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访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人，大都会去参观地标性建筑—国父陵。这里安葬着现代土耳其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他被尊称为“阿塔图尔克”，即“土耳其之父”。
　　凯末尔的影响不仅限于土耳其国内。1981年是凯末尔诞辰1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年定为“阿塔图尔克年”，以缅怀这位风云人物。今年是凯末尔诞辰140周年。伟人已逝，但其留给土耳其和世界人民的深厚遗产，仍值得我们去追思。

欧洲思想的源头

　　1881年5月19日，巴尔干半岛最南端的爱琴海城市萨洛尼卡，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凯末尔，最初名叫穆斯塔法。中学时，和他同名的数学老师欣赏其数学上的天赋，给他改名为凯末尔，意思是“完美”。

　　但凯末尔的早年生活并不像这个名字那么完美。他生活的巴尔干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欧洲火药桶”之称。受政治局势的影响，凯末尔7岁时，家族长期经营的木材生意破产。他父亲承受不了打击，离开了人世。
　　生逢乱世，家道沦落，深深影响了童年的凯末尔。
　　12岁时，自小酷爱军事的凯末尔进入萨洛尼卡的一所军事学校学习。从此开始军事生涯的凯末尔，以读尽天下好书、成国家栋梁之材为宏愿。他在军校勤奋学习、刻苦训练，得到了老师和上级军官的赏识。1905年，凯末尔被授予帝国陆军上尉军衔。
　　正当凯末尔准备为国效力、展示自己的军事才能时，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却害怕军人威胁政权，刻意削弱军人的地位和影响。在政府对军队的压制之下，凯末尔只能继续发奋读书。
　　他广泛阅读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特别热衷德国哲学、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知识，还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这一政治组织。正是在这个时候，凯末尔认为，土耳其要发展，必须借鉴欧洲的思想。
　　1908—1909年，土耳其发生宪政革命，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影响力显著提高。但其领导人恩维尔并不想真正解放土耳其，只想恢复帝国的宪法，赶走暴君，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凯末尔认为，青年土耳其党的纲领无法实现土耳其的新生，于是退出该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勇善战的凯末尔领导他的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打败了英法联军，名声大噪，赢得了“伊斯坦布尔大救星”的美称。但凯末尔杰出的军事才能，并不能挽救奥斯曼帝国的衰落。1918年，加入同盟国一方作战的奥斯曼帝国战败，不得不接受《摩得洛斯停战协定》和《色佛尔条约》。根据条约，奥斯曼帝国将沦为英法等国的附庸。

“土耳其的解放者”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1919年，凯末尔成立了土耳其民族代表委员会，发动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1920年3月，英法等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后，凯末尔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成立反对奥斯曼苏丹的临时政府。
　　这期间，他担任大国民议会议长和政府主席，发表了被称为“土耳其独立宣言”的《国民公约》，并组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1921—1922年，凯末尔指挥土耳其军队大败希腊军队，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1923年7月，土耳其与英法等国签订了保证自身民族独立的《洛桑条约》，取代了《色佛尔条约》。

　　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伊斯兰教国家里要废除政教合一，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该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旧的封建帝国瓦解，一个新生的共和国正式诞生。可以说，若没有凯末尔在军事上的卓越指挥及在外交上的努力，土军就无法战胜希腊军队，《国民公约》与《洛桑条约》不会顺利通过和签订，土耳其也无法实现民族独立。

政教分离通往世俗化

　　凯末尔认为，共和国的建立只是土耳其发展的第一步，要变革土耳其，必须让其走向世俗化。尽管19世纪以来，以奥斯曼帝国为先导，中东部分国家开始了世俗化改革，但目前看来，土耳其是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国家。
　　凯末尔在土耳其实现了政教分离，在法律上不承认伊斯兰教为国教，将民主共和作为现代土耳其的基石。当时，土耳其国内99%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伊斯兰教国家里要废除政教合一，难度是可以想象的。尤其是人们认为，废除哈里发制度，意味着土耳其会失去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
　　凯末尔指责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位哈里发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Halife Abdülmecit Efendi）奢侈浪费，同国外势力保持密切联系，试图牺牲新生的共和国。同时，凯末尔劝说议会接受了他的废除哈里发主张。
　　这样，在凯末尔推动下，土耳其1922年废除了苏丹制，1924年废除了哈里发制，1928年在宪法中删除了“伊斯兰为土耳其国教”的条文，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扫除了土耳其共和制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结束了土耳其600多年政教合一的历史，实现了政教分离。 　　凯末尔还实现了宗教与法律的分离，即廢除伊斯兰教对法律的干预，确立现代法律制度。历史上，伊斯兰国家中通常有两套法律体系，一套是伊斯兰教法，一套是世俗法律，但教法是确立整个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最高标准。
　　为进一步削弱伊斯兰教法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凯末尔决心改变以伊斯兰教法、习惯法和统治者意志为基础的立法传统，实现法律与宗教的分离，确立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
　　为此，土耳其1924年取消了宗教法和神学法官按照《古兰经》进行审案的宗教法庭，确立了国民议会的立法地位，颁布了以民主共和为根本原则的《土耳其共和国宪法》;1926年颁布了以瑞士民法为蓝本的《民法》、以意大利刑法为蓝本的《刑法》和以德国商法为蓝本的《商法》与《海上法》，并废除了伊斯兰教限制妇女权利的一夫多妻制。
　　经过法律改革，传统的法律体系被废除，长老和乌莱玛的法律权威逐渐被削弱，伊斯兰教法退出了国家政治生活，立法和司法走上了民主化的发展道路。

共和国的新生

　　凯末尔还实现了宗教与教育的分离，即用世俗的现代教育代替宗教的神学教育。凯末尔认为：“一个国家不论在战场上取得了多么辉煌的胜利，如果没有知识大军，这个胜利成果就不能巩固和持久。”

　　教育改革将教育与神权分离，为培养认同和忠于共和国的人才创造了条件。

　　为此，1924年，土耳其颁布教育世俗化和现代化法令，停办宗教学校，禁止公私立学校开设宗教课程，将教育统一归于国家教育部管理。教育改革将教育与神权分离，为培养认同和忠于共和国的人才创造了条件。

　　此外，凯末尔还下令用拉丁文取代了阿拉伯文，编撰《土耳其历史纲要》，采用公历，取消帕夏等封建等级头衔，并推广西服等新服饰。在这一系列文化与社会习俗改革的推动下，土耳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位到访者称，在土耳其已经很少看到有穿黑袍蒙面纱的女性了。
　　总体来说，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目标，是在继承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世俗化改革的基础上，以改变伊斯兰教的地位，来彻底改变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当然，世俗化并不是要彻底废除伊斯兰教，而是重新界定宗教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宗教不再是政治经济生活的主导，而是国家发展的有机补充。
　　1938年11月10日，为土耳其民族独立和共和国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凯末尔去世。政府发表讣告说：“土耳其国家失去了它的缔造者，土耳其民族失去了它非凡的领袖，人类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儿子。”
　　今天的土耳其，无论是对于哪个党派，还是普通的公民，凯末尔的影响还在持续着。凯末尔在民族危难之际，对民族发展道路的思考，对现代化改革的追索，仍值得土耳其人和整个世界的人们追念。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环黑海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