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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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中国独特文化的产物,武侠小说以其独特的人文精神感染着大众。金庸先生作为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其文本中也表现出浓郁的文人精神。本文从金庸作品中人性的描写、历史的必然性、民族的超越性三个方面对本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金庸小说 人性 历史必然 民族超越
  侠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武侠小说是这种文化现象浸润下的特殊产物,其思想感情大多体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一、人性的描写
  人性指的是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分别从道家的追求、佛家的追求和儒家的追求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道家的追求
  道家思想强调的是逍遥、大气、厚德载物,其追求的是至情至性,实现自我。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独孤求败。他壮年以后天下无敌,于是埋剑于冢。从“剑冢”可以得知他的一生用剑分为利剑、软剑、重剑、木剑和无剑。当他达到无剑境界的时候就是放弃手中的剑的时候,这时他才做到了收放自如、随心所欲。老子主张“塞其兑,闭其门” ,强调的是意识的回收,是因为道家确信人的主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放纵自己的性情,就可以实现自我价值。所以说“无剑”于人于事是不再执著的方式。独孤求败埋剑葬剑,正是体现了道家收放自如、随遇而安的人生观。
  (二)佛家的追求
  佛家思想强调勘破、放下、普度众生,其对生命的追求是无欲、无求、无人、无我。金庸武侠小说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萧峰。
  正如《天龙八部》文本中写的那样,“尘归尘,土归土”。萧峰说,他是被父亲从这雁门绝壁下扔回人世的,现在又回到这里了,这就是宿命。这种循环不能说不是佛家落叶归根的体现。与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气质相似的是,萧峰在世间历经了大荣大辱,感受了爱恨情仇,他在雁门关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选择了用生命平息民族战乱,挽救苍天下百姓。这样的选择使其达到了“佛”的境界,达到了真正的无我之境。
  (三)儒家的追求
  儒家思想强调担当、承载、自强不息。传统的责任担当、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和家、天下结合的结果。可以说,儒家追求的是为国为民牺牲自我的大气概,大侠郭靖就是金庸先生为我们塑造的一位成功的儒侠。
  在《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襄阳大战中,郭靖攘臂大呼:“兄弟们,今日叫鞑子大汗亲眼瞧瞧咱们大宋好男儿的身手!”三十年,郭靖大半生的心血都交给了襄阳,交给了大宋。郭靖几乎从未替自己考虑过,他本可以携爱妻隐居桃花岛,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他,所以郭靖终其一生都在驻守襄阳,城在人存,城破人亡。
  二、历史的必然性
  理性指的是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在金庸的小说中体现为其作品反映的历史必然性。下面,我们来看被很多读者认为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笑傲江湖》。
  东方不败在位时的壮景和历代王朝皇帝即位时的景象大同小异,当权者绝对权力和不容侵犯的尊严显露无遗。而后,他又不问教务,甚至将教务交给了杨莲亭。杨莲亭既似历史上的专权宦官,又像褒姒、妲己那样的妖妃,他残害忠良,玩弄权术,将日月神教弄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而此时的任我行则是隐忍多时,他不仅加强练功,总结思考怎样统领日月神教,还对日后神教复兴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可谓是卧薪尝胆,韬光养晦。这和历代封建王朝中的“逆臣贼子”谋取皇位的情景如出一辙。任我行第一次想到自己的独女任盈盈时,感慨道:“唉,此刻我女儿若在我身边,咱们多了一个人,也不致如此势孤力弱了。”他对自己女儿的惦记不是十几年来对盈盈的甘苦冷暖,而是政治局势的优势劣势,女儿在他心中充当的只是政治筹码。
  同样,当任我行夺取了日月神教的政权后,他的统治手段无非落入了另一种极端——残暴。书中也通过令狐冲的心里话说出了人们对封建专治君主的讽刺和不满。《笑傲江湖》中从任我行到东方不败再回到任我行可以说是封建皇权在历史上不断更迭现象的再现。
  三、民族的超越性
  金庸小说中民族的超越性是不断发展的,从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问世到《鹿鼎记》结束,无不体现出作者对民族问题的深深思索。
  《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是被作者丑化了的,他不仅对乾隆的功绩绝口不提,还将其塑造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伪君子。文本中的乾隆被定位成一个汉人,当他知道自己的汉人身份时,曾想过复汉,但是后来由于阻挠便放弃了,做了一个伪满人。他欺骗香香公主,承诺只要香香公主嫁给他,他就放过香香公主的族人、陈家洛以及红花会,但是乾隆的食言逼得香香公主自尽。书中乾隆想要保住秘密,坐稳皇位,派人去暗杀自己的亲弟弟陈家洛以及红花会诸兄弟。当他得知雍正在雍和宫留下遗诏,如果乾隆复汉就废其帝位的时候,他千方百计地用计火烧雍和宫,并杀尽了太后的亲信。他做的几乎没有一件好事儿,他的行为甚至让人不齿。
  待到《碧血剑》问世,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作者对异族观念的转变,袁承志刺杀皇太极时的心理活动正是体现了这一点:“袁承志听了这些话,只觉句句入耳动心,浑忘了此来是要刺死此人,内心隐隐似盼多听一会,但听他四人商议如何整饬军纪、清兵入关之后,决计不可残杀百姓,务须严禁劫掠。”这都充分地说明金庸对异族的态度有所转变,承认了皇太极的治国主张。
  其后又经过了几部作品,《倚天屠龙记》中真正对张无忌好的女子小昭、赵敏都是异族人,《天龙八部》中的大英雄萧峰是契丹人,这样的转变一直持续到最后的《鹿鼎记》。在《鹿鼎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康熙被塑造成了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君主,也无怪乎很多研究者认为康熙才是该作品真正的主人公了。该书中的康熙帝,其大智,削平三番,巩固统一;其大勇,16岁就擒鳌拜;其大仁,韦小宝为康熙的臣子的同时却是天地会的香主,康熙下旨赦免其所有罪过,并在暗暗地寻访他;其大义,打退沙俄入侵,稳固疆土。这部作品中康熙的生活意义表现在稳固皇权和疆土,维护民族的统一和团结上了。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金庸的小说体现的是从汉族独尊到民族平等的转变。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为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的人文精神。
  作者简介:
  李改婷(1981- ),河北省定州市人,河北传媒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邱悦(1993-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河北传媒学院中文系2011级学生。
  娄博(1980- ),河北省秦皇岛人,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责编 张敬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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