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
　　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我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你一定知道中国大陆有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和菲力普都会穿着名牌衣服,你们也都知道我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通进云层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驮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快步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挑的东西有多重?九十公斤。他笑笑。一天挣多少钱?三十块。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二十元。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蝈蝈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上,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长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十九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妈妈
　　 20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