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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情关系的本质是互帮互惠。部分农村地区相互攀比的不良风气使得高额的人情支出远远超过了人情关系本质和初衷。
在农村熟人圈子里人情支出是非常重要的润滑剂，礼金的厚薄、排场的大小、档次的高低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近年来在个别的农村地区，借孩子满月、升学、搬迁等理由大摆“无事酒”的风气较为浓厚。所谓“无事酒”是指除婚丧嫁娶之外，没事找事摆场子办酒席。也有个别人打着感情牌趁机收取“份子钱”，并将其当成一种生财之道。
数据显示，2015年，宁夏西吉县农民人均人情支出同比增长32.4%，远高于同期10.2%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大同农村居民人均礼金支出和一次性馈赠支出分别为472元和87.8元，同比分别增长15.5%和52.9%，二者占非经常性转移支出的比重达88.6%。
《民生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无事酒”现象在各地农村都不同程度存在。多数人感叹于每年支出大量“份子钱”，可被裹挟其中，无可奈何。
“无事酒”应加以约束
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原本农民人情关系的本质是互帮互惠、礼尚往来。而近几年部分农村地区相互攀比的不良风气使得高额的人情支出远远超过了人情关系本质和初衷。
在新华日报评论员梅剑飞看来，实际上“无事酒”这种不良风气的养成，与部分人在其中推波助澜密不可分。梅剑飞说，在基层的社会环境中，监督相对较远，再加上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难以割裂的关系纽带，“无事酒”一旦开头，自然会有所循环。前有个别人热火朝天办“无事酒”，后有张三李四随之跟风，最终蔓延开来。被邀请入席的每个人，即便心里不情愿，却要顾忌场面，没有谁能轻易打破这一利益、关系、面子的链条。
梅剑飞认为，“无事酒”盛行不是正常现象，任其蔓延，只会进一步浊化社会风气。让人情往来回归理性，需要基层领导干部带头，最好以村规民约的方式加以规范。如果能给村民讨论并综合各方意见，形成适合本村的村规民约，大家互相监督、共同遵守，将纯朴的乡村民俗文化保持下去并不难。
记者注意到，山东省淄博市某村订立了这样的规矩，无论红白喜事，主人不准大操大办，留下来吃饭的只有近亲属，份子钱一律只有5角钱，据说这个规矩已经坚持了30年。
与上述观点不同，在民俗专家李焕臣看来，乡规民约这种硬性的规定在人情社会作用有限，每家每户在接到“无事酒”的请帖时，更多的是碍于情面而如约赴宴，而乡规民约则在无形中给熟人圈子戴了个面具，李焕臣坦言：“前几年随礼花出去好几万，谁都想趁着子女升学、房屋装修、小孩满月等机会把钱收回来。” 李焕臣认为，当这种“无事酒”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加以约束，会有很大的改观，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习惯。“经常被动随份子钱的人，觉得不摆一次宴席收些礼金自己就亏了。” 李焕臣说。
不过，李焕臣也表示乐观，“经常搞‘无事酒’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摆宴席频率高了，大家也就开始疏远你了。所以，不管有事还是没事，亲戚朋友、街坊邻里都要经常走动，不是因为吃酒席才聚会，而是相聚了才有各种酒席，”李焕臣坦言，过几天外甥在陕西结婚，像这种大事，不管多远也要赶过去。婚礼上还能看到好多年没见的亲戚和朋友，这样的聚会能增进彼此的感情，相比于“无事酒”来说，他更愿意参加这样的宴席。
良好传统应当保持
中國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加玉，近几年做农村发展研究走访了不少农村地区，其感叹村庄发展之迅速，也惊讶于农村变迁之剧烈。
徐加玉称，办酒席本是农村中的正常事，农民借此访亲会友热闹一番。但是，如今在许多地方，办酒席的事由越来越多，酒席档次越来越高，随份子的礼金也越来越大，许多人开始感受到这一无形的压力，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为人们身上的一道沉重的负担。这一现象已经数次登上新闻媒体的报道，甚至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从徐加玉近几年的调研情况来看，不同地区农村在办酒席上存在差异，有些地方与过去差别不大，但许多地方逐步开始显露或已经显露出“变味”的迹象。在湖北省西南部某些山区，“过事”（即办酒席）的事由越来越多，除了婚丧、孩子满月外，考大学、建新房、一周岁、十周岁、三十六岁等都要“过事”，过了五十岁之后的每一个整十岁都可以“过寿”办酒席。在江汉平原某些地区，甚至孩子考高中、参军、店铺开业也要办酒席，每个家庭平均隔两年就要办一次酒席，每年参加的酒席更有二三十次。过去无足轻重的事情如今成了办酒席的理由，许多酒席蜕变为“无事酒”，甚至蜕化为赚钱的手段。
徐加玉称，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份子钱也是水涨船高，许多农村地区份子钱的“起步价”已经上涨到100元，关系好一点的就要两三百元。在浙江、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份子钱甚至涨到了800元、1000元。对于一个普通之家而言，每年动辄数千元乃至数万元的人情费用是一项极大的负担，人们对此抱怨颇深。但也没办法，毕竟来而不往非礼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办酒席和走人情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如向公众介绍家庭新成员通过人情来往建立和扩大人际交往圈子，维护村庄社会内部联结等。然而，对于部分地区酒席和人情的“变味”，学界称之为人情的“异化”，即酒席与人情的社会功能弱化，功利性色彩益浓，逐步成为敛财、炫富和“争面子”的手段。然而，拒绝别人的邀请等于“不给别人面子”，让别人“下不来台”，这在乡村地区无疑是非常忌讳的。
“礼尚往来”本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良好传统，本应保持传统的原貌。徐加玉建议，理性看待人情债，适当情况下可以村规民约形式约定酒席事由和礼金数额。此外，还需要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权威机构理性看待，共同将其引导上正常的轨道中去。
在农村熟人圈子里人情支出是非常重要的润滑剂，礼金的厚薄、排场的大小、档次的高低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近年来在个别的农村地区，借孩子满月、升学、搬迁等理由大摆“无事酒”的风气较为浓厚。所谓“无事酒”是指除婚丧嫁娶之外，没事找事摆场子办酒席。也有个别人打着感情牌趁机收取“份子钱”，并将其当成一种生财之道。
数据显示，2015年，宁夏西吉县农民人均人情支出同比增长32.4%，远高于同期10.2%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大同农村居民人均礼金支出和一次性馈赠支出分别为472元和87.8元，同比分别增长15.5%和52.9%，二者占非经常性转移支出的比重达88.6%。
《民生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无事酒”现象在各地农村都不同程度存在。多数人感叹于每年支出大量“份子钱”，可被裹挟其中，无可奈何。
“无事酒”应加以约束
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原本农民人情关系的本质是互帮互惠、礼尚往来。而近几年部分农村地区相互攀比的不良风气使得高额的人情支出远远超过了人情关系本质和初衷。
在新华日报评论员梅剑飞看来，实际上“无事酒”这种不良风气的养成，与部分人在其中推波助澜密不可分。梅剑飞说，在基层的社会环境中，监督相对较远，再加上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难以割裂的关系纽带，“无事酒”一旦开头，自然会有所循环。前有个别人热火朝天办“无事酒”，后有张三李四随之跟风，最终蔓延开来。被邀请入席的每个人，即便心里不情愿，却要顾忌场面，没有谁能轻易打破这一利益、关系、面子的链条。
梅剑飞认为，“无事酒”盛行不是正常现象，任其蔓延，只会进一步浊化社会风气。让人情往来回归理性，需要基层领导干部带头，最好以村规民约的方式加以规范。如果能给村民讨论并综合各方意见，形成适合本村的村规民约，大家互相监督、共同遵守，将纯朴的乡村民俗文化保持下去并不难。
记者注意到，山东省淄博市某村订立了这样的规矩，无论红白喜事，主人不准大操大办，留下来吃饭的只有近亲属，份子钱一律只有5角钱，据说这个规矩已经坚持了30年。
与上述观点不同，在民俗专家李焕臣看来，乡规民约这种硬性的规定在人情社会作用有限，每家每户在接到“无事酒”的请帖时，更多的是碍于情面而如约赴宴，而乡规民约则在无形中给熟人圈子戴了个面具，李焕臣坦言：“前几年随礼花出去好几万，谁都想趁着子女升学、房屋装修、小孩满月等机会把钱收回来。” 李焕臣认为，当这种“无事酒”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加以约束，会有很大的改观，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习惯。“经常被动随份子钱的人，觉得不摆一次宴席收些礼金自己就亏了。” 李焕臣说。
不过，李焕臣也表示乐观，“经常搞‘无事酒’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摆宴席频率高了，大家也就开始疏远你了。所以，不管有事还是没事，亲戚朋友、街坊邻里都要经常走动，不是因为吃酒席才聚会，而是相聚了才有各种酒席，”李焕臣坦言，过几天外甥在陕西结婚，像这种大事，不管多远也要赶过去。婚礼上还能看到好多年没见的亲戚和朋友，这样的聚会能增进彼此的感情，相比于“无事酒”来说，他更愿意参加这样的宴席。
良好传统应当保持
中國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加玉，近几年做农村发展研究走访了不少农村地区，其感叹村庄发展之迅速，也惊讶于农村变迁之剧烈。
徐加玉称，办酒席本是农村中的正常事，农民借此访亲会友热闹一番。但是，如今在许多地方，办酒席的事由越来越多，酒席档次越来越高，随份子的礼金也越来越大，许多人开始感受到这一无形的压力，在某些地方甚至成为人们身上的一道沉重的负担。这一现象已经数次登上新闻媒体的报道，甚至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从徐加玉近几年的调研情况来看，不同地区农村在办酒席上存在差异，有些地方与过去差别不大，但许多地方逐步开始显露或已经显露出“变味”的迹象。在湖北省西南部某些山区，“过事”（即办酒席）的事由越来越多，除了婚丧、孩子满月外，考大学、建新房、一周岁、十周岁、三十六岁等都要“过事”，过了五十岁之后的每一个整十岁都可以“过寿”办酒席。在江汉平原某些地区，甚至孩子考高中、参军、店铺开业也要办酒席，每个家庭平均隔两年就要办一次酒席，每年参加的酒席更有二三十次。过去无足轻重的事情如今成了办酒席的理由，许多酒席蜕变为“无事酒”，甚至蜕化为赚钱的手段。
徐加玉称，随着经济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份子钱也是水涨船高，许多农村地区份子钱的“起步价”已经上涨到100元，关系好一点的就要两三百元。在浙江、江苏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份子钱甚至涨到了800元、1000元。对于一个普通之家而言，每年动辄数千元乃至数万元的人情费用是一项极大的负担，人们对此抱怨颇深。但也没办法，毕竟来而不往非礼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办酒席和走人情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如向公众介绍家庭新成员通过人情来往建立和扩大人际交往圈子，维护村庄社会内部联结等。然而，对于部分地区酒席和人情的“变味”，学界称之为人情的“异化”，即酒席与人情的社会功能弱化，功利性色彩益浓，逐步成为敛财、炫富和“争面子”的手段。然而，拒绝别人的邀请等于“不给别人面子”，让别人“下不来台”，这在乡村地区无疑是非常忌讳的。
“礼尚往来”本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良好传统，本应保持传统的原貌。徐加玉建议，理性看待人情债，适当情况下可以村规民约形式约定酒席事由和礼金数额。此外，还需要新闻媒体、社会大众以及权威机构理性看待，共同将其引导上正常的轨道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