尽管只有仅仅16位，但他们依然是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陈柱为民国年间著名的国学大师；邓家彦为意志坚定的革命斗士；马君武不仅参与民主革命，也是多才的学者，并曾任广西省省长、广西大学校长；陆更存（即陆峤南）不仅为同盟会会员，留日归来在北流、肇庆担任民国县长；庞栋岩和黄朝桐是广西近代著名教育家；还有后来为国民革命牺牲的梁六度。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生力军
南社成立之年正处在风云激荡的清末年间，清廷掀起“预备立宪”与官员出洋考察的浪潮以延缓其政治生命。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中国开明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留学，接受新思想，为革命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思想前提。在此前提下广西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出国留学。
南社中的广西籍社员也多有留洋背景，并且均有留日背景。马君武1901年赴日留学，1903年入日本西京大学学工艺化学，留日期间毅然剪掉了象征“清国奴”的辫子。而国学大师陈柱，“留学日本，毕业于成城学校，课余治诗文、工书法，初临《史晨碑》，后临《石门颂》”。邓家彦则“与马君武同受业于前台湾伯里玺天德（英语‘总统’音译）唐景崧薇卿先生之门，庚子赴澳门在储才学堂攻读……其后余考入四川高等学堂，深感校长胡太史西岚先生及陆怿之、吴叔猷先生等之知遇，未几即东下赴日本留学”。容县南社社员陆更存则是在光绪三十年九月（1904年）赴日本留学。这和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使中国人对其刮目相看，清廷实行新政后，全国上下掀起学习日本、留学日本的风潮有关。 在史学上，陈柱身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为广西籍南社人中治学成就最为显著的社员。25岁时就被聘为国文教习，主讲庄子，《中国散文史》是陈柱在国学领域上的一部巨著。《中国散文史》罗列了中国散文发展史的脉络，由于《中国散文史》开启了中国散文学史研究，此书在1937年初版后，又于1983年在上海书店加版重印，说明该书对后世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除此之外，他的著作《守玄阁文字学》、《小学考据》、《公羊家哲学》、《墨子间诂补正》、《三书堂丛书》、《文心雕龙校注》、《墨子十论》、《诸子概论》也是较为精辟的著作。他注重对历代广西文人著作的抢救，认为广西本来就不是中原人士眼中不开化的“蛮荒之地”，痛心“然则吾桂以僻远之故，虽有聪明卓异之才，而不遇青云之士，卒埋没于众草之间者，固已不可胜数。”所以“故尝欲网罗先哲遗著，名曰《粤西丛书》以刊行于世……”后历经删改，此书终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粤西十四家诗钞》。
在书法领域，南社人当中，陈柱兼擅书法，熟谙中国书法史与历代体裁，早年留日时就善摹名帖，他曾与南社人黄宾虹讨论习书之道时，谈到：“柱于二十年前习汉隶，即颇尝此，而学之未专，五六年来始专为之。往年观承指示，于用笔之法，始渐有所悟。”
戏剧战线是南社社员的一块不可多得的阵地，历史上多位南社社员都同时为戏剧大家。作为南社社员的马君武，即使在新南社停止活动以后，在戏剧领域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其改革桂剧的成就尤为明显。1938年，马君武邀请同是南社人的欧阳予倩赴桂林编排、演出话剧《青纱帐里》、《曙光》，并将京剧《梁红玉》改编为桂剧。以往的戏剧演员的培养多为师徒口授相传，演员多为文盲，针对这一弊端，马君武在剧团中开设“成人教育班”，亲自教授演员学习文化。经过学习，演员的文化水平大为提高。
在文学领域，广西南社人注重革新诗歌体裁题材。“在创作上，马君武是改良派‘诗界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梁启超对他的诗甚为称许。他的诗主张‘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被当时人誉为‘能合欧亚文学之魂于一炉而共冶者’。”由此可见，马君武的诗以近代新诗为形式宣传民族主义；或以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新学思想。如1902年作的《杭州拜岳武穆王墓》：
西湖杨柳映朝霞，
自结花圈献岳爷。
国会冤刑苏拉底，
敌军震慑汉尼拔。
君臣昏聩河山耻，
父老遮留将士哗。
正气消沉君莫问，
黄龙今日属谁家？
诗中借拜祭岳飞墓抒发情怀，引用了西方历史中著名的暴君罗马执政官苏拉和迦太基著名将领、悲剧英雄汉尼拔来影射岳飞的悲剧。再笔锋一转，向世人提问：“正气消沉君莫问，黄龙今日属谁家？”不仅婉转的抨击了当时中国政治、社会上的风气低迷，而且借凭吊民族英雄岳飞抒发了对作为异民族政权的满清政府的不满。
反封建反独裁的革命斗士邓家彦，后人评价他“先生于中国文学素养甚深，有《一枝庐诗钞》、《民族语源》、《学锲录》、《西诗学述要》等行世。”以往世人皆未注意邓诗，从同时代人的序言中，邓诗是值得肯定的：“先生之诗，独清婉得和声，又喜小学。鼎彝斑翠，时迸异彩……”
广西南社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与其他南社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南社的主要成员对广西籍的南社人都作出了较高的评价。1910年高旭发表了《后诗中八贤歌》如此评论马君武：“贵公顾盼谁与俦？发愤乃作欧西游。蒲芦塞为红颜羞，清新诗句题上头。”诗中高度评价了马君武的人品与作品。
在后人看来，马君武西学水平卓越在于他译著丰富，鲜有人熟知他的国学与西学水平那时已被南社人所称赞，并把他与苏曼殊并称。1912年2月20日，南社社员宁调元任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总编纂，柳亚子在《民声日报》开辟新刊介绍专栏，其中就介绍苏曼殊的《潮音》、《文学因缘》和马君武的《新文学》。柳亚子在报中盛赞马君武的西学与国学水平同等优秀：“含英咀华，合泰东西艺文之魂于一炉而共冶之，就不佞所知，一时瑜、亮，独有曼殊与桂林马君武耳。”1914年6月，《马君武诗稿》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陈布雷读后，致书柳亚子，感赞其作品：“译作更有灏瀚流转之妙，与曼殊以宛丽，真堪各树一帜。”在国学与西学的造诣上，南社社员眼中的马君武可与苏曼殊并称“瑜亮”。
在南社人郑逸梅的著作中，把陈柱的个人志趣归为两点：一为好书，二为嗜酒。好书者，郑谓“柱尊的一生，是读书、教书、著书的一生。”个人所得收入，除用于家庭支出与子女教育外，多用于买书。陈柱在上海就有一宅，名为“十万卷楼”，“所谓十万卷楼，的确册帙琳琅，不啻杜家之库、曹氏之仓，左图右史，晨夕披览，虽寒暑不辍。”
从史料和其他南社人的回忆来看，南社广西籍社员拥有较高的治学、治文水平，但以往对广西南社人与其作品的史料尚待发掘。纵观广西南社社员的经历，南社与同盟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也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参与者与影响者。文
近代中国革命文学社团——南社
南社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文学社团，也是20世纪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革命文化团体，发起人为柳亚子、陈去病和高旭，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
南社主要以文学为平台，效仿晚明复社，宣扬民族主义，取“南社”为名，意为与当时满清朝廷的帝都“北庭”分庭抗礼。初次成立的开会地点选在了苏州虎丘张公祠，张公祠是为纪念南明起兵抗清殉节的张国维而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北方异民族入侵中原，践踏北方土地的同时，在中国南方往往相继成立代表汉民族正统的流亡政权，东晋、南宋和南明小朝廷就是这些代表。
早期的南社打出了“反清”旗号，反映了旧中国文人的这些“南渡”情怀。先后有一大批当时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知名人物、政客和反封建反专制的斗士都聚集在南社的旗下。
实际上，南社社员来自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多重身份：革命党人、国粹派与南社社员。仅仅将南社视为一个文学社团是不够全面与客观的，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岁月当中，南社人皆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为辛亥革命构筑了思想文化的阵地，与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互成犄角。南社是近代中国民主进步的标志之一，与当时的中国同盟会可称为革命的“孪生兄弟”。
南社这个革命团体中，曾加盟了不少广西籍社员，这些广西籍的社员也曾是拨动中国历史时针的中流砥柱。
南社中的16位广西籍社员
南社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发起，经历了创建——分裂——重组——再分裂的历程，同时出现南社各个省的分社。在1923年“旧南社”解体之后，又出现了“新南社”和“南社湘集”的分裂，此二者持续时间也较短，到了1935年又有南社纪念会。抗战爆发后，所有与南社相关的组织已寥寥无几。
从柳亚子的《南社纪略》、郑逸梅的《南社丛谈》、杨天石、王学庄的《南社史长编》中初步统计，1909年成立的旧南社中，正式填写志愿书入社的社员有1110人。广西籍南社作家分布呈以下特点：桂林籍作家人数较多，达8位之多，容县籍作家人数其次，其他作家散布在桂中、桂南相关县城。
桂林作为当时广西的省府，其地理位置沟通桂东的梧州和相邻的湖南，文化氛围发达，因而桂林是当时广西的文化重镇，而容县地处桂东南，既与广东相邻，又与当时的水上门户梧州有着交通之便。再者，容县当地有着较好的教育办学传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全县有公私立小学堂60所，数量居全省首位……由于容县的启蒙、经书教育有较好的基础，容县士子在元、明清期间的科举考试中，考中进士的有21人，中举人的有164人、其中武举13人。”所以广西籍南社社员多来自于上述两个地区。
在广西籍南社社员中入社最早的为北流陈柱，为第196个南社成员。其后入社的分别有桂林邓家彦、桂林马君武、容县陆峤南、灵川廖从本等人。与南社相关的基本史料反映，马君武、邓家彦和陆峤南这3位南社人是有记载出席南社雅集活动较多的广西籍社员。
南社广东分社成立于1917年，即后来的粤社。陆峤南为该社团中活动最多的广西籍社员，桂林的朱克昌和灵川的廖从本也是粤社社员。旧南社解体后，新南社有马君武和南社湘集有陆峤南和全县王启华两位社员，马君武、陈柱和容县女社员黄欧查，后一起加入了1935年成立的南社纪念会。其他一些南社社员，虽不是第一批入会成员，但其影响在南社草创期间已存在，如1905年8月创刊的《醒狮》杂志，马君武、陈去病和柳亚子都是其重要编辑人，1909年南社在虎丘召开成立大会时马君武尚在德国。1909年冬，马君武从柏林寄信回国参加南社，并作《寄南社同人》诗，表示祝贺。远在德国留学期间，马君武未能如期参加南社的聚会，因此在柳亚子所著的《南社纪略》中，南社成立初期的两次聚会名单中均未见马君武的名字。马君武虽远离故土，但并未断绝与南社的联系，与南社的发起者柳亚子和高旭频频通信。1910年1月，《南社》第一集出版，其中便有马君武的作品。
南社中的桂籍作家尽管只有仅仅16位，但他们依然是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陈柱为民国年间著名的国学大师；邓家彦为意志坚定的革命斗士；马君武不仅参与民主革命，也是多才的学者，并曾任广西省省长、广西大学校长；陆更存（即陆峤南）不仅为同盟会会员，留日归来在北流、肇庆担任民国县长；庞栋岩和黄朝桐是广西近代著名教育家；还有后来为国民革命牺牲的梁六度。
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生力军
南社成立之年正处在风云激荡的清末年间，清廷掀起“预备立宪”与官员出洋考察的浪潮以延缓其政治生命。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中国开明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留学，接受新思想，为革命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思想前提。在此前提下广西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出国留学。
南社中的广西籍社员也多有留洋背景，并且均有留日背景。马君武1901年赴日留学，1903年入日本西京大学学工艺化学，留日期间毅然剪掉了象征“清国奴”的辫子。而国学大师陈柱，“留学日本，毕业于成城学校，课余治诗文、工书法，初临《史晨碑》，后临《石门颂》”。邓家彦则“与马君武同受业于前台湾伯里玺天德（英语‘总统’音译）唐景崧薇卿先生之门，庚子赴澳门在储才学堂攻读……其后余考入四川高等学堂，深感校长胡太史西岚先生及陆怿之、吴叔猷先生等之知遇，未几即东下赴日本留学”。容县南社社员陆更存则是在光绪三十年九月（1904年）赴日本留学。这和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使中国人对其刮目相看，清廷实行新政后，全国上下掀起学习日本、留学日本的风潮有关。 在史学上，陈柱身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为广西籍南社人中治学成就最为显著的社员。25岁时就被聘为国文教习，主讲庄子，《中国散文史》是陈柱在国学领域上的一部巨著。《中国散文史》罗列了中国散文发展史的脉络，由于《中国散文史》开启了中国散文学史研究，此书在1937年初版后，又于1983年在上海书店加版重印，说明该书对后世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除此之外，他的著作《守玄阁文字学》、《小学考据》、《公羊家哲学》、《墨子间诂补正》、《三书堂丛书》、《文心雕龙校注》、《墨子十论》、《诸子概论》也是较为精辟的著作。他注重对历代广西文人著作的抢救，认为广西本来就不是中原人士眼中不开化的“蛮荒之地”，痛心“然则吾桂以僻远之故，虽有聪明卓异之才，而不遇青云之士，卒埋没于众草之间者，固已不可胜数。”所以“故尝欲网罗先哲遗著，名曰《粤西丛书》以刊行于世……”后历经删改，此书终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粤西十四家诗钞》。
在书法领域，南社人当中，陈柱兼擅书法，熟谙中国书法史与历代体裁，早年留日时就善摹名帖，他曾与南社人黄宾虹讨论习书之道时，谈到：“柱于二十年前习汉隶，即颇尝此，而学之未专，五六年来始专为之。往年观承指示，于用笔之法，始渐有所悟。”
戏剧战线是南社社员的一块不可多得的阵地，历史上多位南社社员都同时为戏剧大家。作为南社社员的马君武，即使在新南社停止活动以后，在戏剧领域上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其改革桂剧的成就尤为明显。1938年，马君武邀请同是南社人的欧阳予倩赴桂林编排、演出话剧《青纱帐里》、《曙光》，并将京剧《梁红玉》改编为桂剧。以往的戏剧演员的培养多为师徒口授相传，演员多为文盲，针对这一弊端，马君武在剧团中开设“成人教育班”，亲自教授演员学习文化。经过学习，演员的文化水平大为提高。
在文学领域，广西南社人注重革新诗歌体裁题材。“在创作上，马君武是改良派‘诗界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梁启超对他的诗甚为称许。他的诗主张‘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被当时人誉为‘能合欧亚文学之魂于一炉而共冶者’。”由此可见，马君武的诗以近代新诗为形式宣传民族主义；或以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新学思想。如1902年作的《杭州拜岳武穆王墓》：
西湖杨柳映朝霞，
自结花圈献岳爷。
国会冤刑苏拉底，
敌军震慑汉尼拔。
君臣昏聩河山耻，
父老遮留将士哗。
正气消沉君莫问，
黄龙今日属谁家？
诗中借拜祭岳飞墓抒发情怀，引用了西方历史中著名的暴君罗马执政官苏拉和迦太基著名将领、悲剧英雄汉尼拔来影射岳飞的悲剧。再笔锋一转，向世人提问：“正气消沉君莫问，黄龙今日属谁家？”不仅婉转的抨击了当时中国政治、社会上的风气低迷，而且借凭吊民族英雄岳飞抒发了对作为异民族政权的满清政府的不满。
反封建反独裁的革命斗士邓家彦，后人评价他“先生于中国文学素养甚深，有《一枝庐诗钞》、《民族语源》、《学锲录》、《西诗学述要》等行世。”以往世人皆未注意邓诗，从同时代人的序言中，邓诗是值得肯定的：“先生之诗，独清婉得和声，又喜小学。鼎彝斑翠，时迸异彩……”
广西南社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岁月中与其他南社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南社的主要成员对广西籍的南社人都作出了较高的评价。1910年高旭发表了《后诗中八贤歌》如此评论马君武：“贵公顾盼谁与俦？发愤乃作欧西游。蒲芦塞为红颜羞，清新诗句题上头。”诗中高度评价了马君武的人品与作品。
在后人看来，马君武西学水平卓越在于他译著丰富，鲜有人熟知他的国学与西学水平那时已被南社人所称赞，并把他与苏曼殊并称。1912年2月20日，南社社员宁调元任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总编纂，柳亚子在《民声日报》开辟新刊介绍专栏，其中就介绍苏曼殊的《潮音》、《文学因缘》和马君武的《新文学》。柳亚子在报中盛赞马君武的西学与国学水平同等优秀：“含英咀华，合泰东西艺文之魂于一炉而共冶之，就不佞所知，一时瑜、亮，独有曼殊与桂林马君武耳。”1914年6月，《马君武诗稿》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陈布雷读后，致书柳亚子，感赞其作品：“译作更有灏瀚流转之妙，与曼殊以宛丽，真堪各树一帜。”在国学与西学的造诣上，南社社员眼中的马君武可与苏曼殊并称“瑜亮”。
在南社人郑逸梅的著作中，把陈柱的个人志趣归为两点：一为好书，二为嗜酒。好书者，郑谓“柱尊的一生，是读书、教书、著书的一生。”个人所得收入，除用于家庭支出与子女教育外，多用于买书。陈柱在上海就有一宅，名为“十万卷楼”，“所谓十万卷楼，的确册帙琳琅，不啻杜家之库、曹氏之仓，左图右史，晨夕披览，虽寒暑不辍。”
从史料和其他南社人的回忆来看，南社广西籍社员拥有较高的治学、治文水平，但以往对广西南社人与其作品的史料尚待发掘。纵观广西南社社员的经历，南社与同盟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也是这个时代的重要参与者与影响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