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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欲望号街车》和《长恨歌》分别是东西方文化的代表之作，两部作品都对女性悲剧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描绘，因此，本文拟从时代背景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对两部作品中女性角色的悲剧命运进行对比探究。
关键词：悲剧命运；男权社会；布兰奇；王琦瑶
作者简介：严莎莎（1991-），南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一、引言
纵观东西方文化，即使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流派作家都对塑造女性角色尤为青睐，这其中多以塑造女性的悲剧命运见长。但目前现有研究，大多以一部小说为对象进行剖析，很少利用多部作品中的角色综合比较。并且对女性命运的成因探究，大多从性格进行分析流于表面，未能从本质原因进行探寻。《欲望号街车》和《长恨歌》分别是东西方文化的代表之作，《欲望号街车》是美国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最为成功的代表作之一，而女主人公布兰奇也被认为是塑造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长恨歌》曾荣获中国文学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描绘上海弄堂发生的小故事，是近几十年来时代变迁的缩影。因此，本文拟从时代背景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对两部作品中女性角色的悲剧命运进行对比探究。
二、男权社会
人类自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至今， 基本上是以男性统治为主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妇女在家庭中的从服是她社会处境的统称（邹淑琴，2009）。”追溯历史，千百年来形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使得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只能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男人身上，这正是东西方文化中女性共同的命运。
在《欲望号街车》中，男女主人公布兰奇和斯坦利的尖锐矛盾贯穿始终。多年来对该剧的评论，尤其是对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归因于斯坦利——布兰奇精神和肉体的毁灭者（于静，2005）。布兰奇出身在南方没落的贵族家庭，受过传统的淑女教育，可惜的是她所接受的一切没有给予她生活的能力，在她无助彷徨时也不能带给她生的勇气和希望。布兰奇是个可怜的角色，年轻时的他温柔细腻，为愛情而义无反顾地与艾伦私奔。但发现丈夫是个同性恋时，她拒绝原谅并帮助艾伦，最终导致艾伦饮弹自杀。深受传统观念熏陶的她为艾伦自杀而深深自责、甚至有负罪感。在经历了家庭和感情的变故后，她无力改变和抗争，只得到处寻求情感的安慰和依靠。经过一系列波折，她最终来到新奥尔良依靠妹妹斯黛拉，并希冀在这里能开始新的生活。
在布兰奇见到斯坦利后，彼此之间产生一系列矛盾。一方面，她讥讽斯坦利是类人猿，诚然斯坦利言语粗俗，行为粗鲁，身上没有任何接受文明浸润的痕迹。他每天都穿着满是污渍的蓝色工作服在嘈杂的车间里汗流浃背地工作，以挣取微薄收入。他的消遣娱乐活动也颇为低俗，终日沉浸于保龄球、扑克牌、打架和与他人争吵之中，毫无精神追求。目睹这些，布兰奇试图劝说斯黛拉不要再和他过毫无精神生活的日子。而另一方面，斯坦利痛恨布兰奇，他察觉布兰奇的到来威胁他与妻子的关系。这一矛盾不断激化，斯坦利强暴布兰奇将剧情推向了高潮。最终，斯黛拉在强势的男权社会中无力抗争，选择抛弃姐姐，继续依附斯坦利，如寄生虫般生活。
同样的，《长恨歌》是王安忆一部描述命运悲剧的作品。女主人公王琦瑶出于奇心在上中学时参观片厂，结果被导演看中试镜头，之后她的生活逐渐脱离原有的轨道，《上海生活》封面上的照片，“上海小姐”桂冠， 百货楼剪彩结识李主任，搬至丽丝公寓成为李主任豢养的金丝雀……，而解放后不能融入新社会直至最终惨死。王琦瑶的一生就这样身不由已地被命运掌控着。
郑庆民（2012）将《长恨歌》中王琦瑶等女性背后的男人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是围绕在王琦瑶的裙边打转的男人，如程先生、阿二、康明逊、老克腊、长脚等人。他们有一个共性：远离现实生活中的男性世界，是男性世界的厌倦者、失败者、逃避者，在女性世界寻求慰藉。第二类男人，军政要员李主任，也是唯一不带有女性色彩的男人。第三类几乎仅仅是在别人的口头出现过“影子男人”，如蒋丽莉的父亲、严师母的先生、王琦瑶的父亲等。女性于男性而言，是装饰品，是调味品更是陪衬，她们的悲欢起落都是由男性操纵的。王琦瑶人生的起起伏伏更是由几个男人操纵的：李主任操控王琦瑶的大起大落，使得王琦瑶在“芯子”内外浮沉，而她却永远是个远离政治核心的小人物；康明逊为王琦瑶生命点燃希望之光，迫于世俗观念，他选择逃避；萨沙为王琦瑶带来短暂的“遮蔽”；王琦瑶以金条来换取老克腊的陪伴以期待余生不再孤寂。
三、时代烙印
不管是布兰奇或是王琦瑶，为何不再次深思，布兰奇被边缘化的结局（精神崩溃后被送到精神病院）真正的根源仅仅是因为斯坦利，王琦瑶的悲惨结局是因为她没有邂逅值得依赖的好男人？显然这不够有说服力。那么不妨将目光投放到男女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这或许会为我们更清晰地解释。
直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方仍是农业社会，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过着传统的生活。这种田园式的农业文明正是南方文化的根源。而此时，北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得到持续、稳定、迅速地发展，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面对北方现代化工业文明和新思想，保守的南方人在骨子里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恐惧，但北方的经济体制和文化不可避免地冲击和改变着南方。南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历史的冲击下分崩离析，而作为个体的人在如此变革的社会背景下的命运则更震撼人心（刘爽，2006）。
面对时代巨变，田纳西·威廉姆斯曾经说过，《欲望号街车》的意义是“现代社会里各种野蛮残忍的势力强奸了那些温柔、敏感而优雅的人。”布兰奇就是这么一个“温柔、敏感而优雅的人”，她在某些方面代表了社会文明的目标。而斯坦利却是一个与文明生活无缘的野蛮人，是野蛮残忍的势力的代表，残忍势力最终取代了优雅的社会文明。
而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则演绎了30 年代上海的女性悲剧，进一步说，王安忆通过一位女性跌宕的人生命运折射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物欲、对金钱的追求，深刻影响了上海市民的价值观。由此形成的生存方式导致王琦瑶对命运的无奈与妥协，又注定了这个欲望城市中欲望女性的悲剧必然性（李佳，2015）。
四、结论
纵观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不禁为其唏嘘。作为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独生存的能力，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时代在她们身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不仅是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哀，更是这个时代洪流中挣扎着的人们的不幸。
参考文献：
[1]邹淑琴. 在男权社会中沉沦的传统女性———论曹七巧和王琦瑶性格命运的相似性[J]，文学与文化研究，2009，45。
[2]于静.田纳西.威廉斯剧作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硕士论文，2005。
[3]郑庆民. 男性世界女性化的悲剧——从王安忆《长恨歌》谈起[J].北方文学，2012，16。
[4]刘爽. 逝去的美———试析《欲望号街车》中的女性角色[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65。
[5]李佳. 浅析王安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根源[J].时代教育，2015，63。
关键词：悲剧命运；男权社会；布兰奇；王琦瑶
作者简介：严莎莎（1991-），南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一、引言
纵观东西方文化，即使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流派作家都对塑造女性角色尤为青睐，这其中多以塑造女性的悲剧命运见长。但目前现有研究，大多以一部小说为对象进行剖析，很少利用多部作品中的角色综合比较。并且对女性命运的成因探究，大多从性格进行分析流于表面，未能从本质原因进行探寻。《欲望号街车》和《长恨歌》分别是东西方文化的代表之作，《欲望号街车》是美国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最为成功的代表作之一，而女主人公布兰奇也被认为是塑造的最成功的女性形象。《长恨歌》曾荣获中国文学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描绘上海弄堂发生的小故事，是近几十年来时代变迁的缩影。因此，本文拟从时代背景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对两部作品中女性角色的悲剧命运进行对比探究。
二、男权社会
人类自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至今， 基本上是以男性统治为主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妇女在家庭中的从服是她社会处境的统称（邹淑琴，2009）。”追溯历史，千百年来形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使得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只能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男人身上，这正是东西方文化中女性共同的命运。
在《欲望号街车》中，男女主人公布兰奇和斯坦利的尖锐矛盾贯穿始终。多年来对该剧的评论，尤其是对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归因于斯坦利——布兰奇精神和肉体的毁灭者（于静，2005）。布兰奇出身在南方没落的贵族家庭，受过传统的淑女教育，可惜的是她所接受的一切没有给予她生活的能力，在她无助彷徨时也不能带给她生的勇气和希望。布兰奇是个可怜的角色，年轻时的他温柔细腻，为愛情而义无反顾地与艾伦私奔。但发现丈夫是个同性恋时，她拒绝原谅并帮助艾伦，最终导致艾伦饮弹自杀。深受传统观念熏陶的她为艾伦自杀而深深自责、甚至有负罪感。在经历了家庭和感情的变故后，她无力改变和抗争，只得到处寻求情感的安慰和依靠。经过一系列波折，她最终来到新奥尔良依靠妹妹斯黛拉，并希冀在这里能开始新的生活。
在布兰奇见到斯坦利后，彼此之间产生一系列矛盾。一方面，她讥讽斯坦利是类人猿，诚然斯坦利言语粗俗，行为粗鲁，身上没有任何接受文明浸润的痕迹。他每天都穿着满是污渍的蓝色工作服在嘈杂的车间里汗流浃背地工作，以挣取微薄收入。他的消遣娱乐活动也颇为低俗，终日沉浸于保龄球、扑克牌、打架和与他人争吵之中，毫无精神追求。目睹这些，布兰奇试图劝说斯黛拉不要再和他过毫无精神生活的日子。而另一方面，斯坦利痛恨布兰奇，他察觉布兰奇的到来威胁他与妻子的关系。这一矛盾不断激化，斯坦利强暴布兰奇将剧情推向了高潮。最终，斯黛拉在强势的男权社会中无力抗争，选择抛弃姐姐，继续依附斯坦利，如寄生虫般生活。
同样的，《长恨歌》是王安忆一部描述命运悲剧的作品。女主人公王琦瑶出于奇心在上中学时参观片厂，结果被导演看中试镜头，之后她的生活逐渐脱离原有的轨道，《上海生活》封面上的照片，“上海小姐”桂冠， 百货楼剪彩结识李主任，搬至丽丝公寓成为李主任豢养的金丝雀……，而解放后不能融入新社会直至最终惨死。王琦瑶的一生就这样身不由已地被命运掌控着。
郑庆民（2012）将《长恨歌》中王琦瑶等女性背后的男人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是围绕在王琦瑶的裙边打转的男人，如程先生、阿二、康明逊、老克腊、长脚等人。他们有一个共性：远离现实生活中的男性世界，是男性世界的厌倦者、失败者、逃避者，在女性世界寻求慰藉。第二类男人，军政要员李主任，也是唯一不带有女性色彩的男人。第三类几乎仅仅是在别人的口头出现过“影子男人”，如蒋丽莉的父亲、严师母的先生、王琦瑶的父亲等。女性于男性而言，是装饰品，是调味品更是陪衬，她们的悲欢起落都是由男性操纵的。王琦瑶人生的起起伏伏更是由几个男人操纵的：李主任操控王琦瑶的大起大落，使得王琦瑶在“芯子”内外浮沉，而她却永远是个远离政治核心的小人物；康明逊为王琦瑶生命点燃希望之光，迫于世俗观念，他选择逃避；萨沙为王琦瑶带来短暂的“遮蔽”；王琦瑶以金条来换取老克腊的陪伴以期待余生不再孤寂。
三、时代烙印
不管是布兰奇或是王琦瑶，为何不再次深思，布兰奇被边缘化的结局（精神崩溃后被送到精神病院）真正的根源仅仅是因为斯坦利，王琦瑶的悲惨结局是因为她没有邂逅值得依赖的好男人？显然这不够有说服力。那么不妨将目光投放到男女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这或许会为我们更清晰地解释。
直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方仍是农业社会，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过着传统的生活。这种田园式的农业文明正是南方文化的根源。而此时，北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得到持续、稳定、迅速地发展，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面对北方现代化工业文明和新思想，保守的南方人在骨子里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恐惧，但北方的经济体制和文化不可避免地冲击和改变着南方。南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历史的冲击下分崩离析，而作为个体的人在如此变革的社会背景下的命运则更震撼人心（刘爽，2006）。
面对时代巨变，田纳西·威廉姆斯曾经说过，《欲望号街车》的意义是“现代社会里各种野蛮残忍的势力强奸了那些温柔、敏感而优雅的人。”布兰奇就是这么一个“温柔、敏感而优雅的人”，她在某些方面代表了社会文明的目标。而斯坦利却是一个与文明生活无缘的野蛮人，是野蛮残忍的势力的代表，残忍势力最终取代了优雅的社会文明。
而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则演绎了30 年代上海的女性悲剧，进一步说，王安忆通过一位女性跌宕的人生命运折射出上海这座城市的沧桑巨变。物欲、对金钱的追求，深刻影响了上海市民的价值观。由此形成的生存方式导致王琦瑶对命运的无奈与妥协，又注定了这个欲望城市中欲望女性的悲剧必然性（李佳，2015）。
四、结论
纵观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不禁为其唏嘘。作为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独生存的能力，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时代在她们身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不仅是两位女主人公的悲哀，更是这个时代洪流中挣扎着的人们的不幸。
参考文献：
[1]邹淑琴. 在男权社会中沉沦的传统女性———论曹七巧和王琦瑶性格命运的相似性[J]，文学与文化研究，2009，45。
[2]于静.田纳西.威廉斯剧作中悲剧性的女性人物，硕士论文，2005。
[3]郑庆民. 男性世界女性化的悲剧——从王安忆《长恨歌》谈起[J].北方文学，2012，16。
[4]刘爽. 逝去的美———试析《欲望号街车》中的女性角色[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65。
[5]李佳. 浅析王安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根源[J].时代教育，201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