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城乡统筹的成败在改革。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核心是改革，目标是建立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城乡统筹，既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是改革的着眼点和着力点；综合配套，既是对改革内容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保证；改革试验，既是试错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探索改革路径的科学办法。
城乡统筹的成败在改革，是因为只有通过改革，破除那些不适应城乡统筹的体制机制、做法和政策，才能建立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也只有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才有了根本保证。这套制度体系至少要符合四个标准：一是能够保证推进城镇化、工业化不以牺牲“三农”利益为代价；二是能够保证广大农民能够分享城镇化、工业化的成果；三是能够保证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并形成城乡互动；四是能够保证城乡在统筹协调中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不容置疑，建立城乡统筹的制度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世界各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都有一个如何处理与农村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过对农村和农民“血”与“火”的剥夺实现的。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一直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甚至还有拉大的趋势。比如，建国初制定并沿袭至今的户籍制度，仍然人为地把城市和农村割裂开来，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仍然是城乡两套制度安排、两种模式运行，相互割裂、互不衔接。
为什么建立城乡统筹的制度体系如此艰难？主要有五个原因。其一，传统观念束缚大。农耕文化下土地对生存的保障作用，导致恋土情节成为一些农民进城落户的思想障碍；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又导致一些城里人瞧不起农民，对农民进城有排斥心理。其二，传统体制影响深。以行业、产业管理为基础的行政体制造成对城乡管理的割裂，农业作为弱势产业，也影响到主管部门的话语权，城乡统筹难以落实。其三，各方利益调整难。农民希望在统筹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城市居民担心统筹减少现有社会福利，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愿意因为统筹放弃相关既得利益，一些行业和领域对城乡统筹造成的利益调整也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四，经济支撑能力弱。城乡统筹新制度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支撑，经济实力不强，就难以承受建设新制度的改革成本。其五，制度创新能力不够。建立一个城乡统筹的制度体系，需要有解放的思想、改革的胆略，需要有创新的勇气、创新的思维、创新的举措，在这样的要求面前，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改革常常会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总之，构建城乡统筹制度体系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其难度无异于一场革命。如果只看到改革试验区带来的机遇而看不到它带来的挑战，那肯定完不成这个任务；如果以为改革试验只要给钱、给物、给政策就万事大吉，那改革注定会浅尝辄止；如果以为统筹城乡就是让农民进城，就是扩大城市规模，或就是搞新农村建设，那就无异于让改革走向失败。对于这样一个带有全局性、探索性的改革试验任务，每个单位、每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都要沉心静气的思量：我们准备好了吗？
重庆的改革要走自己的路。
重庆改革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从重庆实际出发。这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发展事业的根本保证。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53%的人口在农村，占户籍人口25%左右的农民工奔波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小马拉大车”、城市对农村的带动能力不强。我们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确定改革的重点，明确改革的目标，制定改革的措施和办法，必须从这样的实际出发。只有这样去改革，才能真正找准并解决重庆城乡统筹中的问题，也才能真正为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统筹城乡发展探索出路子。
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善于把中央的精神同重庆的自身实际相结合。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自始至终都必须坚持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在国家基本法律的框架和范围内进行。要在吃透“上情”和“下情”的基础上，找准中央精神和重庆实际的结合点，找到既符合中央改革发展方针，又能够切实解决重庆自身问题的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和模式。必须切实做到敢闯不鲁莽、能干有智慧、会改有办法。比如农民工问题，全市工业企业中农民工占50%以上，而且比例有逐步提高的趋势。其中建筑行业农民工占80%左右，交通运输行业农民工占60%左右，搬运保洁、园林绿化、餐饮家政等行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是农民工。农民工不仅决定着我们的城市能否正常运转、城市居民能否正常生活，也影响着城市产业发展的水平，决定着城市的竞争力和城市的形象。与此同时，农民工又是农村家庭的支柱，是农民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农村人口中最大的一个利益群体。农民工身系城乡、利连城乡，在很大的程度上讲，他们的状况也决定城乡统筹的状况，决定着城乡经济和社会的状况。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发展、提高却最缺乏制度保障。国务院去年下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5号文件，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突出的位置。如果能够把中央的精神同重庆的实际相结合，切实建立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制度，这样的改革试验就不仅是功及重庆，也会利及全国。把中央的精神同重庆的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和其他发明创造一样，要取得成功，都需要凝心静气地“攻关”，锲而不舍地付出。靠拍腦袋和秀才的笔杆子，搞不出有创造性的改革方案。
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对正确的道路敢于坚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我们必须敢于坚持走符合重庆实际的道路，一旦认准，就绝不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我们当然要大胆借鉴一切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以少走或不走弯路，提高改革效率，减少改革成本，但决不能简单模仿、邯郸学步。对于重大改革事项，一旦作出决策之后就不要争论，更不能“扣帽子”、“贴标签”，必须集中精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抓好落实。邓小平同志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总之，走自己的路就要善于吸收而不是简单模仿，善于听取而不是左右摇摆，善于讨论而不是坐而论道，善于修正而不是相互责难。要改革就会有失误，改革的试验难免会出现问题，对于改革方案的制定、出台，我们要慎之又慎，努力减少改革成本，但改革要允许失误失败，试验要鼓励探索创新，不允许失误必然导致畏手畏脚，不允许探索改革就无从谈起。
走自己的路，就是要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动权。现在外界把重庆称作是中国的“新特区”。我们自己从未这样说过，但重庆的确是新的“试验区”。虽然中央给了我们新“试验区”这个牌子，但不可能给我们具体设计怎么“新”的内容。“试验区”这个牌子拿在我们自己手里，主动权在我们自己，出路在我们自己，前途和命运在我们自己。敢不敢“新”、会不会“新”，关键在于敢不敢改、会不会改，如果只是两眼向上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新”就无从谈起。如果我们争这口气，走出了一条新路，重庆加快发展才会更有希望，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才可能实现，中央才会进一步支持我们，社会才会进一步认可我们，才会为我们创造更好的发展和改革条件，我们就会越来越主动，这是相辅相成的。为此，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条条框框，只要是阻碍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都要勇于“破”，只要是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都要敢于“立”。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新路，走出自己的路。
（根据汪洋同志2007年7月12日《在重庆市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摘编）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核心是改革，目标是建立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城乡统筹，既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是改革的着眼点和着力点；综合配套，既是对改革内容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保证；改革试验，既是试错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探索改革路径的科学办法。
城乡统筹的成败在改革，是因为只有通过改革，破除那些不适应城乡统筹的体制机制、做法和政策，才能建立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也只有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才有了根本保证。这套制度体系至少要符合四个标准：一是能够保证推进城镇化、工业化不以牺牲“三农”利益为代价；二是能够保证广大农民能够分享城镇化、工业化的成果；三是能够保证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并形成城乡互动；四是能够保证城乡在统筹协调中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不容置疑，建立城乡统筹的制度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世界各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都有一个如何处理与农村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通过对农村和农民“血”与“火”的剥夺实现的。尽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一直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甚至还有拉大的趋势。比如，建国初制定并沿袭至今的户籍制度，仍然人为地把城市和农村割裂开来，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仍然是城乡两套制度安排、两种模式运行，相互割裂、互不衔接。
为什么建立城乡统筹的制度体系如此艰难？主要有五个原因。其一，传统观念束缚大。农耕文化下土地对生存的保障作用，导致恋土情节成为一些农民进城落户的思想障碍；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又导致一些城里人瞧不起农民，对农民进城有排斥心理。其二，传统体制影响深。以行业、产业管理为基础的行政体制造成对城乡管理的割裂，农业作为弱势产业，也影响到主管部门的话语权，城乡统筹难以落实。其三，各方利益调整难。农民希望在统筹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城市居民担心统筹减少现有社会福利，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愿意因为统筹放弃相关既得利益，一些行业和领域对城乡统筹造成的利益调整也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四，经济支撑能力弱。城乡统筹新制度的建立，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支撑，经济实力不强，就难以承受建设新制度的改革成本。其五，制度创新能力不够。建立一个城乡统筹的制度体系，需要有解放的思想、改革的胆略，需要有创新的勇气、创新的思维、创新的举措，在这样的要求面前，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改革常常会浅尝辄止、半途而废。总之，构建城乡统筹制度体系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其难度无异于一场革命。如果只看到改革试验区带来的机遇而看不到它带来的挑战，那肯定完不成这个任务；如果以为改革试验只要给钱、给物、给政策就万事大吉，那改革注定会浅尝辄止；如果以为统筹城乡就是让农民进城，就是扩大城市规模，或就是搞新农村建设，那就无异于让改革走向失败。对于这样一个带有全局性、探索性的改革试验任务，每个单位、每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都要沉心静气的思量：我们准备好了吗？
重庆的改革要走自己的路。
重庆改革要走自己的路，就是要从重庆实际出发。这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发展事业的根本保证。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强调，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重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53%的人口在农村，占户籍人口25%左右的农民工奔波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小马拉大车”、城市对农村的带动能力不强。我们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确定改革的重点，明确改革的目标，制定改革的措施和办法，必须从这样的实际出发。只有这样去改革，才能真正找准并解决重庆城乡统筹中的问题，也才能真正为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统筹城乡发展探索出路子。
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善于把中央的精神同重庆的自身实际相结合。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自始至终都必须坚持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在国家基本法律的框架和范围内进行。要在吃透“上情”和“下情”的基础上，找准中央精神和重庆实际的结合点，找到既符合中央改革发展方针，又能够切实解决重庆自身问题的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和模式。必须切实做到敢闯不鲁莽、能干有智慧、会改有办法。比如农民工问题，全市工业企业中农民工占50%以上，而且比例有逐步提高的趋势。其中建筑行业农民工占80%左右，交通运输行业农民工占60%左右，搬运保洁、园林绿化、餐饮家政等行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是农民工。农民工不仅决定着我们的城市能否正常运转、城市居民能否正常生活，也影响着城市产业发展的水平，决定着城市的竞争力和城市的形象。与此同时，农民工又是农村家庭的支柱，是农民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农村人口中最大的一个利益群体。农民工身系城乡、利连城乡，在很大的程度上讲，他们的状况也决定城乡统筹的状况，决定着城乡经济和社会的状况。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的生存、发展、提高却最缺乏制度保障。国务院去年下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5号文件，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突出的位置。如果能够把中央的精神同重庆的实际相结合，切实建立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制度，这样的改革试验就不仅是功及重庆，也会利及全国。把中央的精神同重庆的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和其他发明创造一样，要取得成功，都需要凝心静气地“攻关”，锲而不舍地付出。靠拍腦袋和秀才的笔杆子，搞不出有创造性的改革方案。
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对正确的道路敢于坚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我们必须敢于坚持走符合重庆实际的道路，一旦认准，就绝不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我们当然要大胆借鉴一切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以少走或不走弯路，提高改革效率，减少改革成本，但决不能简单模仿、邯郸学步。对于重大改革事项，一旦作出决策之后就不要争论，更不能“扣帽子”、“贴标签”，必须集中精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抓好落实。邓小平同志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总之，走自己的路就要善于吸收而不是简单模仿，善于听取而不是左右摇摆，善于讨论而不是坐而论道，善于修正而不是相互责难。要改革就会有失误，改革的试验难免会出现问题，对于改革方案的制定、出台，我们要慎之又慎，努力减少改革成本，但改革要允许失误失败，试验要鼓励探索创新，不允许失误必然导致畏手畏脚，不允许探索改革就无从谈起。
走自己的路，就是要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动权。现在外界把重庆称作是中国的“新特区”。我们自己从未这样说过，但重庆的确是新的“试验区”。虽然中央给了我们新“试验区”这个牌子，但不可能给我们具体设计怎么“新”的内容。“试验区”这个牌子拿在我们自己手里，主动权在我们自己，出路在我们自己，前途和命运在我们自己。敢不敢“新”、会不会“新”，关键在于敢不敢改、会不会改，如果只是两眼向上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新”就无从谈起。如果我们争这口气，走出了一条新路，重庆加快发展才会更有希望，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才可能实现，中央才会进一步支持我们，社会才会进一步认可我们，才会为我们创造更好的发展和改革条件，我们就会越来越主动，这是相辅相成的。为此，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打破条条框框，只要是阻碍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都要勇于“破”，只要是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都要敢于“立”。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新路，走出自己的路。
（根据汪洋同志2007年7月12日《在重庆市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