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技术与继续教育（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学院是澳大利亚进行职业教育的主要机构，其社会地位和毕业生的受欢迎程度是该国境内其它同等级别学校无可比拟的。TAFE学院在澳大利亚非常普遍，不仅没有人会认为接受TAFE低人一等，而且很多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后为了能找到合适的工作，都会回到TAFE学院中进行再学习。本文拟以美国著名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提出的高等教育协调三角形理论为指导，探讨TAFE学院在协调三角形模式中受到政府、企业两大外在因素的影响力度，同时借鉴澳大利亚TAFE发展的成功经验，来促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持续稳定发展。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发展主要受国家权力、 市场及学术寡头三股势力的整合影响，这三股势力可以合成一个图形，称为协调三角形。这个协调三角形的每个角代表一股势力的极端和其他两股势力的最低限度，三角形的内部区域代表三股势力不同程度的结合[1]。这里，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TAFE的发展受到外力的作用影响，故此，笔者对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的三个角作了更改。学术寡头源于院校，于是把学术寡头改为TAFE；市场主要受企业引领，于是把市场改为企业；国家权力是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实施政策体现出来的，于是把国家权力改为政府。借鉴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理论，TAFE的发展是TAFE学院、政府、企业三方合力的结果，是TAFE学院的教育活动与另外两股势力协调、平衡后的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所示，TAFE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这两股外部势力的作用。这两股外部势力与TAFE之间是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推动的关系，相互依赖是合作的基础，相互推动是合作的动机和目的。只有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实现相互推动，才能更有效地促进TAFE的发展。
一、政府的角色作用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影响
根据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理论，TAFE与政府这两股势力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对TAFE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TAFE学院所培养出来的国家建设需要的大量人才的依赖，导致政府去推动TAFE的发展；另一方面，TAFE对政府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力度的依赖，对政府的各种组织、管理机构所给予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力度的依赖。反过来，TAFE的发展又能够促进和推动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其培养的人才是构成国家强大人力资源之一。
1. 政府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
澳大利亚是一个法制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为了促进TAFE学院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例如，1990年颁布实施的《培训保障法》，1992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资助法》以及《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法》。其中，《培训保障法》明确规定，年收入在22.6万澳元以上的雇主，应将企业员工工资预算总额的1.5%用于对其员工进行职业技术资格培训。紧随《培训保障法》之后出台的《培训保障法（修正案）》，对《培训保障法》中的上述条款进行了补充规定，即可以免除在执行该法中表现突出的雇主的费用。但是执行此法律条款的先决条件是，雇主们要能够证明自己在员工的职业技术资格培训上的开支，已经达到其年度内员工工资总额的5%或更多[2]。此外，各州政府纷纷制定了符合本州特点的有利于辖区内TAFE发展的法律，例如，1989年堪培拉市的《职业培训法》；1990年维多利亚州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法》；1991年昆士兰州的《职业教育、培训与就业法》等。这些法律的颁布，为澳大利亚TAFE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 政府的各级组织、管理机构的保证
在澳大利亚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法规的保障下，澳大利亚逐步建立起比较健全的职业教育和管理培训机构，专门负责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管理及培训体系与标准的制定。1994年，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ANTA)的成立是政府支持TAFE的重要标志。ANTA的主要职能是负责起草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战略规划；实施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有关政策；预测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就有关重大政策提出参考意见与实施计划；管理国家级职业教育与培训相关项目，包括分配联邦政府用于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经费等[3]。ANTA对澳大利亚全国职业教育与培训进行的宏观管理，保证了澳大利亚TAFE学院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内容更加符合国内、国际产业界对知识和技能的最新要求，同时也能够保证此类教育培训所达到的国家规定的资格水平，以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与通用性。
3. 政府基于商业化运行模式下的财政资金支持
自1992年以来，国家对TAFE财政资金的投入大体上遵循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或者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签署的ANTA协议。每一两年，联邦政府都会与州政府，或者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ANTA协议，明确双方应承担的义务[4]。2004年，联邦政府为公立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提供了78.8％的日常经费[5]。在政府投入的保障TAFE正常运转的日常经费的基础上，为了加强TAFE学院与行业的紧密联系，增强TAFE学院服务于产业的意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TAFE学院财政拨款实行商业化操作。这就意味着，TAFE学院的办学质量、办学成本及办学效益，将成为其经费收入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谁的办学质量高、办学成本低、办学效益好，谁就可以从政府手中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在获得经费支持后，也不能够高枕无忧，政府会对TAFE学院的经费安排及使用进行随机检查。如果TAFE学院没有能够按照计划保质保量地完成职业技能培训任务，那么政府就会全部或者部分地收回投入的资金。这种商业化的经费管理方式使教育资金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同时也促进了TAFE学院之间的竞争，确保了TAFE的教学质量。
4. 政府的职业资格框架制度的实施
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制度（AQF），是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高等教育机构所采纳的一体化的国家资格制度。AQF自1995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澳大利亚政府在该制度中明确规定，只有取得TAFE证书才能从事相关专业的技术性工作，即使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必须取得TAFE学院的培训证书，才能在生产经营第一线就业，这保证了TAFE证书的权威性和通用性。由于AQF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综合了行业涉及的职业岗位所要求的能力单元，因此，AQF规定的职业资格证书包含有六个级别。TAFE包括的六级职业资格证书，大致可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取得第一级和第二级职业资格证书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学生只需接受半年的全职学习即可获得证书，此层次的培养目标是半熟练工人和高级操作员。第二层次是以获取第三级和第四级职业资格证书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学生通常需要接受一年的全职学习方可获得证书，此层次的培养目标是熟练工人和高级熟练工人。对于获得以上这两个层次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学生，AQF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学习者在本专业领域中具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第三层次是以获取职业文凭和高级职业文凭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学生通常需要接受两年或三年的全职学习，此层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技术分析能力、设计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辅助技工和辅助管理人员。学生在高中阶段可取得第一级和第二级证书，在其进入TAFE学院后，高中阶段获得的学分仍然得到保留并获得承认，学习者可直接学习后续的课程模块。从TAFE学院毕业后，学生可以凭借在TAFE学院获得的文凭、高级文凭直接到综合大学里读二年级。可见，学生在TAFE学院受到的教育为其取得学位奠定了专业基础。AQF改变了传统的中等职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的三权分立状态，明确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衔接，实现了普教与职教等值的证书体系之间的衔接，做到了各州的TAFE学院之间、各州的TAFE学院与州内外的企业之间证书的相互承认。
二、企业的角色作用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影响
根据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理论，TAFE与企业这两股势力之间也呈现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面，企业对TAFE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TAFE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的依赖，正是由于企业对TAFE有人才的需求，才会促使企业去参与、推动TAFE的发展；另一方面，TAFE对企业的依赖，主要表现在TAFE学院对企业给其注入资金和职业技能指导等方面的依赖。企业能够对TAFE学院办学理念、办学方向、课程设置等方面给予指导，反之，TAFE也能够为企业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最终推动企业的发展。
1. 有自觉投资意识的企业
在澳大利亚，企业对TAFE的参与是一个从强制到自觉的过程。一般来说，澳大利亚国内的企业界每年用于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费约为25亿澳元[6]。如国防部门、能源部门等一些特殊行业，定期向TAFE学院注入资金，以培养职业教育的专职人员。还有一些行业通过奖学金形式向学生提供学习经费，如2000年新南威尔士州在网上公布了21种奖学金项目。企业还投资帮助TAFE学院建设实训基地，或以接收学生实习的方式参与TAFE学院的实践教学。企业为培养掌握先进技术的新员工，乐意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提供给TAFE学院使用，并负责随时更新，如昆士兰州的北点TAFE学院，它的机械工程实习车间面临设备老化、实训困难等问题，一些企业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不断地将该企业的最新设备投入到北点TAFE学院的实训基地中，以支持其硬件建设。此外，澳大利亚的企业还帮助TAFE学院建立起全国范围的模拟实训公司网络，供所有TAFE学院的学生实习使用，实行资源共享。
2. 企业主导培训包的开发
培训包（Training Package）是一组结合了全国范围内被认可的标准、大纲、培训、评估和对技能进行认可的资格的集合，是TAFE学院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指南。它由全国行业能力标准、评估指南和全国学历资格三方面构成。当然，有些培训包还包括辅助性材料，如学习战略、评估材料、职业发展材料等。在澳大利亚，培训包是由行业技能委员会主导开发的，目的是满足一个行业或多个行业的培训需求。行业技能委员会由来自各行业的企业专家组成，他们熟悉本行业的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由这样一个专业性及行业性非常强的组织来开发培训包，各方的认可度比较高且可操作性强。可以说，行业企业的参与是培训包开发的最大特色，也是其开发成功的最有力保证。
3. 企业自觉参与TAFE学院办学
在澳大利亚，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能力，都会自觉参与到TAFE的办学中去，其具体表现有五。第一，参与TAFE的宏观决策和管理，尤其是TAFE发展的重大问题，如TAFE如何适应就业市场、争取更多的经费投入等。第二，参与TAFE的办学过程，特别是对TAFE学院的办学规模、课程设置和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实训基地、师资安排、教育产品开发等进行研究并做出决策。第三，鼓励业内人士在TAFE学院兼职讲课，帮助充实学院教师队伍，并以最新的职业技术完善学校教学工作，同时安排学院教师每学年到企业工作两周时间，吸收TAFE教师为行业协会会员，确保教学不脱离企业的实际需求。第四，参与教学质量评估。政府和州的行业培训顾问委员会每年都会对TAFE学院做定期的教学质量评估，还常常对企业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满意度调查，以推动TAFE学院的改革与发展。第五，参与岗位技能培训。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企业必须拿出大约工资总额的5% 用于员工职业技能培训，否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7]。整个培训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企业根据行业培训顾问委员会提出的，针对企业员工定向培训的经费要求，向TAFE学院拨款开展培训。
从以上对政府、企业在TAFE发展中的角色承担的作用的探讨中，可以得出澳大利亚政府、企业这两大外部动力因素对TAFE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TAFE发展成功的有力保障。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我国政府有必要出台一部与时俱进的、与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接轨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任务、培养规格、管理职责及投资机制等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此外，还应该颁布相关法律，强制规定企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具体责任和义务，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制定一些具体的优惠政策。总之，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这两股外部势力在高等职业院校的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我国的高等职业院校才能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荷]弗兰斯·F·范富格特主编，王承绪等译.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4-8.
[2] 王斌华.澳大利亚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0.
[3][6] 石伟平.时代特征与职业教育创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225-226；231
[4] 匡瑛.比较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68.
[5] 张丽英.澳大利亚TAFE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39.
[7] 田犇.澳大利亚TAFE学院的经费来源[J].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３）：87-90.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实习编辑：尹杰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发展主要受国家权力、 市场及学术寡头三股势力的整合影响，这三股势力可以合成一个图形，称为协调三角形。这个协调三角形的每个角代表一股势力的极端和其他两股势力的最低限度，三角形的内部区域代表三股势力不同程度的结合[1]。这里，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TAFE的发展受到外力的作用影响，故此，笔者对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的三个角作了更改。学术寡头源于院校，于是把学术寡头改为TAFE；市场主要受企业引领，于是把市场改为企业；国家权力是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实施政策体现出来的，于是把国家权力改为政府。借鉴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理论，TAFE的发展是TAFE学院、政府、企业三方合力的结果，是TAFE学院的教育活动与另外两股势力协调、平衡后的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所示，TAFE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企业这两股外部势力的作用。这两股外部势力与TAFE之间是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推动的关系，相互依赖是合作的基础，相互推动是合作的动机和目的。只有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实现相互推动，才能更有效地促进TAFE的发展。
一、政府的角色作用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影响
根据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理论，TAFE与政府这两股势力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对TAFE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TAFE学院所培养出来的国家建设需要的大量人才的依赖，导致政府去推动TAFE的发展；另一方面，TAFE对政府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力度的依赖，对政府的各种组织、管理机构所给予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力度的依赖。反过来，TAFE的发展又能够促进和推动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其培养的人才是构成国家强大人力资源之一。
1. 政府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
澳大利亚是一个法制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为了促进TAFE学院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例如，1990年颁布实施的《培训保障法》，1992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资助法》以及《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法》。其中，《培训保障法》明确规定，年收入在22.6万澳元以上的雇主，应将企业员工工资预算总额的1.5%用于对其员工进行职业技术资格培训。紧随《培训保障法》之后出台的《培训保障法（修正案）》，对《培训保障法》中的上述条款进行了补充规定，即可以免除在执行该法中表现突出的雇主的费用。但是执行此法律条款的先决条件是，雇主们要能够证明自己在员工的职业技术资格培训上的开支，已经达到其年度内员工工资总额的5%或更多[2]。此外，各州政府纷纷制定了符合本州特点的有利于辖区内TAFE发展的法律，例如，1989年堪培拉市的《职业培训法》；1990年维多利亚州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法》；1991年昆士兰州的《职业教育、培训与就业法》等。这些法律的颁布，为澳大利亚TAFE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2. 政府的各级组织、管理机构的保证
在澳大利亚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法规的保障下，澳大利亚逐步建立起比较健全的职业教育和管理培训机构，专门负责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管理及培训体系与标准的制定。1994年，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ANTA)的成立是政府支持TAFE的重要标志。ANTA的主要职能是负责起草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战略规划；实施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有关政策；预测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就有关重大政策提出参考意见与实施计划；管理国家级职业教育与培训相关项目，包括分配联邦政府用于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经费等[3]。ANTA对澳大利亚全国职业教育与培训进行的宏观管理，保证了澳大利亚TAFE学院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内容更加符合国内、国际产业界对知识和技能的最新要求，同时也能够保证此类教育培训所达到的国家规定的资格水平，以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与通用性。
3. 政府基于商业化运行模式下的财政资金支持
自1992年以来，国家对TAFE财政资金的投入大体上遵循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或者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签署的ANTA协议。每一两年，联邦政府都会与州政府，或者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ANTA协议，明确双方应承担的义务[4]。2004年，联邦政府为公立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提供了78.8％的日常经费[5]。在政府投入的保障TAFE正常运转的日常经费的基础上，为了加强TAFE学院与行业的紧密联系，增强TAFE学院服务于产业的意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TAFE学院财政拨款实行商业化操作。这就意味着，TAFE学院的办学质量、办学成本及办学效益，将成为其经费收入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谁的办学质量高、办学成本低、办学效益好，谁就可以从政府手中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在获得经费支持后，也不能够高枕无忧，政府会对TAFE学院的经费安排及使用进行随机检查。如果TAFE学院没有能够按照计划保质保量地完成职业技能培训任务，那么政府就会全部或者部分地收回投入的资金。这种商业化的经费管理方式使教育资金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同时也促进了TAFE学院之间的竞争，确保了TAFE的教学质量。
4. 政府的职业资格框架制度的实施
澳大利亚职业资格框架制度（AQF），是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高等教育机构所采纳的一体化的国家资格制度。AQF自1995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澳大利亚政府在该制度中明确规定，只有取得TAFE证书才能从事相关专业的技术性工作，即使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必须取得TAFE学院的培训证书，才能在生产经营第一线就业，这保证了TAFE证书的权威性和通用性。由于AQF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综合了行业涉及的职业岗位所要求的能力单元，因此，AQF规定的职业资格证书包含有六个级别。TAFE包括的六级职业资格证书，大致可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取得第一级和第二级职业资格证书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学生只需接受半年的全职学习即可获得证书，此层次的培养目标是半熟练工人和高级操作员。第二层次是以获取第三级和第四级职业资格证书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学生通常需要接受一年的全职学习方可获得证书，此层次的培养目标是熟练工人和高级熟练工人。对于获得以上这两个层次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学生，AQF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学习者在本专业领域中具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第三层次是以获取职业文凭和高级职业文凭为目的的职业教育，学生通常需要接受两年或三年的全职学习，此层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技术分析能力、设计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辅助技工和辅助管理人员。学生在高中阶段可取得第一级和第二级证书，在其进入TAFE学院后，高中阶段获得的学分仍然得到保留并获得承认，学习者可直接学习后续的课程模块。从TAFE学院毕业后，学生可以凭借在TAFE学院获得的文凭、高级文凭直接到综合大学里读二年级。可见，学生在TAFE学院受到的教育为其取得学位奠定了专业基础。AQF改变了传统的中等职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的三权分立状态，明确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衔接，实现了普教与职教等值的证书体系之间的衔接，做到了各州的TAFE学院之间、各州的TAFE学院与州内外的企业之间证书的相互承认。
二、企业的角色作用对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影响
根据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理论，TAFE与企业这两股势力之间也呈现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的关系。一方面，企业对TAFE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TAFE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的依赖，正是由于企业对TAFE有人才的需求，才会促使企业去参与、推动TAFE的发展；另一方面，TAFE对企业的依赖，主要表现在TAFE学院对企业给其注入资金和职业技能指导等方面的依赖。企业能够对TAFE学院办学理念、办学方向、课程设置等方面给予指导，反之，TAFE也能够为企业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最终推动企业的发展。
1. 有自觉投资意识的企业
在澳大利亚，企业对TAFE的参与是一个从强制到自觉的过程。一般来说，澳大利亚国内的企业界每年用于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费约为25亿澳元[6]。如国防部门、能源部门等一些特殊行业，定期向TAFE学院注入资金，以培养职业教育的专职人员。还有一些行业通过奖学金形式向学生提供学习经费，如2000年新南威尔士州在网上公布了21种奖学金项目。企业还投资帮助TAFE学院建设实训基地，或以接收学生实习的方式参与TAFE学院的实践教学。企业为培养掌握先进技术的新员工，乐意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提供给TAFE学院使用，并负责随时更新，如昆士兰州的北点TAFE学院，它的机械工程实习车间面临设备老化、实训困难等问题，一些企业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不断地将该企业的最新设备投入到北点TAFE学院的实训基地中，以支持其硬件建设。此外，澳大利亚的企业还帮助TAFE学院建立起全国范围的模拟实训公司网络，供所有TAFE学院的学生实习使用，实行资源共享。
2. 企业主导培训包的开发
培训包（Training Package）是一组结合了全国范围内被认可的标准、大纲、培训、评估和对技能进行认可的资格的集合，是TAFE学院开展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指南。它由全国行业能力标准、评估指南和全国学历资格三方面构成。当然，有些培训包还包括辅助性材料，如学习战略、评估材料、职业发展材料等。在澳大利亚，培训包是由行业技能委员会主导开发的，目的是满足一个行业或多个行业的培训需求。行业技能委员会由来自各行业的企业专家组成，他们熟悉本行业的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由这样一个专业性及行业性非常强的组织来开发培训包，各方的认可度比较高且可操作性强。可以说，行业企业的参与是培训包开发的最大特色，也是其开发成功的最有力保证。
3. 企业自觉参与TAFE学院办学
在澳大利亚，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能力，都会自觉参与到TAFE的办学中去，其具体表现有五。第一，参与TAFE的宏观决策和管理，尤其是TAFE发展的重大问题，如TAFE如何适应就业市场、争取更多的经费投入等。第二，参与TAFE的办学过程，特别是对TAFE学院的办学规模、课程设置和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实训基地、师资安排、教育产品开发等进行研究并做出决策。第三，鼓励业内人士在TAFE学院兼职讲课，帮助充实学院教师队伍，并以最新的职业技术完善学校教学工作，同时安排学院教师每学年到企业工作两周时间，吸收TAFE教师为行业协会会员，确保教学不脱离企业的实际需求。第四，参与教学质量评估。政府和州的行业培训顾问委员会每年都会对TAFE学院做定期的教学质量评估，还常常对企业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满意度调查，以推动TAFE学院的改革与发展。第五，参与岗位技能培训。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企业必须拿出大约工资总额的5% 用于员工职业技能培训，否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7]。整个培训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企业根据行业培训顾问委员会提出的，针对企业员工定向培训的经费要求，向TAFE学院拨款开展培训。
从以上对政府、企业在TAFE发展中的角色承担的作用的探讨中，可以得出澳大利亚政府、企业这两大外部动力因素对TAFE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TAFE发展成功的有力保障。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我国政府有必要出台一部与时俱进的、与国际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接轨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任务、培养规格、管理职责及投资机制等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此外，还应该颁布相关法律，强制规定企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具体责任和义务，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制定一些具体的优惠政策。总之，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这两股外部势力在高等职业院校的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我国的高等职业院校才能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荷]弗兰斯·F·范富格特主编，王承绪等译.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4-8.
[2] 王斌华.澳大利亚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0.
[3][6] 石伟平.时代特征与职业教育创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225-226；231
[4] 匡瑛.比较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68.
[5] 张丽英.澳大利亚TAFE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39.
[7] 田犇.澳大利亚TAFE学院的经费来源[J].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３）：87-90.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实习编辑：尹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