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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5年,这位体育总局前局长在奥运一周年之后,突然发言,指出现在该是中国体育转型的最佳时机。
袁伟民: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在刚出版的《袁伟民和体坛风云》一书里,作为前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用不少篇幅坦承了在追求竞技体育成绩最大化的过程中,中国体育及体育人付出的教训和代价。
在北京奥运一周年过后,全运会即将开始之时,袁伟民通过自己的书,发出“靠多拿金牌证明中国人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体育实现全面发展的最佳时机到了!”的断言,如平地之雷,突然炸得“盛世”之下的体育圈嗡嗡作响。
毋庸置疑,2008年奥运会将中国竞技体育的成就推向了历史最高点。它以51金、100枚奖牌,金牌数第一的成绩,向世人展示了新中国体育历经半个多世纪探索的做人成果。而数字之下却有另一个被忽略的现实:51枚金牌中,田径零枚、三大球零枚、游泳1枚。
举一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这个揠苗助长做法的后果也在这个时候日渐清晰。可微弱的警醒淹没在了盛大的狂喜和欢呼之中,各种反思也随着奥运的远离而日益消减。
这时,这个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如影随形的前体育总局局长,却以过来人的经验喊出“如果40枚金牌就可以了”。这个看似“不合时宜”的声音,是为旁观者的冷水,还是一名老体育人的肺腑之言?
2009年10月10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袁伟民。
“我说就要说真话”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你手里那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已成了收藏品。开幕式那天你没去现场。为什么不去?
袁伟民:是没去。这种场合我都不去(现场)。除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带队参加开幕式,跟队员一起进场,以后我都不去现场,连比赛也是在奥运村团部看电视。
中国新闻周刊:但这届可以轻松地去现场感受一下。
袁伟民:我对这些看得比较淡,经历了太多事。在家看电视,比赛挑我喜欢看的,开幕式倒是从头看到尾。
鸟巢和水立方我到现在都没进去过。除了鸟巢封顶时,当时贾庆林去视察,把我也叫去了。后来有一次去盘古七星饭店吃饭,我在外面看了看水立方,挺漂亮的。
退下来就彻底离开。我现在是当老百姓,进入全民健身的队伍行列。
中国新闻周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是一本很特别的回忆录,用你自己的话说是“5年带出50年”,记录了你担任体育总局局长5年间中国体育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回顾你近半个世纪的体育人生。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
袁伟民:退下来以后好多人劝我写些东西,直到去年我才答应。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我说就要说事实、说真话,但一定要在奥运会之后,不凑奥运会的热闹。奥运会是大局。
中国新闻周刊:国际奥委会委员一直强调的是独立身份,它与中国需要“自己人”在奥委会发挥作用的国情存在冲突,这是你们(与何振梁)双方分歧的原因之一吗?
袁伟民:国际奥委会委员是只代表个人,他是国际奥委会派到所在国的代表。可共产党领导下的个人进入国际组织代表个人,不是代表国家,是这样的吗?我问过荣高棠。这是糊涂啦,国家利益何在!讲我这个体育部长干涉他,让他投票给谁,说我跟前苏联一样,一样吗?在中国,外事无小事呀。
反兴奋剂,“我的压力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出任体育总局局长时,你遇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是兴奋剂。但是为什么当年或者说一直以来,查出兴奋剂的运动员名单都没公布。这样是否纵容了使用兴奋剂的侥幸心理?为什么不加大惩罚力度?
袁伟民:被抓出来的运动员毕竟是受害者,是错误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政绩观的牺牲品。尿检阳性名单公布了,血检超标名单没公布,但实际上知道是哪个项目,人家也都知道是谁了。
不让出去参加比赛就是一种惩罚。当年这些运动员我们全都没有让他们出去。
中国新闻周刊:不让参赛也是一招“险棋”。
袁伟民:参赛名单都已经上报了,大多项目换人来不及,而代表团人数减少一定会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怎么应对?接下来就是申奥,不能出事。
(比赛中)查出兴奋剂是我的问题,成绩下来也是我的问题,申奥拿不下来更是我的问题了——那是政治问题,我的压力很大。但我们很坚决,查出来了坚决不让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到反兴奋剂的决心很大。但还提到在中国体育界不仅存在着“反与不反”“真反还是假反”的问题。阻力来自何方?
袁伟民:当时查出30多名运动员,有些省的主要领导给我打电话,要求重新检查,他们不断地做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哪方面的压力?
袁伟民:压力大着呢,我不好说了。
中国新闻周刊:反兴奋剂的压力很大,这是不是还跟国家太重视竞技体育的成绩有关?
袁伟民: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希望拿金牌越多越好,最初我们需要通过金牌来证明自己,鼓舞士气。现在不一样了,从悉尼奥运会28枚金牌到雅典奥运会32枚金牌,再到北京奥运会的51枚金牌,我们已经稳坐世界金牌数的前三名了。所以我讲,伦敦奥运会,我们要保持一个冷静清醒的头脑了,冷静地对待。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40枚左右金牌就够了?
袁伟民:40枚就很不容易了。我是搞这个的,我很清楚。现在应该抓住时机转型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的经验,从51枚金牌到伦敦奥运会,我们该慢慢地静下来,其实不应该再一味地追求金牌了。
袁伟民:现在我们应该在保证优势项目和抓好基础项目发展的情况下,花大力气发展群众体育。现在是一个好的机会,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转型。借奥运会之热,实现体育人才、体育意识、体育产业全面发展,让体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加上竞技体育的成绩,我们才能成为体育强国。
中国新闻周刊:大家一直期待这个转型。
袁伟民:我只能这样呼吁了。这需要机遇,抓住了,就能很好的转型。转(型)了也不是说不需要竞技成绩,但这样单纯追求竞技体育下去。老百姓受不了。泱泱大国,赢得起也要输得起,所以我特别强调奖牌才是整体实力。
为什么我们不能输?为什么刘翔不能输?比赛就是有运气的成份,输赢都是有可能的。我这是给现在的官员松梆。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长期以来,你扮演的正是竞技体育领头人的角色。把中国竞技体育推向了最高峰。
袁伟民:报纸都说,袁伟民把举国体制运用到极致。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提出“应该抓住时机转型”,不担心会有人认为,是呀,你这么说因为现在没有压力了?
袁伟民:有这个想法很正常。我们现在整体实力很稳定了,从1992年到2004年,中国在奥运会的成绩都是在逐步提高的。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该给自己松松梆了,让体育回到它的本质。这时候做,大家容易接受,而且也给社会制造一个好的氛围,不要让老百姓认为拿金牌越多越好。要引导他们,这样做才是聪明的。
比如,在我们国家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我们特别需要奖牌金牌的时候,我们搞一些小项、人家不搞的东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甚至人家没有专业,完全是群众化、自由训练,像跳水,我们则是专业训练的项目,从小孩就开始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通过这个来宣传自己鼓舞士气,来涨自己自信心。但要明白这不是我们的方向,本质不在这。不然就走偏了,钻牛角尖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因为专业运动员出身的经验,还是做了领导以后慢慢地思考得到的?
袁伟民:我也在比较,跟世界比。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里说,发展群众体育很重要,大家也已经发现了群众体育的薄弱。有一组数据是,中国人均的体育场馆占有量是美国的1/16之一……你认为我们弥补上这个差距,还需要60年吗?或者说,它和中国实现再增加10枚奥运金牌的速度相比,哪个更容易实现?
袁伟民:我们人均1.01平方米,已经相当于解放初期的一百多倍。而且还有很多还没向老百姓开放的场馆还没算进去呢。
立足点不同,下的功夫就不一样。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转移,是要下大决心的。现在“奥运要跟全民健身同行”,说话是都有了,但不是说说而已,要跟上来。不光是实践,还要从理论上跟进。作为决策层,现在是要反过头来思考这些问题了。
想起女排、足球心里不是滋味
中国新闻周刊:全运会成为了各省的政绩工程,依你看的话,2008年以后,全运会还有必要搞吗?
袁伟民:我不好说,我处的位置不好说。上届全运会后,我看了《中国体育报》的一篇文章,“这届全运会的赛风是历届最好的”,我问他(记者)这篇文章谁让写的,我问他知道体育的发展史吗?早先中国体育,兴奋剂这些现象是没有的,比赛哪有这样的假摔?怎么说是“历届最好”的呢?不能这么比。
必须严肃处理这些事,不能长这种歪风。不能把道德、社会的舆论这些都不当回事,天不怕地不怕,没规矩了,都搞潜规则了,都变味了,那还成吗?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刘翔又开始赢了。大家对他的期待又回头了,他迅速又回到从前的万众期待的状况。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袁伟民:这个也不见得是好的,不正常。这得学学美国人,人家对这样的事情,波动不会很大,说明他们成熟。我们还处在只能赢不能输的心态。
按理说当时是给他的压力太大,给他压垮了。我是因为退下来了不能说什么,我心里很明白这个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退下来以后,你唯一担任的职务是排球协会主席。上个月亚锦赛上女排1:3输给了泰国,这是你的老本行,你怎么看现在的女排?
袁伟民;我心里不是个滋味。过去泰国都是我们的队员去教的。就这个比赛来说,输给对方的原因,是蔡斌没有处理好,轻敌了,从中期看,他上任以后,队伍阵容一直不稳定,现在指导思想有问题;从长期看,这些选手,技术不全面,她们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女排和当年的女排无法相提并论了。“女排精神”可能再回来了吗?
袁伟民:谁说不可能回来的?!看你怎么带队伍了。时代不同一样可以搞得很好。但是很难,你必须有一种抱负,有一种非拿下不可的欲望,要去奋斗。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足球是你体育生涯的一大遗憾。1993年的足球改革,正是从你足协主席的期间开始的,你觉得足球失败的最大问题在哪呢?
袁伟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不是足球的事情了,需要综合治理。当时我们错失了很多机遇。一次又一次机会,都丢了,说明我们的工作水平跟不上。机会如果一次抓住了,第二次可能变成良性循环,现在是处于一种恶性循环。
处于我当时的位置,我感到自己能力有限,我也想搞好,可我知道即使全身心投入也不见得能搞好,我不敢也不可能放下手上其他的工作专门去管这个,只能管在大的方面。所以心里总不是滋味。
袁伟民: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在刚出版的《袁伟民和体坛风云》一书里,作为前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用不少篇幅坦承了在追求竞技体育成绩最大化的过程中,中国体育及体育人付出的教训和代价。
在北京奥运一周年过后,全运会即将开始之时,袁伟民通过自己的书,发出“靠多拿金牌证明中国人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体育实现全面发展的最佳时机到了!”的断言,如平地之雷,突然炸得“盛世”之下的体育圈嗡嗡作响。
毋庸置疑,2008年奥运会将中国竞技体育的成就推向了历史最高点。它以51金、100枚奖牌,金牌数第一的成绩,向世人展示了新中国体育历经半个多世纪探索的做人成果。而数字之下却有另一个被忽略的现实:51枚金牌中,田径零枚、三大球零枚、游泳1枚。
举一国之力发展竞技体育,这个揠苗助长做法的后果也在这个时候日渐清晰。可微弱的警醒淹没在了盛大的狂喜和欢呼之中,各种反思也随着奥运的远离而日益消减。
这时,这个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如影随形的前体育总局局长,却以过来人的经验喊出“如果40枚金牌就可以了”。这个看似“不合时宜”的声音,是为旁观者的冷水,还是一名老体育人的肺腑之言?
2009年10月10日下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袁伟民。
“我说就要说真话”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你手里那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已成了收藏品。开幕式那天你没去现场。为什么不去?
袁伟民:是没去。这种场合我都不去(现场)。除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带队参加开幕式,跟队员一起进场,以后我都不去现场,连比赛也是在奥运村团部看电视。
中国新闻周刊:但这届可以轻松地去现场感受一下。
袁伟民:我对这些看得比较淡,经历了太多事。在家看电视,比赛挑我喜欢看的,开幕式倒是从头看到尾。
鸟巢和水立方我到现在都没进去过。除了鸟巢封顶时,当时贾庆林去视察,把我也叫去了。后来有一次去盘古七星饭店吃饭,我在外面看了看水立方,挺漂亮的。
退下来就彻底离开。我现在是当老百姓,进入全民健身的队伍行列。
中国新闻周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是一本很特别的回忆录,用你自己的话说是“5年带出50年”,记录了你担任体育总局局长5年间中国体育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回顾你近半个世纪的体育人生。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
袁伟民:退下来以后好多人劝我写些东西,直到去年我才答应。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我说就要说事实、说真话,但一定要在奥运会之后,不凑奥运会的热闹。奥运会是大局。
中国新闻周刊:国际奥委会委员一直强调的是独立身份,它与中国需要“自己人”在奥委会发挥作用的国情存在冲突,这是你们(与何振梁)双方分歧的原因之一吗?
袁伟民:国际奥委会委员是只代表个人,他是国际奥委会派到所在国的代表。可共产党领导下的个人进入国际组织代表个人,不是代表国家,是这样的吗?我问过荣高棠。这是糊涂啦,国家利益何在!讲我这个体育部长干涉他,让他投票给谁,说我跟前苏联一样,一样吗?在中国,外事无小事呀。
反兴奋剂,“我的压力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出任体育总局局长时,你遇到的第一个棘手问题是兴奋剂。但是为什么当年或者说一直以来,查出兴奋剂的运动员名单都没公布。这样是否纵容了使用兴奋剂的侥幸心理?为什么不加大惩罚力度?
袁伟民:被抓出来的运动员毕竟是受害者,是错误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政绩观的牺牲品。尿检阳性名单公布了,血检超标名单没公布,但实际上知道是哪个项目,人家也都知道是谁了。
不让出去参加比赛就是一种惩罚。当年这些运动员我们全都没有让他们出去。
中国新闻周刊:不让参赛也是一招“险棋”。
袁伟民:参赛名单都已经上报了,大多项目换人来不及,而代表团人数减少一定会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怎么应对?接下来就是申奥,不能出事。
(比赛中)查出兴奋剂是我的问题,成绩下来也是我的问题,申奥拿不下来更是我的问题了——那是政治问题,我的压力很大。但我们很坚决,查出来了坚决不让去。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到反兴奋剂的决心很大。但还提到在中国体育界不仅存在着“反与不反”“真反还是假反”的问题。阻力来自何方?
袁伟民:当时查出30多名运动员,有些省的主要领导给我打电话,要求重新检查,他们不断地做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哪方面的压力?
袁伟民:压力大着呢,我不好说了。
中国新闻周刊:反兴奋剂的压力很大,这是不是还跟国家太重视竞技体育的成绩有关?
袁伟民: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希望拿金牌越多越好,最初我们需要通过金牌来证明自己,鼓舞士气。现在不一样了,从悉尼奥运会28枚金牌到雅典奥运会32枚金牌,再到北京奥运会的51枚金牌,我们已经稳坐世界金牌数的前三名了。所以我讲,伦敦奥运会,我们要保持一个冷静清醒的头脑了,冷静地对待。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40枚左右金牌就够了?
袁伟民:40枚就很不容易了。我是搞这个的,我很清楚。现在应该抓住时机转型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的经验,从51枚金牌到伦敦奥运会,我们该慢慢地静下来,其实不应该再一味地追求金牌了。
袁伟民:现在我们应该在保证优势项目和抓好基础项目发展的情况下,花大力气发展群众体育。现在是一个好的机会,应该抓住这个时机转型。借奥运会之热,实现体育人才、体育意识、体育产业全面发展,让体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加上竞技体育的成绩,我们才能成为体育强国。
中国新闻周刊:大家一直期待这个转型。
袁伟民:我只能这样呼吁了。这需要机遇,抓住了,就能很好的转型。转(型)了也不是说不需要竞技成绩,但这样单纯追求竞技体育下去。老百姓受不了。泱泱大国,赢得起也要输得起,所以我特别强调奖牌才是整体实力。
为什么我们不能输?为什么刘翔不能输?比赛就是有运气的成份,输赢都是有可能的。我这是给现在的官员松梆。
中国新闻周刊:可是长期以来,你扮演的正是竞技体育领头人的角色。把中国竞技体育推向了最高峰。
袁伟民:报纸都说,袁伟民把举国体制运用到极致。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提出“应该抓住时机转型”,不担心会有人认为,是呀,你这么说因为现在没有压力了?
袁伟民:有这个想法很正常。我们现在整体实力很稳定了,从1992年到2004年,中国在奥运会的成绩都是在逐步提高的。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该给自己松松梆了,让体育回到它的本质。这时候做,大家容易接受,而且也给社会制造一个好的氛围,不要让老百姓认为拿金牌越多越好。要引导他们,这样做才是聪明的。
比如,在我们国家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我们特别需要奖牌金牌的时候,我们搞一些小项、人家不搞的东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甚至人家没有专业,完全是群众化、自由训练,像跳水,我们则是专业训练的项目,从小孩就开始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通过这个来宣传自己鼓舞士气,来涨自己自信心。但要明白这不是我们的方向,本质不在这。不然就走偏了,钻牛角尖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因为专业运动员出身的经验,还是做了领导以后慢慢地思考得到的?
袁伟民:我也在比较,跟世界比。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里说,发展群众体育很重要,大家也已经发现了群众体育的薄弱。有一组数据是,中国人均的体育场馆占有量是美国的1/16之一……你认为我们弥补上这个差距,还需要60年吗?或者说,它和中国实现再增加10枚奥运金牌的速度相比,哪个更容易实现?
袁伟民:我们人均1.01平方米,已经相当于解放初期的一百多倍。而且还有很多还没向老百姓开放的场馆还没算进去呢。
立足点不同,下的功夫就不一样。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转移,是要下大决心的。现在“奥运要跟全民健身同行”,说话是都有了,但不是说说而已,要跟上来。不光是实践,还要从理论上跟进。作为决策层,现在是要反过头来思考这些问题了。
想起女排、足球心里不是滋味
中国新闻周刊:全运会成为了各省的政绩工程,依你看的话,2008年以后,全运会还有必要搞吗?
袁伟民:我不好说,我处的位置不好说。上届全运会后,我看了《中国体育报》的一篇文章,“这届全运会的赛风是历届最好的”,我问他(记者)这篇文章谁让写的,我问他知道体育的发展史吗?早先中国体育,兴奋剂这些现象是没有的,比赛哪有这样的假摔?怎么说是“历届最好”的呢?不能这么比。
必须严肃处理这些事,不能长这种歪风。不能把道德、社会的舆论这些都不当回事,天不怕地不怕,没规矩了,都搞潜规则了,都变味了,那还成吗?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刘翔又开始赢了。大家对他的期待又回头了,他迅速又回到从前的万众期待的状况。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袁伟民:这个也不见得是好的,不正常。这得学学美国人,人家对这样的事情,波动不会很大,说明他们成熟。我们还处在只能赢不能输的心态。
按理说当时是给他的压力太大,给他压垮了。我是因为退下来了不能说什么,我心里很明白这个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退下来以后,你唯一担任的职务是排球协会主席。上个月亚锦赛上女排1:3输给了泰国,这是你的老本行,你怎么看现在的女排?
袁伟民;我心里不是个滋味。过去泰国都是我们的队员去教的。就这个比赛来说,输给对方的原因,是蔡斌没有处理好,轻敌了,从中期看,他上任以后,队伍阵容一直不稳定,现在指导思想有问题;从长期看,这些选手,技术不全面,她们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女排和当年的女排无法相提并论了。“女排精神”可能再回来了吗?
袁伟民:谁说不可能回来的?!看你怎么带队伍了。时代不同一样可以搞得很好。但是很难,你必须有一种抱负,有一种非拿下不可的欲望,要去奋斗。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足球是你体育生涯的一大遗憾。1993年的足球改革,正是从你足协主席的期间开始的,你觉得足球失败的最大问题在哪呢?
袁伟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不是足球的事情了,需要综合治理。当时我们错失了很多机遇。一次又一次机会,都丢了,说明我们的工作水平跟不上。机会如果一次抓住了,第二次可能变成良性循环,现在是处于一种恶性循环。
处于我当时的位置,我感到自己能力有限,我也想搞好,可我知道即使全身心投入也不见得能搞好,我不敢也不可能放下手上其他的工作专门去管这个,只能管在大的方面。所以心里总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