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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一直萦绕在人们耳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的高校制订的学生学习量太重，
即学分要求太多，学生被拉入范式陷阱，影响了创造力发展。
这是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老师的回答。
卢老师是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工作20年。
2014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晓宇、朱红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完成的“高等理科教育本科改革”调研中，
受访的275名专家中有240名专家提供了本校本专业毕业总学分要求，均值165学分。
总学分数分布于150～180之间的高校占65%，其中160～170学分的比例最高，达到31%。
22%的专家表示其所在学校规定的本科毕业总学分数超过180学分。
这反映出我们大学规定的学习量确实过大。
学得太多，掉进“范式陷阱”
这些年很多高校成立了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各种实验班，这些实验班的总学分要求高得令人咋舌。如某高校的“教改综合班”规定：“前两年集中强化数理、计算机和英语基础，共修学分达125学分。”这意味着该校综合班学生四年的学习量很可能达到250学分！
在卢晓东老师看来，这样做是落入了“范式陷阱”。常识的观点认为，学生对旧学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创造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只有把旧学科范式掌握得非常熟练和深刻，学生才能创造出新的学科范式。这种潜在的逻辑其实存在一个悖论：创造新学科的本质是突破旧学科范式，所要突破的东西如何能够成为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呢？如果学生对旧范式非常熟悉并精确掌握，他是否会对旧范式产生某种信赖，甚至信仰而非怀疑，因而不愿意、或者说更加难以突破旧范式呢？
实际上，在旧范式中沉浸越深者，在旧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更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旧范式陷阱越深，就越难以跳出陷阱而做出创造。这就是“范式陷阱”。
实际调查印证了卢老师的判断，“高等理科本科教育改革”调研组完成了“全国大学生调查分析报告”，从学生角度了解学分总数对学习成效的影响，研究表明，“（过多的）学分总数在回归分析中，没有发现对学生学业能力、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影响”。
他们学多少？
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呢？他们的总学分多吗？培养的人才创新性强吗？
美国高校本科生学习量要求为120～128学分之间，1学分意味着课堂教学1小时加课外2小时，学期教学周数13～15周。美国本科生的规定学习量确实较少，但培养出的学生一般被认为富有创新精神。
英国本科教育基本是三年制，学习量世界最少。但我们看到，英国在创造性人才产出方面是一个独特的国度，进化论和DNA双螺旋结构、卢瑟福和原子模型、青霉素、图灵和计算机、石墨烯、试管婴儿……英国在现代文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邻居日本在1931年颁布了《大学设置基准》，其中第三十二条规定，“学生如需毕业，经在大学学习四年以上，取得124以上学分”。由于是国家立法，84年来没有大的折腾和变化。日本在2000年之后诺贝尔奖取得突破，几乎平均每年一位。
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在创造性人才培养方面也很成功，其本科学习量为128学分，也很少。香港之前的学制学习英国，为三年制，学习量很少，培养出的典型创造性人才包括菲尔茨奖获得者丘成桐。2012年香港完成学制改革，大学学制由英制的三年改为美制的四年，学习量有所增多，但四年制大学本科基准学习量也定为128学分左右。
对总学分无感或无奈
奇怪的是，虽然学校规定的总学分很高，许多同学对此却无感。“我们的课都是规定好的，只要按要求上完就可以了。”华南师范大学的汤伊就表示自己不清楚大学里修了多少学分，每个学期系里开什么课程她就上什么课程，跟着大部队走就好。同样情况的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的小圆，他也说只要按照本科生培养方案，把该选的课选上了就万事大吉。“没有计算过学分总数，大概一百多。”
1学分的学习意味着课堂教学1小时加课外预习和复习2小时，学期教学周为13～15周，真正按照这个标准学习可不是个轻松的事情。但是，现状却是大部分同学是不以这样的标准来学习的。上课1小时，不说学习效率，坐在课堂上是大家都能做到的，但是课外的预习和复习时间有几个同学能保证2小时？
学分高，压力却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学分比较好拿。有学生告诉记者，她四年的总学分是170 ，看起来多，其实有很多水分。有的学分轻松就到手，比如大一新生入学考试有一个学分；社会实践与调研等实践课，要求是花两周时间做调研并完成社会实践报告，学生们不做调研也能从好说话的社区领导那里获得盖章，然后写一篇子虚乌有的社会实践报告交差；还有形势与政策、职业规划等公共必修课，考勤不严，考试加课后论文就是最后成绩，这些学分不费力气。
过高的总学分对大部分普通同学并没起到督促学习的作用，但对那些优秀、自主性高、想在自己感兴趣的科研等领域作一番探索的同学，却起到了不小的阻碍作用。
复旦大学的王菁一下子说出自己专业的学分要求。“我们专业要修146个学分才能毕业，还要另外加上计算机和英语水平测试的分数。”总学分大约是160，她每个学期的课业负担沉重。大部分课程是2个学分，如果除去实习学期和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每个学期她至少要修上10门课才能按时毕业。王菁大一大二时的课程表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基本都有课，她坦言很难静下心钻研一个领域，因为每周都疲于应对作业与测验，一个学期下来能够真正学到的东西很有限。“有的通识教育课，一学期有三四次讨论课，要上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本来是很好的学习计划，但我经常临时抱佛脚，因为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
庞大的总学分数量意味着丰满的课表，这让同学无力在课外去从事那些提高素质的活动，比如不少学生在国际交流项目前望而却步。复旦大学有很多海外交流项目，打开朋友圈，每个学期或者寒暑假都能看到同学们在各国的校园，但是背后也有着一把辛酸泪。如果学生有特别想选的老师的课，不得不纠结，既顾虑下学期老师开不开课，又得担心毕业时的总学分够不够。复旦规定，交换生一个学期能换回来学分的上限是12分，这意味着学生必须在另一个学期比平时多修好几门课程。 有的同学很喜欢做科研，但遇到了自己心仪的科研项目，投入其中往往会影响正常的毕业。复旦大学的孟萌萌同学在大四上学期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个和自己未来想从事的学术领域关系密切的工作项目，但这个项目需要到10月底才结束，和学校的上课时间有冲突。经过考虑她毅然放弃了按照进度四年修完学分的计划，申请到海外参加这个学术项目。在大四上学期里她只修了学校要求的单学期最低学分数，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海外的学术工作项目上。近四个月的海外学习里，她从一个学术“门外汉”，到初步了解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情况；从一个只会上课做笔记的本科生，到深受实验室导师认可的助手。尽管无法四年修完学分毕业，孟萌萌不后悔，她知道了学术的路是什么样，也坚定了以后申请相关领域研究生的决心。她觉得减少学分后倒是从容了很多，有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做研究和学习，对知识的消化也更好了。
一个人的专业，“意外”越多越好
卢晓东老师认为，大学生确实需要适度的学习量。如果以120～128学分为参考基础，考虑另外有12～16学分政治理论课学分，我们大学生四年的学习量应当在130～140学分之间，上限不建议突破140学分。以15学时等于1学分计算，总学时大致可以把握在2200～2400学时之间。
北大从10多年前就已经把同学的学分总量要求降到140学分以内，这些年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总量要求，没有因为一些因素而改变。其他也有一些大学已先行开始减少本科毕业应修学分数，如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开始对本科生的学习量进行调整，在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育改革路线图”中第一条就是：学生的总学分要求降到最低129，最高157。这在高校中算是非常低的。此外，山东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等都非常大比例地减少了学习量要求。卢老师还建议修订高等教育相关法规，将本科毕业的学习量固化在130～140学分之间，以让大家有个共同的遵循，也防止在实际中出现反复的波折。
一名力学专业的研究生选择了生物学本科课程，竟然“意外”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院士——这是程和平院士的真实故事。如今让人兴奋的类似“意外”频出：一个物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会选择攻读哲学硕士，之后又选择石油工程专业读博士；德语专业的毕业生会报考化学专业硕士并且如愿以偿，等等。北大学子们在没有过高总学分的压力下，自主的发展空间很大。他们可以在全校范围内“任性”选课，跨越院系藩篱，甚至跨越本科课程和研究生院的藩篱，他们的选修课比例达到30%～40%。
甚至有人还修了个人专业。所谓个人专业，是指个人专业的课程教学计划不是由教师组织完成，而是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在全校课程中自行组织完成。比如因为拍“一个人的毕业照”的北大古生物专业的薛逸凡，一度引发热议。薛逸凡从高中就喜欢学习古生物，考上了北大元培学院。元培学院的学生在低年级进行通识教育，到了高年级学生再结合个人兴趣与规划选择具体专业。没有其他人选择古生物专业，薛逸凡就“独享”了这个专业。
如果大学里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同学，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师钱学森所希望的杰出人才会一波波地涌现。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的高校制订的学生学习量太重，
即学分要求太多，学生被拉入范式陷阱，影响了创造力发展。
这是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老师的回答。
卢老师是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工作20年。
2014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晓宇、朱红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完成的“高等理科教育本科改革”调研中，
受访的275名专家中有240名专家提供了本校本专业毕业总学分要求，均值165学分。
总学分数分布于150～180之间的高校占65%，其中160～170学分的比例最高，达到31%。
22%的专家表示其所在学校规定的本科毕业总学分数超过180学分。
这反映出我们大学规定的学习量确实过大。
学得太多，掉进“范式陷阱”
这些年很多高校成立了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的各种实验班，这些实验班的总学分要求高得令人咋舌。如某高校的“教改综合班”规定：“前两年集中强化数理、计算机和英语基础，共修学分达125学分。”这意味着该校综合班学生四年的学习量很可能达到250学分！
在卢晓东老师看来，这样做是落入了“范式陷阱”。常识的观点认为，学生对旧学科范式的把握程度是其创造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只有把旧学科范式掌握得非常熟练和深刻，学生才能创造出新的学科范式。这种潜在的逻辑其实存在一个悖论：创造新学科的本质是突破旧学科范式，所要突破的东西如何能够成为新学科范式的基础呢？如果学生对旧范式非常熟悉并精确掌握，他是否会对旧范式产生某种信赖，甚至信仰而非怀疑，因而不愿意、或者说更加难以突破旧范式呢？
实际上，在旧范式中沉浸越深者，在旧范式中学习越多、掌握更加精确、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人，陷入旧范式陷阱越深，就越难以跳出陷阱而做出创造。这就是“范式陷阱”。
实际调查印证了卢老师的判断，“高等理科本科教育改革”调研组完成了“全国大学生调查分析报告”，从学生角度了解学分总数对学习成效的影响，研究表明，“（过多的）学分总数在回归分析中，没有发现对学生学业能力、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影响”。
他们学多少？
那么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何呢？他们的总学分多吗？培养的人才创新性强吗？
美国高校本科生学习量要求为120～128学分之间，1学分意味着课堂教学1小时加课外2小时，学期教学周数13～15周。美国本科生的规定学习量确实较少，但培养出的学生一般被认为富有创新精神。
英国本科教育基本是三年制，学习量世界最少。但我们看到，英国在创造性人才产出方面是一个独特的国度，进化论和DNA双螺旋结构、卢瑟福和原子模型、青霉素、图灵和计算机、石墨烯、试管婴儿……英国在现代文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邻居日本在1931年颁布了《大学设置基准》，其中第三十二条规定，“学生如需毕业，经在大学学习四年以上，取得124以上学分”。由于是国家立法，84年来没有大的折腾和变化。日本在2000年之后诺贝尔奖取得突破，几乎平均每年一位。
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在创造性人才培养方面也很成功，其本科学习量为128学分，也很少。香港之前的学制学习英国，为三年制，学习量很少，培养出的典型创造性人才包括菲尔茨奖获得者丘成桐。2012年香港完成学制改革，大学学制由英制的三年改为美制的四年，学习量有所增多，但四年制大学本科基准学习量也定为128学分左右。
对总学分无感或无奈
奇怪的是，虽然学校规定的总学分很高，许多同学对此却无感。“我们的课都是规定好的，只要按要求上完就可以了。”华南师范大学的汤伊就表示自己不清楚大学里修了多少学分，每个学期系里开什么课程她就上什么课程，跟着大部队走就好。同样情况的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的小圆，他也说只要按照本科生培养方案，把该选的课选上了就万事大吉。“没有计算过学分总数，大概一百多。”
1学分的学习意味着课堂教学1小时加课外预习和复习2小时，学期教学周为13～15周，真正按照这个标准学习可不是个轻松的事情。但是，现状却是大部分同学是不以这样的标准来学习的。上课1小时，不说学习效率，坐在课堂上是大家都能做到的，但是课外的预习和复习时间有几个同学能保证2小时？
学分高，压力却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学分比较好拿。有学生告诉记者，她四年的总学分是170 ，看起来多，其实有很多水分。有的学分轻松就到手，比如大一新生入学考试有一个学分；社会实践与调研等实践课，要求是花两周时间做调研并完成社会实践报告，学生们不做调研也能从好说话的社区领导那里获得盖章，然后写一篇子虚乌有的社会实践报告交差；还有形势与政策、职业规划等公共必修课，考勤不严，考试加课后论文就是最后成绩，这些学分不费力气。
过高的总学分对大部分普通同学并没起到督促学习的作用，但对那些优秀、自主性高、想在自己感兴趣的科研等领域作一番探索的同学，却起到了不小的阻碍作用。
复旦大学的王菁一下子说出自己专业的学分要求。“我们专业要修146个学分才能毕业，还要另外加上计算机和英语水平测试的分数。”总学分大约是160，她每个学期的课业负担沉重。大部分课程是2个学分，如果除去实习学期和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每个学期她至少要修上10门课才能按时毕业。王菁大一大二时的课程表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基本都有课，她坦言很难静下心钻研一个领域，因为每周都疲于应对作业与测验，一个学期下来能够真正学到的东西很有限。“有的通识教育课，一学期有三四次讨论课，要上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本来是很好的学习计划，但我经常临时抱佛脚，因为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
庞大的总学分数量意味着丰满的课表，这让同学无力在课外去从事那些提高素质的活动，比如不少学生在国际交流项目前望而却步。复旦大学有很多海外交流项目，打开朋友圈，每个学期或者寒暑假都能看到同学们在各国的校园，但是背后也有着一把辛酸泪。如果学生有特别想选的老师的课，不得不纠结，既顾虑下学期老师开不开课，又得担心毕业时的总学分够不够。复旦规定，交换生一个学期能换回来学分的上限是12分，这意味着学生必须在另一个学期比平时多修好几门课程。 有的同学很喜欢做科研，但遇到了自己心仪的科研项目，投入其中往往会影响正常的毕业。复旦大学的孟萌萌同学在大四上学期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个和自己未来想从事的学术领域关系密切的工作项目，但这个项目需要到10月底才结束，和学校的上课时间有冲突。经过考虑她毅然放弃了按照进度四年修完学分的计划，申请到海外参加这个学术项目。在大四上学期里她只修了学校要求的单学期最低学分数，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海外的学术工作项目上。近四个月的海外学习里，她从一个学术“门外汉”，到初步了解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情况；从一个只会上课做笔记的本科生，到深受实验室导师认可的助手。尽管无法四年修完学分毕业，孟萌萌不后悔，她知道了学术的路是什么样，也坚定了以后申请相关领域研究生的决心。她觉得减少学分后倒是从容了很多，有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做研究和学习，对知识的消化也更好了。
一个人的专业，“意外”越多越好
卢晓东老师认为，大学生确实需要适度的学习量。如果以120～128学分为参考基础，考虑另外有12～16学分政治理论课学分，我们大学生四年的学习量应当在130～140学分之间，上限不建议突破140学分。以15学时等于1学分计算，总学时大致可以把握在2200～2400学时之间。
北大从10多年前就已经把同学的学分总量要求降到140学分以内，这些年一直坚持着这样的总量要求，没有因为一些因素而改变。其他也有一些大学已先行开始减少本科毕业应修学分数，如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开始对本科生的学习量进行调整，在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育改革路线图”中第一条就是：学生的总学分要求降到最低129，最高157。这在高校中算是非常低的。此外，山东大学和北京联合大学等都非常大比例地减少了学习量要求。卢老师还建议修订高等教育相关法规，将本科毕业的学习量固化在130～140学分之间，以让大家有个共同的遵循，也防止在实际中出现反复的波折。
一名力学专业的研究生选择了生物学本科课程，竟然“意外”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院士——这是程和平院士的真实故事。如今让人兴奋的类似“意外”频出：一个物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会选择攻读哲学硕士，之后又选择石油工程专业读博士；德语专业的毕业生会报考化学专业硕士并且如愿以偿，等等。北大学子们在没有过高总学分的压力下，自主的发展空间很大。他们可以在全校范围内“任性”选课，跨越院系藩篱，甚至跨越本科课程和研究生院的藩篱，他们的选修课比例达到30%～40%。
甚至有人还修了个人专业。所谓个人专业，是指个人专业的课程教学计划不是由教师组织完成，而是由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在全校课程中自行组织完成。比如因为拍“一个人的毕业照”的北大古生物专业的薛逸凡，一度引发热议。薛逸凡从高中就喜欢学习古生物，考上了北大元培学院。元培学院的学生在低年级进行通识教育，到了高年级学生再结合个人兴趣与规划选择具体专业。没有其他人选择古生物专业，薛逸凡就“独享”了这个专业。
如果大学里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同学，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师钱学森所希望的杰出人才会一波波地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