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热闹
　　
　　在保罗·克鲁格曼的演讲现场，有些听众早退，还有些听众在打瞌睡，他们通常是演讲开始前争相与克鲁格曼合影留念的同一批人，其中大多数大概并没有读过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任何一部作品，一位致辞者连“克鲁格曼”的名字都念得疙疙瘩瘩，似乎在说“弗里德曼”。已故的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是诺奖得主。他曾表示：“如果有人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他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2008年10月13日以前，保罗·克鲁格曼的名气仅限于学术界和那些《纽约时报》专栏的爱好者。克鲁格曼井喷式的出名归功于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同一时期爆发的金融海啸。如今，人们普遍称他是“大众经济学家”，邀请他来中国演讲的主办方则给他戴上“伟大预言家”的高帽子。对于自己的“预言能力”，克鲁格曼说很简单，就是看各种数据：“美国有一种律师，就是跟在救护车后面，这样就会有生意可做。”克鲁格曼认为自己就是这种“追救护车的律师”。
　　这是56岁的克鲁格曼第一次来中国。在“预言家”的噱头之下，听他的演讲代价不菲，一张嘉宾席位的门票价格是5800元，贵宾席位为9800元，甚至还设有18000元一位的至尊席位。除了近一点聆听演讲，那些前排VIP就座的观众可以获得克鲁格曼亲笔签名图书一本；如果你愿意出更多的钱，比如说购买一张58000元的荣尊席位门票，除了可以在前排就座，你还能够参加5月11日为克鲁格曼举行的宴会，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可以和诺奖得主碰个杯——至于值不值得，就要看你怎么想了。去年6月，中国成长投资基金的总经理赵丹阳为了和沃伦·巴菲特共进午餐（据说得到了巴菲特“七句真言”），一共花了211万美元。相比之下，克鲁格曼的开价就实惠多了。
　　克鲁格曼不是投资家，而是经济学家。他在经济界的学术贡献有目共睹，但个人财富显然比不上巴菲特。克鲁格曼深受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基地》系列的影响，坚信“书呆子们拯救了文明”，他以凯恩斯为模范，29岁时就在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里占据一席。但不善交际又直肠子的他深感自己不适合为政府工作，所以选择了去做一个“不负责任的学院派”，先后任教于耶鲁、麻省理工、斯坦福以及普林斯顿。1999年，克鲁格曼几乎拒绝了成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机会，原因是担心自己会因此沦为大众写手，无缘诺贝尔奖。
　　获奖后的克鲁格曼实在太忙了，一周炮制两篇专栏文章，教授两门课程，同时还要继续写书，更新他著名的博客“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也许是日程安排得太满，来华期间，他的博客没有更新。事实上，他都没法说点对中国的印象：“我还真的不太了解中国，在这三天里，我见到的人大部分都是媒体记者……”
　　在中国，当克鲁格曼走上演讲台前，主办方播放了一段介绍他“精准预言”的视频：“1994年，他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将到来；2000年起，看淡美元，认为商品市场长期牛市；2001年，断言油价将进入飙涨行情；2006年，呼吁关注美国房价潜在的暴涨暴跌风险；2008年，指责布什政府救市措施不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预言世界经济将陷衰退但不会崩溃……”
　　还好，这位俄罗斯移民后代的美籍犹太人在每场20万美元的演讲面前保持了学者的理智，表示自己没并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也没看到过次贷危机之后的金融风暴。克鲁格曼也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虽然他经常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中国。他曾指出：“中国太大了，是不可冒犯的；中国也很愤世嫉俗，很难取悦。在很多领域我们同中国是竞争者，但我们绝对不是敌人。”
　　这一次在中国，克鲁格曼对台下的中国听众坦言：“有些人期待我讲中国经济，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基于有限的信心，我很难理解中国经济……”这是他在上海演讲时的开场白，45分钟的演讲除了几张PPT图表外，没有生动有趣的故事，也没有得到台下听众的积极反馈，只有当他提出要喝口水停止演讲几秒钟时，听众之以礼貌的鼓掌。当然，演讲结束后的掌声更为热烈和持久。
　　
　　看门道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演讲后，克鲁格曼马不停蹄地赶往香港、台北、东京、越南……学术圈普遍把克鲁格曼的此次亚洲行看作是一种“走穴”，观众的反应也的确像是一种追星表演——听上去，似乎不能指望会出现多少观点激荡或学术火花，但还是有一些学者与克鲁格曼进行了PK。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巨大贸易顺差是汇率政策造成的，但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表示，一个国家不能因为有比较大的贸易顺差就成为国际指责的对象，而且，这位前WTO谈判代表说，中国并不想继续保持这样大的贸易顺差，中国一直在试图增加进口，扩大内需来减少自己的贸易顺差。克鲁格曼认为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并且保持一个相对弱币的地位，这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结果。龙永图当即表示，中国的目标是想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在这种体系改变以后，人民币才可能自由兑换，那时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全球的公平的自由贸易。
　　“现在中国在忍受这种不公平”，龙永图说，“不能同时再接受对于这种不公平的指责。”
　　克鲁格曼表示，中国作为一个不那么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却把这么多钱输出到国外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回应道，中国的金融体系由于低效，不能有效地把通过投资积累的储蓄用出去，所以政府有多个部门在做向外投资，而购买美国的债券相对最安全，所以中国买得最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王松奇的意思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能光放在那里，必须得买点什么，所以，买了许多美国债券——美国人认为这抬高了美国的资产价格——是不得已的。
　　如果说王松奇的说法是一种勉为其难的解释，中国学者也会主动向克鲁格曼发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提出：“美国政府不停发国债救危机，可能会有通货膨胀的隐患。既然如此，世界黄金储备24000多吨，美国就有8000多吨黄金，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刻卖一点黄金换点美元进来，还不停地发债？”
　　对此，克鲁格曼的回答是，美国不需要钱，为什么要卖黄金？除非有人希望拿到美元。“我不明白”，他对夏斌说，“为什么你认为美国要采取大规模的措施筹集资金？”
　　这句话显示出了克鲁格曼作为美国政府最有名的批评者的本色——就在他说美国政府不需要钱的前一天，美国政府刚刚宣布，2009年政府的财政赤字会高达创纪录的1.84万亿美元。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问克鲁格曼：“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因为全球负债太多而虚实失衡，但在G20峰会上，代表着65%的人口、85%的GDP、90%的国际贸易、95%黄金储备的G20领导人在三小时内达成的协议是继续发债。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他们错了，还是你错了？”克鲁格曼的回答有些打太极：“要了解G20领袖说话内容的本质。我们碰到这样的危机会感到很困难，因为这个世界波动很大。我们活得长一点，会发现整个世界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危机结束以后一切又重归原状，这是危机的微妙处。”
　　总的来说，克鲁格曼的新书《我们怎么了？》中显示出的作者：一个像电视剧《波士顿律师》中的主角Alan Shore那样坚定（甚至狂热）的民主党人形象，和现实中的克鲁格曼，还是很吻合的。有人让他给奥巴马的新政打分时，教授先生给了B 或者A-的高分：
　　“他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规模和程度比我期望的小，如财政政策。他的货币政策非常好，做了期望做的事情，就是执行力差了些，这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有关。医疗保健方面的进展很不错。奥巴马政府还没环境政策有立法，但是已经有一些良好迹象。过去8年的美国政府非常糟糕，奥巴马在极端经济环境下来执政，希望他的应对措施更加强劲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