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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仲夏,我的一位摄影朋友夏老师去临安天目山一带采风,转到於潜镇一个叫鹤村的偏僻山村,被一座《民族日报》社纪念馆吸引,他在馆内的展厅里发现了一块介绍我的爸爸(岳父)杨可扬的图版,回到上海后就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并留下了纪念馆徐馆长的联系电话。
我们与爸爸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很少听他讲起过这段经历,爸爸也觉得惊喜,时过70年的《民族日报》旧址居然还保存着。尽管已96岁,仍欣然答应我们陪他鹤村之行。出发前,爸爸深情挥毫,书写了一幅字:“鹤村是我一生事业的起步点”。我们诧异,这名不见经传的鹤村在老人家的心中居然占了那么重的分量。后来知晓,那是爸爸的一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
9月中旬的一天,约上了居住在杭州的张白怀先生(他也是《民族日报》的老报人,小爸爸10岁)一起驱车前往鹤村,重拾历史记忆。车一路行进在细雨蒙蒙的杭徽高速公路上,两边烟绕雾障的群山急速后移,车子仿佛在时间隧道里穿越……徐馆长早就在於潜镇的公路道口迎候,在他的引领下,车子七拐八转地驶进鹤村,在绵绵细雨中,两位饱经风霜的老报人重新踏上曾在腥风血雨岁月里战斗过的土地。
《民族日报》社纪念馆位于浙西天目山麓於潜镇鹤村121号,原为何家祠堂,面宽三间,前后两厅,东西短回廊,中为天井,堂柱粗大,马头墙,圆筒瓦,典型的江南祠宇风格。正大门上挂着“《民族日报》社旧址”的匾额。走进大门,左右两侧分别展示着当年报社的工作机构、工作人员名单和《民族日报》概况介绍,平台上摆放着早已锈迹斑斑的当年用于印报的圆墨台和四开印刷机,门正中是前临安市委书记写的“民族精神千秋永存”的前言碑记,天井中竖着一组创办报刊工作情景的群雕,后厅正梁上挂着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缅怀先烈振兴中华”横匾,下面是《民族日报》创始人之一、第一任社长王闻识烈士青铜胸像,两侧墙上布置着当年工作人员的照片和简历,玻璃柜里陈列着珍贵史料。展馆以深赭色为基调,深沉而庄重。
不用搀扶,一个96岁,一个86岁,两位老人迈着坚实的步子,慢慢地、默默地跨进纪念馆门坎,尘封了70年的记忆闸门被渐渐打开。
1938年,在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之际,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主政浙江的黄绍竑省主席想收拾浙江腐败的政治烂摊子,除了全新军事布防外,还急于想办一张报纸。当时中共浙江文委骆耕漠、邵荃麟、葛琴几位负责人都大力支持黄办报。经当时党组织同意,于1938年11月在金华正式开始筹备,决定派王闻识带领一批同志秘密打入《民族日报》,爸爸杨可扬就是其中一位。定名“民族日报”,是立意坚持抗日民族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解放。“民族日报”四个字,就是爸爸(当时叫杨嘉昌)从孙中山先生手迹中收集而成。社址选定在鹤村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它既在前线又不太显眼,既接近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所在地天目山这个浙西政治、军事斗争的前哨,又便于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指导。《民族日报》初创时,中共浙西特委就利用《民族日报》为基地作掩护,秘密领导着浙西地下党的斗争。
《民族日报》表面上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机关报,实际上是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手里,成了中共抗日民族文化宣传的主阵地。当时有句话说《民族日报》是“国民党出钱,为共产党办报”。《民族日报》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说真话、摆事实、讲道理为办报方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汪伪汉奸卖国求荣的丑恶本质,披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以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给沦陷区人民群众传播抗战的真实消息,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成为与《新华日报》《救亡日报》齐名的第三大重要报纸,1940年的期发行量曾经突破一万份,这在当时动乱时期的物质条件下已经是奇迹了。报纸不但在浙西传播,还发行到皖南、苏北、杭嘉湖一带沦陷区,甚至影响到上海,成为向敌人政治进攻的重磅“纸弹”。
《民族日报》1939年1月创刊,爸爸负责美术编辑,还编副刊“老百姓”(后改名为“实生活”),他除了看大量文稿,还不时地配合时政创作漫画和木刻,把副刊办得有声有色。那时物质匮乏,办报条件相当简陋,又没有照相制版设备,版面的报头、插图、采访的速写作品全靠手工先雕刻成版,再与文字一起拼版上机印刷,这种事往往都要连夜加班突击,以不耽误第二天出报。报纸的初创阶段,60多个同志有一半是共产党员,报社职工从社长到工人,不分尊卑、薪俸平等,一个月一律支付20多元生活费。报社地处穷乡僻壤,条件艰苦,大家吃粗粮、睡地板。编辑部是四面透风的祠堂用木板分隔而成,到了寒冬腊月,先要烧火把冻硬的毛笔融化才能工作,炎夏蚊虫肆虐,闷热难熬。更危险的是要与混杂其间的汉奸特务周旋。但是,这样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为了抗日寇、救国难,与狼共舞,毫无畏惧,使《民族日报》成为一支振奋抗敌热情的号角。
我们看到爸爸在王闻识塑像前伫立好久,还带着我们向先烈默哀,敬挽。他告诉我们说,王闻识是位热情能干的社长,除了抓全面工作,还亲自靠两条腿,只身千里,赴皖南泾县新四军总部独家采访项英军长。因报纸的赤色倾向,受到当局注意,报纸的发行量逐渐受到了限制,1940年底,终被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强行下令改组,在编完当天的报纸后,王闻识便带着爸爸等一批已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报人忍痛离开报社。1941年,王闻识不幸被捕关押于上饶集中营,受尽摧残和折磨,最后牺牲在牢里。据爸爸回忆,曾经有两位同时被关押在里面的同志,一位叫赖少其(解放后曾出任安徽省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一位叫邵宇(解放后曾出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他们在监狱里通过冯雪峰认识了王闻识,利用一次监狱演剧队外出演出之际,带着王闻识写给爸爸的便条,冒险越狱成功,凭这张便条,他们在丽水找到了爸爸,由爸爸给他们提供了帮助而重新归队。
爸爸和张伯伯轻轻抚摸着当年他们用过的印刷机,细细地阅读着曾经与自己在黑云压城、风雨飘摇中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同事的照片及介绍,并一一询问着这些同志现在的情况和下落。当知道有19名中共地下党员进步记者被绑架,12名地下党员被日寇、国民党汉奸特务枪杀活埋时,不禁老泪盈眶,感慨万千。在墙上挂着的还有我们认识的邵克萍先生(著名版画家)、王维先生(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照片。
在一幅周总理写给第二任社长曹天风的书法前,爸爸又讲起1939年3月,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曾乘夜色秘密来到鹤村,在《民族日报》社会见中共浙西特委领导的经过,此事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第二天,周恩来便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形势演讲,他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戚继光抗击倭寇的典故,勉励大家团结抗日,坚决把日寇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周副主席的演讲极大鼓舞了报社同志,更加坚定了大家办好《民族日报》的信念。
接受记者采访后,爸爸把“鹤村是我一生事业的起步点”的条幅赠送给纪念馆留念,他与张伯伯都希望《民族日报》社纪念馆再搜集更多的资料来充实内容,把这个纪念馆扩充成为“中共浙西特委党的活动研究室”。
要离开纪念馆时,雨停了,天也慢慢放晴。一群鸟儿从天井上空飞过,纪念馆又恢复了平静。大家站在纪念馆门口依依惜别,合影留念。没想到这成了最后诀别。冥冥之中,70年后回到鹤村,一生事业起步点却成了人生终点。如今爸爸驾鹤西行,又开始了新的旅程,这回,我们愿他一路风平浪静。
杨可扬
著名版画家,中国版画家协会顾问、中国藏书票研究会艺术顾问、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版画学会会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生于1914年8月,卒于2010年5月,享年97岁。代表作《江南古镇》《乡间四月》等分获全国美展、全国版画展奖,不少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国内国际美术机构及个人收藏。出版有连环木刻《英英的遭遇》《可扬版画集》《可扬藏书票集》等多部专著。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其“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
我们与爸爸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很少听他讲起过这段经历,爸爸也觉得惊喜,时过70年的《民族日报》旧址居然还保存着。尽管已96岁,仍欣然答应我们陪他鹤村之行。出发前,爸爸深情挥毫,书写了一幅字:“鹤村是我一生事业的起步点”。我们诧异,这名不见经传的鹤村在老人家的心中居然占了那么重的分量。后来知晓,那是爸爸的一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
9月中旬的一天,约上了居住在杭州的张白怀先生(他也是《民族日报》的老报人,小爸爸10岁)一起驱车前往鹤村,重拾历史记忆。车一路行进在细雨蒙蒙的杭徽高速公路上,两边烟绕雾障的群山急速后移,车子仿佛在时间隧道里穿越……徐馆长早就在於潜镇的公路道口迎候,在他的引领下,车子七拐八转地驶进鹤村,在绵绵细雨中,两位饱经风霜的老报人重新踏上曾在腥风血雨岁月里战斗过的土地。
《民族日报》社纪念馆位于浙西天目山麓於潜镇鹤村121号,原为何家祠堂,面宽三间,前后两厅,东西短回廊,中为天井,堂柱粗大,马头墙,圆筒瓦,典型的江南祠宇风格。正大门上挂着“《民族日报》社旧址”的匾额。走进大门,左右两侧分别展示着当年报社的工作机构、工作人员名单和《民族日报》概况介绍,平台上摆放着早已锈迹斑斑的当年用于印报的圆墨台和四开印刷机,门正中是前临安市委书记写的“民族精神千秋永存”的前言碑记,天井中竖着一组创办报刊工作情景的群雕,后厅正梁上挂着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缅怀先烈振兴中华”横匾,下面是《民族日报》创始人之一、第一任社长王闻识烈士青铜胸像,两侧墙上布置着当年工作人员的照片和简历,玻璃柜里陈列着珍贵史料。展馆以深赭色为基调,深沉而庄重。
不用搀扶,一个96岁,一个86岁,两位老人迈着坚实的步子,慢慢地、默默地跨进纪念馆门坎,尘封了70年的记忆闸门被渐渐打开。
1938年,在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之际,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主政浙江的黄绍竑省主席想收拾浙江腐败的政治烂摊子,除了全新军事布防外,还急于想办一张报纸。当时中共浙江文委骆耕漠、邵荃麟、葛琴几位负责人都大力支持黄办报。经当时党组织同意,于1938年11月在金华正式开始筹备,决定派王闻识带领一批同志秘密打入《民族日报》,爸爸杨可扬就是其中一位。定名“民族日报”,是立意坚持抗日民族战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解放。“民族日报”四个字,就是爸爸(当时叫杨嘉昌)从孙中山先生手迹中收集而成。社址选定在鹤村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它既在前线又不太显眼,既接近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所在地天目山这个浙西政治、军事斗争的前哨,又便于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指导。《民族日报》初创时,中共浙西特委就利用《民族日报》为基地作掩护,秘密领导着浙西地下党的斗争。
《民族日报》表面上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机关报,实际上是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手里,成了中共抗日民族文化宣传的主阵地。当时有句话说《民族日报》是“国民党出钱,为共产党办报”。《民族日报》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说真话、摆事实、讲道理为办报方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汪伪汉奸卖国求荣的丑恶本质,披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以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给沦陷区人民群众传播抗战的真实消息,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成为与《新华日报》《救亡日报》齐名的第三大重要报纸,1940年的期发行量曾经突破一万份,这在当时动乱时期的物质条件下已经是奇迹了。报纸不但在浙西传播,还发行到皖南、苏北、杭嘉湖一带沦陷区,甚至影响到上海,成为向敌人政治进攻的重磅“纸弹”。
《民族日报》1939年1月创刊,爸爸负责美术编辑,还编副刊“老百姓”(后改名为“实生活”),他除了看大量文稿,还不时地配合时政创作漫画和木刻,把副刊办得有声有色。那时物质匮乏,办报条件相当简陋,又没有照相制版设备,版面的报头、插图、采访的速写作品全靠手工先雕刻成版,再与文字一起拼版上机印刷,这种事往往都要连夜加班突击,以不耽误第二天出报。报纸的初创阶段,60多个同志有一半是共产党员,报社职工从社长到工人,不分尊卑、薪俸平等,一个月一律支付20多元生活费。报社地处穷乡僻壤,条件艰苦,大家吃粗粮、睡地板。编辑部是四面透风的祠堂用木板分隔而成,到了寒冬腊月,先要烧火把冻硬的毛笔融化才能工作,炎夏蚊虫肆虐,闷热难熬。更危险的是要与混杂其间的汉奸特务周旋。但是,这样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为了抗日寇、救国难,与狼共舞,毫无畏惧,使《民族日报》成为一支振奋抗敌热情的号角。
我们看到爸爸在王闻识塑像前伫立好久,还带着我们向先烈默哀,敬挽。他告诉我们说,王闻识是位热情能干的社长,除了抓全面工作,还亲自靠两条腿,只身千里,赴皖南泾县新四军总部独家采访项英军长。因报纸的赤色倾向,受到当局注意,报纸的发行量逐渐受到了限制,1940年底,终被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强行下令改组,在编完当天的报纸后,王闻识便带着爸爸等一批已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报人忍痛离开报社。1941年,王闻识不幸被捕关押于上饶集中营,受尽摧残和折磨,最后牺牲在牢里。据爸爸回忆,曾经有两位同时被关押在里面的同志,一位叫赖少其(解放后曾出任安徽省宣传部副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一位叫邵宇(解放后曾出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他们在监狱里通过冯雪峰认识了王闻识,利用一次监狱演剧队外出演出之际,带着王闻识写给爸爸的便条,冒险越狱成功,凭这张便条,他们在丽水找到了爸爸,由爸爸给他们提供了帮助而重新归队。
爸爸和张伯伯轻轻抚摸着当年他们用过的印刷机,细细地阅读着曾经与自己在黑云压城、风雨飘摇中一起工作战斗过的同事的照片及介绍,并一一询问着这些同志现在的情况和下落。当知道有19名中共地下党员进步记者被绑架,12名地下党员被日寇、国民党汉奸特务枪杀活埋时,不禁老泪盈眶,感慨万千。在墙上挂着的还有我们认识的邵克萍先生(著名版画家)、王维先生(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照片。
在一幅周总理写给第二任社长曹天风的书法前,爸爸又讲起1939年3月,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曾乘夜色秘密来到鹤村,在《民族日报》社会见中共浙西特委领导的经过,此事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第二天,周恩来便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形势演讲,他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戚继光抗击倭寇的典故,勉励大家团结抗日,坚决把日寇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周副主席的演讲极大鼓舞了报社同志,更加坚定了大家办好《民族日报》的信念。
接受记者采访后,爸爸把“鹤村是我一生事业的起步点”的条幅赠送给纪念馆留念,他与张伯伯都希望《民族日报》社纪念馆再搜集更多的资料来充实内容,把这个纪念馆扩充成为“中共浙西特委党的活动研究室”。
要离开纪念馆时,雨停了,天也慢慢放晴。一群鸟儿从天井上空飞过,纪念馆又恢复了平静。大家站在纪念馆门口依依惜别,合影留念。没想到这成了最后诀别。冥冥之中,70年后回到鹤村,一生事业起步点却成了人生终点。如今爸爸驾鹤西行,又开始了新的旅程,这回,我们愿他一路风平浪静。
杨可扬
著名版画家,中国版画家协会顾问、中国藏书票研究会艺术顾问、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版画学会会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生于1914年8月,卒于2010年5月,享年97岁。代表作《江南古镇》《乡间四月》等分获全国美展、全国版画展奖,不少作品被中国美术馆等国内国际美术机构及个人收藏。出版有连环木刻《英英的遭遇》《可扬版画集》《可扬藏书票集》等多部专著。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其“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