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用“脑残”“神经病”来蔑称某些“不可理喻”之人。然而，试想，如果你的工作是与真有精神疾病的人沟通和交流，是不是就一定无法沟通呢？心理治疗医生所担任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们不仅需要有比一般人更好的沟通技能，而且还需要对人际沟通的实质意义有更深入的见解。美国心理治疗专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就是这样一位对人际语言交流有不凡见解的心理治疗学大师。
　　罗杰斯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极大地影响着他的行为。心理变态者主要是因为他有一种扭曲的、消极的自我观念。如果他要获得心理健康，就必须改变自我观念。因此，心理治疗的目的就要帮助病人或患者创造一种有关他自己的更好的观念，使他能自由地实现他的自我，实现他的潜能，成为一个心理功能健全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让他能用语言与他人交流。
　　罗杰斯是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与心理病人沟通的目的是协助病人实现潜在的自我。他秉承三个基本的人文原则：一、无条件地积极关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治疗者对患者应表现出真诚的热情、尊重、关心、喜欢和接纳，即使当患者叙述某些可耻的感受时，也不表示冷漠或鄙视，并无条件尊重他; 二、真诚一致（congruence）：治疗者的想法与他对患者的态度和行为应该是相一致的，不能虚伪做作;三、移情性理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治疗者要深入了解患者的感情和想法，设身处地了解和体会患者的内心世界。
　　如果我们能这样平等、理解地对待精神疾病者，那么对待与我们一样神志健康的他人不是更应如此吗？罗杰斯的人文主义三原则构成了神志健康者们之间说理交流的“罗杰斯模式”。他在《交流：障碍与促进》（Communication： Its Blocking and Its Facilitation）中特别指出“情绪”（emotions）在说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意见不同的双方难以通过说理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了解情绪对于说理方式和效果的重要作用便成为是否能通过说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篇文章写作于1950年代的冷战时期，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相互妖魔化，把对方想象为不讲理的“疯子”。
　　罗杰斯并不奢望凭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交流理念马上就能改变大国之间的外交对抗模式，一直到今天，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及其话语模式仍然阴魂不散。群体的规模越大，意识形态对立就越严重，移情性理解也就会越困难。罗杰斯看到，“阶级之间、群体之间、国家之间交流失败，需要更多的经费、研究和卓越的创造性思考，才有望将小规模内的试验方式加以调整运用”。
　　罗杰斯认为，至少我们可以先在个人与个人的交流层面上坚持相互平等和尊重的原则，避免和改变那种把对方当成“敌人”或“脑残”的恶劣态度。这不仅是伦理的原则，而且也是实际的需要。在辩论说理过程中，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人格、品质、智力、自我被对方藐视、贬低，或受到威胁，那么，我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僵化而固执，就会从捍卫某个观点转而捍卫我们自己。说理也就变成了对人不对事的敌意对抗，沟通也就会变得极难进行。
　　因此，我们说理交流，从一开始就需要有意识地降低对方可能在心理上感觉到的不友善或威胁，让对方感觉到说话者的诚恳、开通和善意。这就需要，一、对对方的观点或看法有同情的理解，看到其中合理的部分;二、把对方当作善意的说理者，予以尊重。这与以驳斥和胜辩为目的的辩论说理是完全不同的。
　　罗杰斯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比一方说服另一方来得重要（更不要说是为了“击败”对方了），未能说服不等于对话交流没有成效。说理的双方，不仅要尽量客观、公正地了解对方的看法，而且还要用充分理性、逻辑的方式让对方了解和接受自己的看法。
　　罗杰斯在《交流：障碍与促进》中指出，“任何一方都可以主动开启这样的协商讨论。也可以由中立的第三者来开启这样的程序”，“这个程序可以用来应对那些使得交流失败的不诚心、自我封闭、谎言和‘假装门面’。当有这些问题的人明白讨论的目的是理解而不是评断时，他们也是很快会被软化的。”罗杰斯对人性的乐观是否与现实相符呢？我们不妨自己先试一试，然后再得出结论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