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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在2010年6月签署了划时代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协议包含16个条文和5个附件，完整架构了“两岸经济协议”的内容。在ECFA第四章“早收计划”中，将“服务贸易早期收获”纳入其中，凸显了两岸经济合作求新求变的积极态度。
在“早期收获”清单中，大陆共提供台湾539项货品免关税的待遇，占台湾对大陆出口值的16.14％；其中包含石化产品88项、运输工具50项、机械产品107项、纺织产品136项、其他产品140项，以及农产品18项；服务贸易11项，包括银行1项、证券期货1项、保险1项、非金融业8项。而台湾则相对提供了大陆267项货品免关税，占大陆对台湾出口值的10.53％，包括石化产品42项、运输工具17项、机械产品69项、纺织产品22项、其他产品117项，以及服务贸易9项(1项为金融业)。
货品贸易早收部分已经从2011年元旦开始，以两年三期完成降税。在服务贸易方面，两岸分别在去年10月底和11月初实施了第一阶段五项服务业的开放，今年元旦起全面实施。“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简称“经合会”)也依据架构协议在今年1月由双方宣布成立，并在2月举行第一次例会，成立T6个工作小组(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争端解决、产业合作、海关合作)。依据双方海关统计，今年1—2月大陆自台湾进口总额为182.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20.2％；其中大陆给予台湾早期收获清单内货品之进口额为29.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28.5％。同期间，台湾自大陆进口总额为61.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31.8％；其中台湾给予大陆早期收获清单货品之进口额为7.1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45.2％。
在后续四项协议的谘商方面，依照ECFA架构协议规定，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争端解决等四项协议于今年3月12日以前展开协商。其中的投资保障协定已在去年由两会安排展开磋商，进行了数次的业务沟通，将列为第七次江陈会的优先议题，双方将继续积极推动以便早日签署。至于后续的“货品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由于没有被列入“早收计划”的仍占大多数，未来的谘商可能会面临不少的困难状况。为使未来的谘商较为顺利，文本谨提供几个看法，让海峡两岸在正式谘商之前拥有适当的心态，以免被错误认知所误导、坚持己见致旷日废时，影响两岸合作及双方社会之利益：
双方品开放的幅度越大越好
以经济的眼光来看，两岸列入开放、免除关税的货品越多越好。首先，以台湾而言，台湾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依照国际贸易理论完全免除关税是最好的贸易政策。这也是为何香港和新加坡两个小型开放经济基本上都不课征关税的原因，因为只要一课征关税，就会让关税反映在经济体内部价格的上升，造成消费量减少、无效率生产增加的双重“无效率”，减少经济体的社会福利。
反过来看大陆，大陆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许多产品的进口量大，依照国际贸易“最适关税”理论，对某些产品似乎有课征“最适关税”的空间；但事实上大陆还是一个中度发展的经济，其能够生产的多数产品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能够提供，因此如果是“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课征关税的结果还是会让下游厂商的生产成本提高，削弱了国际竞争力；而如果是“制成品”，则课征关税还是会转嫁到大陆的消费者，造成无效率生产提高、消费量下降和社会福利水准降低的后果。
因此，无论是台湾或是大陆，都应该尽快完成“货品贸易协议”的签署，免除关税、拉低价格来造福两地的下游业者和消费者。若无法达成此项目标，就会以社会福利的降低来维护部分厂商的利益，是不智的行为。
消费者福利的重要性不低于生产者
海峡两岸在进行“早收计划”谘商时，每每以己方“内部厂商”的竞争能力高低来作为是否列入免除关税的考虑，完全不谈己方“消费者”能够从免除关税所获得的利益来考虑，这对双方的消费者都是不公平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只想到厂商。虽然厂商也需要政府的照顾，但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全体人民的福利，厂商的生存发展只是手段，根本目的是要提高全民的福利。许多官员无法体认政府存在的目的，一心认为厂商能够快速成长最好；这种态度经常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也不是协助厂商发展的最佳手段。特别是在海峡两岸的“所得分配”都显示出恶化的此时此刻，以关税免除来降低境内产品的价格，一方面可以消除物价上涨的部分压力，让庶民百姓享受经济成长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不让经济成长的利益全归诸于拥有企业的“资本家”，有助于经济成长后的“利益分配”。
双方都可以“得利”
两岸在ECFA早收谈判中曾经为了工具机等几个品项是否要列入早收清单而陷入僵局，到最后被列入之后双方都可以接受。
在双方都降税的情况下，不应只考虑了部分的上游厂商，而忽略了下游厂商和消费者的观点。试想，如果台湾和大陆同意对一百种贸易商品相互免除关税，而大陆额外对另一百项商品给予台湾免关税时，大陆人民或其下游业者就会获得两百项来自台湾免关税的产品，而台湾却只有一百项来自大陆免关税的产品，在大陆会使用这两百项产品的消费者和下游业者都会因为进口的(完税)价格下降而获利；而台湾使用大陆进口品的消费者和下游厂商却只能在一百个项目上因降价而获利——其实谁获利比较多还要决定于供需弹性的大小。
因此，先进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绝大多数产品都会被列入自由化免除关税范围，这是因为降税越多者可能获利越大。他们的谈判重点通常是在讨论开放“时程”的模式，以及“原产地规则”要严格到何种程度，以及服务市场如何开放；而不是在谈什么制造专案应该开放、什么项目应该保留——何况通常还可以有十年上下的产业调整时程，加上各种“救济措施”在产业遭到重大冲击时使用。
如果在谈判谘商之前，就在研究哪些专案需要保护、要“排除在外”，若不是不了解自由贸易的精神和效益，就是完全没有能力和勇气来面对少数产业的压力。全世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都面临类似的压力，但必须清楚地认知：当开放的专案较多时，其实是对双方都会更有好处；换个角度来看，“守住”的项目越多，其实越是在付出下游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来补贴上游业者无效率的生产而已。
因此，两岸就应该在后续的谘商谈判中采取一种恢弘的气度，对方要求开放的尽可能都给，就像新加坡一样，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高度竞争但发展快速的经济体；对方不愿意开放时也没有必要硬争，因为受害的其实是对方，这就如同韩国的贸易保护程度高于台湾，因此到现在物价水准显著地高于台湾。越保护自己厂商的一方，越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这 称为“获利”，才怪。
保护越多的产业成长越慢
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显示，保护越多的产业其成长的速度经常会越慢。就以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保护相对较少的电子产业成长非常良好，而保护非常高的汽车产业却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是无法去除较高的保护，甚至比不上整体发展程度落后于台湾的泰国；如果再考虑几十年来消费者付出的高价成本，则台湾汽车产业的保护完全是徒然而无功。而如果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经验，却还对某些产业刻意保护，刻意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创造出一种“不自由贸易”的协定，就是无法从经验中学习成长的无效能政府。
反过来看，如果中国大陆因为台湾无力开放部分产业，就相应地要回拒某些产业的自由化或开放，也会造成这些受保护的产业变得较无效率，反而造成其发展动能停滞的现象。其实，以大陆的经济规模为台湾12倍而言(2010年大陆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总生产为9.872百万美元，台湾为0.8236百万美元)，对台湾多开放一些产业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而会强化下游业者的竞争力并提升消费者的福利。
我们可以观察近年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最积极的东西两半球的新加坡和智利两国，其经济成长都相当出色：新加坡在1992-2001期间的年均成长率为6.4％，超越亚洲其他三小龙(韩国6.0％、台湾5.3％、香港3.4％)，2002-2009期间也以5.4％超越了韩国3.9％、台湾3.8％、香港3.5％。智利在1992-2001期间以拉丁美洲最优越的6.0％超越邻国阿根廷2.7％、巴西2.6％，2002-2009期间也以3.6％的表现和亚洲四小龙在伯仲之间，虽然邻国阿根廷(5.1％)和巴西(3.5％)在度过了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也不差。台湾林祖嘉教授的研究显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在签署后三年的外来投资流入表现比起前三年的表现平均要提升122％，再加上贸易量的增加和资源使用的效率提升，当然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服务业开放效益大于制造业
一般国家经常认为开放制造业会比开放服务业的效果要好，因为制造业的外来投资会带来更好的“生产技术”，并透过“外溢效果”来影响本地厂商。然而这种信念是没有根据的，本人对台湾外资的研究发现服务业的开放反而带动了更多的投资效果。原因其实很明显，来自外地更多元的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更容易学习，能够刺激本地服务业快速发展，而提升的服务水准也能有效地提升本地消费者的福利。因此，传统将贸易自由化重心放在制造业而轻视服务业的开放其实是错误的观念——除了金融业涉及资金流动可能有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有必要施以管制以外，其他服务业应尽可能地开放。
特别是大陆“十二五规划”强调要从“国富转民强”、要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幸福社会”，而服务业的产值在整体经济生产中仅占了43.6％(2010年)，再加上台湾在服务业拥有的创意和品质，大陆更应该以开放的胸襟大幅对台湾开放服务市场，来带动和激励服务业的成长。台湾的服务业比大陆早发展约20年，其竞争力多半强过大陆，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对大陆开放服务市场，创造互补双赢的局面，不宜仅仅要利用对方的市场来成长，但却要违反自由贸易的精神来阻挡对岸的投资。
应尽快完成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议
台湾目前(2011年)的工业产品关税率平均为4.23％，农产品为13.88％；贸易加权的整体关税率(2009年)为1.52％(工业产品为1.21％，农业为8.37％)，除了农产品以外，要将关税率全部免除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中国大陆在2010年的总关税率为9.6％，工业和农业产品分别为8.7％和15.6％，2008年的贸易加权总关税率为4.3％(工业产品为4.0％，农业为10.3％)。如果双方都以十年为调整期间每年平均调降关税的话，工业产品每年台湾平均要调降0.42％、大陆要调降0.87％的名目关税率；若以贸易加权税率为准，台湾和大陆每年仅需分别调降0.12％和0.4％关税；对于海峡两岸而言，这种关税调降都是相当容易的事。如果还有产业无法承受这种自由化，其实根本完全缺乏“比较优势”，必须由市场淘汰才是。当然，对于处于尚未完全发展的经济体而言，负责任的政府还是需要设计一些“因应措施”来协助产业界适应自由化的冲击。由于调适的时间可以长达十年，这样的措施的确有足够的时程来进行，不应该成为双方的问题。
此外，中国大陆是一个开发中的超大型经济体，其特质是许多省市的规范不一、执行的细节不同，和小型且同质性高的台湾并不相同。因此，在中央的规范之下落实到各省市时会有相当的落差，乃至于服务市场的表面开放却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在法规规范之外，地方政府在执行时却经常任意性的增加人为的标准，和大陆在政治上宣扬“两岸一家”、“一个中国”的目标对照形成明显的反差。这种“地方差异”和“内外有别”所造成的“非关税贸易障碍”，有必要在服务贸易协议中加以处理，以更明确的规范来显示市场真正开放的诚意。
应相互合作、利用彼此的自由贸易协定去开拓新市场
目前，虽然大陆签署了九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台湾只签署了四个贸易协定，但事实上双方选定签署的物件几乎都属于中小型或开发中的经济体，并且以货品贸易协定的自由化居多。由于制造品的“原产地规定”要求严格，除非到对岸投资制造，否则难以利用对方的贸易协议进入彼此向外签署对象的市场。但在服务市场的情况就不相同，即使服务业的“公司定义”严格，其所需的投资资本可以较制造业低廉得多，因此，利用在对岸投资服务业，再转进到其他国家的服务市场的可行性相对要高了很多。因此，双方在服务业方面相互利用对方的平台来转进其他国家的服务市场，可以是非常有效的全球经营策略。
在这种思维之下，大陆对台湾和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就值得深思。虽然大陆亦有不少先进的服务企业，但由于平均竞争力仍然较弱，在签署双边性自由贸易协定时服务市场的相对开放程度较低；然而台湾的服务业发展较为成熟，可能签署的贸易协定在服务业开放上可能取得较大的相互开放，可以成为大陆先进服务业转入其他国家的有效平台；因此，两岸应该寻求合作的空间、相互利用对岸的平台到其他国家争取商机，而大陆对台湾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态度也应该是“积极鼓励”，或至少是“乐观其成”，而不是“消极抵制”才是彼此都能获利的双赢策略。
总之，两岸和解、互创双赢的机会难得，而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定更是两岸经济合作的最佳示范。两岸必须以最大地诚意、正确的认知、合宜的策略，开诚布公地达成最大程度的开放，体现两岸自由贸易的最大福利，并有效地落实在执行的层面；此外，应相互利用彼此已经签署的贸易协定平台，寻求透过对岸来争取国际市场的机会。最后，还应该积极主动地协助对岸签署其他的贸易协定，来扩大彼此的平台来彼此提高、互创双赢。
作者为台湾大学副教授
编辑／张君
在“早期收获”清单中，大陆共提供台湾539项货品免关税的待遇，占台湾对大陆出口值的16.14％；其中包含石化产品88项、运输工具50项、机械产品107项、纺织产品136项、其他产品140项，以及农产品18项；服务贸易11项，包括银行1项、证券期货1项、保险1项、非金融业8项。而台湾则相对提供了大陆267项货品免关税，占大陆对台湾出口值的10.53％，包括石化产品42项、运输工具17项、机械产品69项、纺织产品22项、其他产品117项，以及服务贸易9项(1项为金融业)。
货品贸易早收部分已经从2011年元旦开始，以两年三期完成降税。在服务贸易方面，两岸分别在去年10月底和11月初实施了第一阶段五项服务业的开放，今年元旦起全面实施。“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简称“经合会”)也依据架构协议在今年1月由双方宣布成立，并在2月举行第一次例会，成立T6个工作小组(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争端解决、产业合作、海关合作)。依据双方海关统计，今年1—2月大陆自台湾进口总额为182.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20.2％；其中大陆给予台湾早期收获清单内货品之进口额为29.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28.5％。同期间，台湾自大陆进口总额为61.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31.8％；其中台湾给予大陆早期收获清单货品之进口额为7.1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成长45.2％。
在后续四项协议的谘商方面，依照ECFA架构协议规定，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及争端解决等四项协议于今年3月12日以前展开协商。其中的投资保障协定已在去年由两会安排展开磋商，进行了数次的业务沟通，将列为第七次江陈会的优先议题，双方将继续积极推动以便早日签署。至于后续的“货品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由于没有被列入“早收计划”的仍占大多数，未来的谘商可能会面临不少的困难状况。为使未来的谘商较为顺利，文本谨提供几个看法，让海峡两岸在正式谘商之前拥有适当的心态，以免被错误认知所误导、坚持己见致旷日废时，影响两岸合作及双方社会之利益：
双方品开放的幅度越大越好
以经济的眼光来看，两岸列入开放、免除关税的货品越多越好。首先，以台湾而言，台湾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依照国际贸易理论完全免除关税是最好的贸易政策。这也是为何香港和新加坡两个小型开放经济基本上都不课征关税的原因，因为只要一课征关税，就会让关税反映在经济体内部价格的上升，造成消费量减少、无效率生产增加的双重“无效率”，减少经济体的社会福利。
反过来看大陆，大陆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许多产品的进口量大，依照国际贸易“最适关税”理论，对某些产品似乎有课征“最适关税”的空间；但事实上大陆还是一个中度发展的经济，其能够生产的多数产品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能够提供，因此如果是“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课征关税的结果还是会让下游厂商的生产成本提高，削弱了国际竞争力；而如果是“制成品”，则课征关税还是会转嫁到大陆的消费者，造成无效率生产提高、消费量下降和社会福利水准降低的后果。
因此，无论是台湾或是大陆，都应该尽快完成“货品贸易协议”的签署，免除关税、拉低价格来造福两地的下游业者和消费者。若无法达成此项目标，就会以社会福利的降低来维护部分厂商的利益，是不智的行为。
消费者福利的重要性不低于生产者
海峡两岸在进行“早收计划”谘商时，每每以己方“内部厂商”的竞争能力高低来作为是否列入免除关税的考虑，完全不谈己方“消费者”能够从免除关税所获得的利益来考虑，这对双方的消费者都是不公平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只想到厂商。虽然厂商也需要政府的照顾，但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全体人民的福利，厂商的生存发展只是手段，根本目的是要提高全民的福利。许多官员无法体认政府存在的目的，一心认为厂商能够快速成长最好；这种态度经常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也不是协助厂商发展的最佳手段。特别是在海峡两岸的“所得分配”都显示出恶化的此时此刻，以关税免除来降低境内产品的价格，一方面可以消除物价上涨的部分压力，让庶民百姓享受经济成长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不让经济成长的利益全归诸于拥有企业的“资本家”，有助于经济成长后的“利益分配”。
双方都可以“得利”
两岸在ECFA早收谈判中曾经为了工具机等几个品项是否要列入早收清单而陷入僵局，到最后被列入之后双方都可以接受。
在双方都降税的情况下，不应只考虑了部分的上游厂商，而忽略了下游厂商和消费者的观点。试想，如果台湾和大陆同意对一百种贸易商品相互免除关税，而大陆额外对另一百项商品给予台湾免关税时，大陆人民或其下游业者就会获得两百项来自台湾免关税的产品，而台湾却只有一百项来自大陆免关税的产品，在大陆会使用这两百项产品的消费者和下游业者都会因为进口的(完税)价格下降而获利；而台湾使用大陆进口品的消费者和下游厂商却只能在一百个项目上因降价而获利——其实谁获利比较多还要决定于供需弹性的大小。
因此，先进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绝大多数产品都会被列入自由化免除关税范围，这是因为降税越多者可能获利越大。他们的谈判重点通常是在讨论开放“时程”的模式，以及“原产地规则”要严格到何种程度，以及服务市场如何开放；而不是在谈什么制造专案应该开放、什么项目应该保留——何况通常还可以有十年上下的产业调整时程，加上各种“救济措施”在产业遭到重大冲击时使用。
如果在谈判谘商之前，就在研究哪些专案需要保护、要“排除在外”，若不是不了解自由贸易的精神和效益，就是完全没有能力和勇气来面对少数产业的压力。全世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都面临类似的压力，但必须清楚地认知：当开放的专案较多时，其实是对双方都会更有好处；换个角度来看，“守住”的项目越多，其实越是在付出下游厂商和消费者的利益，来补贴上游业者无效率的生产而已。
因此，两岸就应该在后续的谘商谈判中采取一种恢弘的气度，对方要求开放的尽可能都给，就像新加坡一样，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高度竞争但发展快速的经济体；对方不愿意开放时也没有必要硬争，因为受害的其实是对方，这就如同韩国的贸易保护程度高于台湾，因此到现在物价水准显著地高于台湾。越保护自己厂商的一方，越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这 称为“获利”，才怪。
保护越多的产业成长越慢
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显示，保护越多的产业其成长的速度经常会越慢。就以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保护相对较少的电子产业成长非常良好，而保护非常高的汽车产业却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是无法去除较高的保护，甚至比不上整体发展程度落后于台湾的泰国；如果再考虑几十年来消费者付出的高价成本，则台湾汽车产业的保护完全是徒然而无功。而如果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经验，却还对某些产业刻意保护，刻意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创造出一种“不自由贸易”的协定，就是无法从经验中学习成长的无效能政府。
反过来看，如果中国大陆因为台湾无力开放部分产业，就相应地要回拒某些产业的自由化或开放，也会造成这些受保护的产业变得较无效率，反而造成其发展动能停滞的现象。其实，以大陆的经济规模为台湾12倍而言(2010年大陆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总生产为9.872百万美元，台湾为0.8236百万美元)，对台湾多开放一些产业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反而会强化下游业者的竞争力并提升消费者的福利。
我们可以观察近年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最积极的东西两半球的新加坡和智利两国，其经济成长都相当出色：新加坡在1992-2001期间的年均成长率为6.4％，超越亚洲其他三小龙(韩国6.0％、台湾5.3％、香港3.4％)，2002-2009期间也以5.4％超越了韩国3.9％、台湾3.8％、香港3.5％。智利在1992-2001期间以拉丁美洲最优越的6.0％超越邻国阿根廷2.7％、巴西2.6％，2002-2009期间也以3.6％的表现和亚洲四小龙在伯仲之间，虽然邻国阿根廷(5.1％)和巴西(3.5％)在度过了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也不差。台湾林祖嘉教授的研究显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在签署后三年的外来投资流入表现比起前三年的表现平均要提升122％，再加上贸易量的增加和资源使用的效率提升，当然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服务业开放效益大于制造业
一般国家经常认为开放制造业会比开放服务业的效果要好，因为制造业的外来投资会带来更好的“生产技术”，并透过“外溢效果”来影响本地厂商。然而这种信念是没有根据的，本人对台湾外资的研究发现服务业的开放反而带动了更多的投资效果。原因其实很明显，来自外地更多元的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更容易学习，能够刺激本地服务业快速发展，而提升的服务水准也能有效地提升本地消费者的福利。因此，传统将贸易自由化重心放在制造业而轻视服务业的开放其实是错误的观念——除了金融业涉及资金流动可能有国家安全方面的顾虑，有必要施以管制以外，其他服务业应尽可能地开放。
特别是大陆“十二五规划”强调要从“国富转民强”、要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幸福社会”，而服务业的产值在整体经济生产中仅占了43.6％(2010年)，再加上台湾在服务业拥有的创意和品质，大陆更应该以开放的胸襟大幅对台湾开放服务市场，来带动和激励服务业的成长。台湾的服务业比大陆早发展约20年，其竞争力多半强过大陆，也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对大陆开放服务市场，创造互补双赢的局面，不宜仅仅要利用对方的市场来成长，但却要违反自由贸易的精神来阻挡对岸的投资。
应尽快完成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议
台湾目前(2011年)的工业产品关税率平均为4.23％，农产品为13.88％；贸易加权的整体关税率(2009年)为1.52％(工业产品为1.21％，农业为8.37％)，除了农产品以外，要将关税率全部免除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中国大陆在2010年的总关税率为9.6％，工业和农业产品分别为8.7％和15.6％，2008年的贸易加权总关税率为4.3％(工业产品为4.0％，农业为10.3％)。如果双方都以十年为调整期间每年平均调降关税的话，工业产品每年台湾平均要调降0.42％、大陆要调降0.87％的名目关税率；若以贸易加权税率为准，台湾和大陆每年仅需分别调降0.12％和0.4％关税；对于海峡两岸而言，这种关税调降都是相当容易的事。如果还有产业无法承受这种自由化，其实根本完全缺乏“比较优势”，必须由市场淘汰才是。当然，对于处于尚未完全发展的经济体而言，负责任的政府还是需要设计一些“因应措施”来协助产业界适应自由化的冲击。由于调适的时间可以长达十年，这样的措施的确有足够的时程来进行，不应该成为双方的问题。
此外，中国大陆是一个开发中的超大型经济体，其特质是许多省市的规范不一、执行的细节不同，和小型且同质性高的台湾并不相同。因此，在中央的规范之下落实到各省市时会有相当的落差，乃至于服务市场的表面开放却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在法规规范之外，地方政府在执行时却经常任意性的增加人为的标准，和大陆在政治上宣扬“两岸一家”、“一个中国”的目标对照形成明显的反差。这种“地方差异”和“内外有别”所造成的“非关税贸易障碍”，有必要在服务贸易协议中加以处理，以更明确的规范来显示市场真正开放的诚意。
应相互合作、利用彼此的自由贸易协定去开拓新市场
目前，虽然大陆签署了九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台湾只签署了四个贸易协定，但事实上双方选定签署的物件几乎都属于中小型或开发中的经济体，并且以货品贸易协定的自由化居多。由于制造品的“原产地规定”要求严格，除非到对岸投资制造，否则难以利用对方的贸易协议进入彼此向外签署对象的市场。但在服务市场的情况就不相同，即使服务业的“公司定义”严格，其所需的投资资本可以较制造业低廉得多，因此，利用在对岸投资服务业，再转进到其他国家的服务市场的可行性相对要高了很多。因此，双方在服务业方面相互利用对方的平台来转进其他国家的服务市场，可以是非常有效的全球经营策略。
在这种思维之下，大陆对台湾和其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就值得深思。虽然大陆亦有不少先进的服务企业，但由于平均竞争力仍然较弱，在签署双边性自由贸易协定时服务市场的相对开放程度较低；然而台湾的服务业发展较为成熟，可能签署的贸易协定在服务业开放上可能取得较大的相互开放，可以成为大陆先进服务业转入其他国家的有效平台；因此，两岸应该寻求合作的空间、相互利用对岸的平台到其他国家争取商机，而大陆对台湾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态度也应该是“积极鼓励”，或至少是“乐观其成”，而不是“消极抵制”才是彼此都能获利的双赢策略。
总之，两岸和解、互创双赢的机会难得，而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定更是两岸经济合作的最佳示范。两岸必须以最大地诚意、正确的认知、合宜的策略，开诚布公地达成最大程度的开放，体现两岸自由贸易的最大福利，并有效地落实在执行的层面；此外，应相互利用彼此已经签署的贸易协定平台，寻求透过对岸来争取国际市场的机会。最后，还应该积极主动地协助对岸签署其他的贸易协定，来扩大彼此的平台来彼此提高、互创双赢。
作者为台湾大学副教授
编辑／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