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6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作为邮电部的干部来到西藏邮电管理局工作，亲身经历了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发动的叛乱，并参与了平叛斗争。
山雨欲来
实际上，西藏反动上层集团的叛乱活动由来已久。在西藏和平解放前，西藏反動上层就勾结外国敌对势力，企图以武力反对人民解放军进藏，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1952年又成立伪“人民会议”，提出“请求人民解放军出西藏”的反动口号，并对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进行经济困逼。
1955年以来，川、甘、青藏族聚居区上层反动分子就不止一次举行武装叛乱。1958年前后，四川甘孜、青海方面的叛匪不断向西藏昌都地区流窜，并向拉萨方向流动。这一年，设在印度噶伦堡的叛乱活动组织指挥部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协会”等反动组织，并出版了反共、叛国的《西藏境报》，不断偷运进藏，到处散发，进行反动宣传。美国特务以噶伦堡为基地，与西藏地区的反动上层及叛乱分子串通一气，频繁进行联系，策划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此后，西藏地区的局部叛乱活动越来越多，并加紧准备全局性的武装叛乱。
到了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初，拉萨上空已是阴云密布。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的迹象经常出现，也经常传来一些不幸的消息。
根据西藏工委的指示，自治区各机关单位及拉萨市各单位都要组织民兵，将所有的干部职工都组织起来，共同成立一个民兵团，一般是两三个单位成立一个民兵营，每个单位又分别成立民兵连、民兵排。我所在的拉萨市邮电局自己成立一个民兵连，我任连指导员。当时，拉萨市邮电局有正式职工99人，不分男女，不分民族，全部成为民兵。民兵连下设几个排，我们把部队转业的老兵及年轻小伙子专门组成一个基干民兵排。基干民兵排有几挺轻机枪，每人都有1支长枪或冲锋枪，并有4个手榴弹。成立了民兵组织以后，我们立即加强民兵组织的军事训练，还把女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了后勤组，一旦打起仗来，负责烧水做饭、医疗卫生、运送弹药等工作。每天夜间从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民兵都要站岗放哨，每两个人一班岗，两小时一换，每一班岗有一个基干民兵和一个普通民兵。白天在大门口有两个人专门值班。
这期间，拉萨街上经常出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身别长刀，凶相毕露，遇到汉人斜眼而视，有时吐口水，撞膀子，用藏话骂人，有意挑衅。我们走在大街上感到很不安全，于是一再告诫职工，白天上街要两个人以上，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晚上不要出去。
风声越来越紧。从1958年起，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指使以恩珠、公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烧毁桥梁，破坏交通，伏击我运输汽车，对拉萨到林芝的交通造成严重障碍。拉萨通往山南及其他地区的交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叛匪的气焰愈演愈烈，袭击我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的事件不断发生。如1958年9月17日，西藏军区门诊部十几名医护人员坐车到日喀则执行任务，在路上遭到叛匪伏击，十几名医务人员全部牺牲。12月19日，我人民解放军一五五团三营护送去山南的车队，先后在贡嘎、扎囊遭叛匪伏击，他们多是打冷枪，打死我一名副团长、一名营长和山南分工委的一名干部，共死伤一百七八十人，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类似事件有十多起。
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反动上层策划的叛乱活动，一方面进行义正词严的批评，另一方面耐心教育等待其觉悟。我驻西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仍然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坚决执行中央对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只要他们不在拉萨发动叛乱，我们坚持不打第一枪，不主动出击，也不改编藏军。但是，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头目，把中央人民政府的宽容和忍让视为软弱可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加速叛乱步伐，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勾结敌对势力，纠合了四川、青海及西藏各地的叛乱武装，发展到2万余人。大多数叛乱分子都盘踞在拉萨城内。他们加紧准备叛乱活动，营造基地，在罗布林卡周围，在布达拉宫城堡下和市区修建工事，挖掘战壕，并多次接受外国特务机关空投接济的枪支弹药、电台等军用物资。1959年3月上旬，他们利用“传召”（一种宗教仪式）的机会，纠集了叛乱分子7000余人，分别占据了布达拉宫、药王山、罗布林卡、大小昭寺和拉萨市各要点及建筑物，对西藏工委机关、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的驻地和西藏军区形成了从西、北、东三面的包围圈，南面是拉萨河，我们的处境极为不利。
黑云压城
1959年3月10日这一天，全面叛乱终于发生了。
那天，我吃过午饭，来到西藏军区大院内的军区礼堂，等着看军区文工团的演出。人都坐满了，时间也过了，演出仍未开始。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钟，还是不见开演。人们都很急躁，不知是怎么回事。突然，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上场了，他戴着眼镜，穿一身便服站在台上，大家都愣住了。
“同志们，情况有了变化，文工团的节目今天不能演出了”，谭冠三的脸色很难看，声调也很高，“达赖喇嘛也来不了了，西藏反动上层纠合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闹事，他们要撕毁《十七条协议》，搞叛乱，这是分裂祖国、破坏祖国统一的罪恶行为。刚才打电话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今天的情况。大家赶快回自己的单位，要准备对付这种新的情况。”他讲得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大家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时张经武代表和张国华司令员都在北京开会。在这关键时刻，谭冠三担任了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全面工作。
我从礼堂出来，刚走到军区大门口时，看见过来一辆小汽车，人们从车里抬出一个受伤的人，穿的是藏袍，头部有血，送到军区医院（就在军区院内）。我问了问别人，才知道这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藏军司令桑颇被人打伤了。
事情是这样的，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了一段时间，排练了不少新节目，达赖喇嘛听说后，要看文工团演出，这是他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提出来的，并定在3月10日下午看演出。
此时，早就做好叛乱准备的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就利用达赖提出到军区看文艺演出作为制造叛乱的借口。他们大肆造谣煽动说“西藏军区要趁达赖喇嘛看演出的时候将他扣留，要毒害他，杀死他”等。他们组织叛乱分子家属，并欺骗、胁迫拉萨市民和寺庙喇嘛，在这天早晨前往达赖住地罗布林卡，说要保护达赖，阻止达赖到军区去，谁不去罚银30两，再不去就杀头。这天去了不少人，把罗布林卡大门堵得水泄不通，靠近罗布林卡的路上全是人。桑颇这天据说坐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的汽车去罗布林卡，也想劝说达赖不要去看演出，叛匪们误以为里面是阿沛·阿旺晋美，就强行把他从车里拉出来，用鹅卵石砸他，把他的头打伤了。有人一看弄错了，又把他抬上汽车送到军区医院来。
当时在罗布林卡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帕巴拉·索朗嘉措得知叛匪阻拦达赖去军区看戏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搞叛乱，想到工委统战部报告，结果被坏人跟踪。他刚出罗布林卡的大门，就有人用手指着他并大声喊叫：“共产党的特务来了，打死他！”人群立即大乱，土块和石头像雨点般向他身上砸来。索朗嘉措被叛乱分子活活地打死，他的尸体还被拴在马尾上跑马拖行2公里多。此后，叛乱分子又抬尸游街示众。
当我走到西藏工委的大门口时，叛乱的游击队伍已由西向东而来。他们手里举的是所谓象征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喊着“西藏独立”、“赶走红汉人”、“汉人滚蛋”等反动口号。叛乱的游行队伍走过一拨又来一拨。我抓住空隙跑到西藏工委大院里。
这天的叛乱游行队伍最后行进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门前，要求印度政府支持和保护“西藏独立运动”。拉萨城的八廓街乱哄哄，一片恐怖气氛。叛乱分子在街上还以“西藏独立国人民扩大会议”名义，贴出“西藏独立”的布告。他们烧毁了一些驻西藏中央机关的房屋，还烧了拉萨流沙河的大桥及新华社拉萨分社、西藏日报社和建筑工程处的宿舍，并割断电话线，砍倒电线杆子等。他们还威胁藏族干部、学员和在自治区筹委会的藏族工作人员，限期向所谓“西藏独立国”自首悔过，并强迫僧俗群众参加叛乱。
当天下午，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内阁成员）索康、夏苏和柳霞三人来到军区礼堂休息室，在工委和军区负责同志们面前诡称他们事前不知道达赖要到军区看演出，现在因达赖的近侍机构、三大寺部分堪布、地方僧俗官员和群众的阻拦，达赖已不能来军区看戏了。工委及军区负责同志当即揭露驳斥了他们的谎言，指出达赖这次要来军区看戏是在2月上旬他亲自向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提出来的，当时这两位领导人把他的这一愿望及军区表示欢迎的态度告诉了他们三人及达赖的副官。以后工委统战部又多次与地方政府有关方面商议了具体接待事宜，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又谎称不知情。谭冠三严正指出：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实际上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搞的，要他们以祖国的统一为重，任何人想搞叛乱是没有前途的。谭冠三责令他们要负责保护达赖的安全，彻底追查制造事件的主谋者，惩办杀人凶手。对这些话，这三个人根本听不进去，悻悻而去。
索康几个人到军区后不久，叛匪们荷枪实弹、明目张胆地包围了工委和军区机关。他们返回罗布林卡后，叛乱分子在大喇嘛绒朗色等人的主持下，召开伪“人民代表会议”。会上决定西藏“人民”从3月10日起就正式站起来，同中央政府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搞到底，并推举索康等人负责领导“西藏独立运动”，组织“卫教志愿军”司令部。接着，他们又派2名官员带6名所谓“人民代表”去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叫嚷西藏正式搞起“独立运动”，要求印度政府支持“西藏独立”。
当天黄昏，他们组织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1400多名喇嘛和潜伏分散在拉萨周围的叛乱武装，在天黑后分成小股陆续进入市区集结，驻拉萨的藏军也进入临战状态。他们的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自此以后，拉萨市的恐怖气氛越来越严重，叛匪到处奸淫抢劫，再次命令16至60岁的男性参加叛乱，对参加革命工作的藏族干部职工和在和平解放后兴办的学校读书的学生，限在3天内要退出机关、单位和学校，不退出者格杀勿论。
民兵团发出了指示，叛乱分子一旦动武，各单位要各自为战，坚守阵地，保卫自己，解放军要运动作战。我们单位根据民兵团的指示和自己的情况，马上组织力量修筑碉堡工事，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好半年的粮食和燃料以及充足的枪支弹药，特别是要在通讯上做好准备。发讯台设在郊区，离邮电局较远，院内空旷，为保卫通讯的安全和畅通，西藏军区特地派了一个班的兵力守卫。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叛乱，理所当然地受到爱国进步人士和广大藏族群众的反对，他们纷纷向工委、军区有关部门控诉叛乱分子的各种暴行，要求予以制止和平息，并要求给予保护，仅军区司令部驻地就保护了帕巴拉·格列朗杰在内的各阶层爱国人士和他们的家属500余人，各单位的驻地也都妥善安置了不少藏族干部和他们的家人。我们邮电局的藏族干部职工也深感不安全，有不少人向我们提出保护要求。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外对于派往内地学习的学员家属，我们也去征求意见，凡是要求我们保护的，在一两天内派人去接，安排在我们邮电局的院子里居住。藏族干部和他们的家属都认为，在关键的时刻还是共产党最关心他们，真心诚意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很希望驻藏人民解放军把这些叛乱分子消灭光。
街上的行人比往常大为减少，漢族干部一两个人不敢在街上行走。各机关党委要出去办事都须有10人左右，且要带上武器。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我们邮电局的营业室仍开门营业，照收电报和邮件，只是下午要提前关门。报房比以前更忙，报务员们白天晚上都在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这时除一般电报外，西藏工委发往北京和各地区的机要电报多了起来，随到随发，保证西藏工委和中央及各地区的联系。
3月17日夜里，达赖和叛乱集团的头子们逃走，其中有达赖的亲属、随从、官员和藏军等，共有六七百人。他们经山南地区逃往印度。这也是早有预谋的，且计划好了走的时间和路线。谭冠三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对此，毛主席有指示：达赖外逃，不要阻拦，他们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谭政委接到这个指示后，考虑到如果阻拦，逃跑的反动上层必然要加害达赖。所以他们逃跑时，我军是网开一面，一路放行。在达赖集团出逃的路上，美国飞机曾数次飞入西藏数百公里，侦察解放军的动向，对他们进行空中掩护，并空投食品、地图、收音机和金钱。
达赖逃走后，将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军事大权都委托给在拉萨直接组织指挥叛乱的伪“人民会议”这个反动组织，把藏军、喇嘛武装和邻省逃来的叛匪纠合在一起，和解放军作战，司令部就设在罗布林卡内。索康以达赖的名义还宣布山南地区的隆子宗为所谓的“雪山狮子国的国都”，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委任为司伦，留西藏主持政务。他们错以为西藏全区的叛乱已稳操胜券，妄想达到“西藏独立”，保持黑暗、反动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目的。
胜利平叛
1959年3月19日下午，民兵团部从工委大院内发出命令：据可靠情报，今夜叛乱分子要动武，各单位民兵不要脱衣睡觉，要百倍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坚决进行自卫。晚饭后我们对全体职工作了战前动员，将这道命令迅速传达到每一个民兵。
3月20日凌晨3时40分，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打响了。步枪、机枪和炮声雨点般地响起来，道道弹光划破了黑暗的天空，拉萨变成了战场，叛匪们用不义的炮声亵渎了这个佛教圣地。
民兵团又来了一道急令：民兵要迅速进入战斗岗位，要沉着冷静，不见叛匪不开枪。
同志们迅速进入了自己的碉堡工事，负责通信联络的同志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话机旁，准备随时上报情况，听取民兵团的指令，负责后勤的女同志们也马上进入了自己的工作场所。守在各碉堡的民兵不断向指挥部报告情况。炮声首先在拉萨西面响起，我们的附近还不见动静。
这天凌晨3时多，解放军一五九团九连前往拉萨河南岸牛尾山执勤时，与叛匪遭遇。敌人先向该连猛烈射击。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向一五五团团部驻地射击。布达拉宫的叛匪在侧翼的阵地上向军区司令部开炮，炮弹打在军区大院内，炸毁了司令部作战处和军区大礼堂的一角。叛匪在拉萨西郊同时向我青拉汽车运输站进攻。
民兵团传来了情况：西郊青拉汽车站已打退了叛匪的几次进攻，击毙击伤一部分叛匪，我无一伤亡。大家听了这个消息都很高兴，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这时从大昭寺的南侧向我们的碉堡打来了子弹，我们命令民兵回敬他们。我们的机枪叫起来了，对方哑了。
当时西藏工委、西藏军区的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西藏叛乱集团已发动了全局性的武装叛乱，全面撕毁了《十七条协议》，破坏了祖国的统一，现已迫使解放军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
解放军当时在拉萨只有2个团12个连，不过1000多人，而盘踞在拉萨市内的叛匪却有10000多人，10倍于我，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我军久经考验，能攻善守，完全有能力消灭叛匪。西藏军区将此情况立即报告中央，建议3月20日10时对其进行反击，同时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首先攻打药王山（在布达拉宫的西南面，当中只隔了一条公路），夺取瞰制军区大院的制高点；第二步拿下罗布林卡，捣毁叛军司令部，然后再解决盘踞在市区的叛乱武装。为了保护文物，对布达拉宫、大昭寺采取围而不打，开展政治攻势，迫使其投降的方针。
驻拉萨人民解放军3月20日10时开始进行自卫反击。一五九团一部在炮兵团的炮火支援下，首先攻打药王山，仅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拔掉了瞰制军区指挥机关的叛匪据点，切断了拉萨市内同罗布林卡叛乱分子的联系。不久，拉萨市内的枪声也响起来了。民兵团部通知我们，解放军往哪里打炮打枪，我们就往哪里打枪，配合解放军作战。当天下午，解放军攻占了罗布林卡，捣毁了他们的指挥中心，歼灭了叛乱分子的主力。第二天凌晨3点钟左右，解放军对拉萨市区的叛匪已形成合围，包围了大昭寺、小昭寺、木鹿寺、恩珠仓等处叛匪。
3月21日早上8点多钟，我在三楼的碉堡里观察情况，忽然看到大昭寺内有人用一根杆子举起了一条白哈达，寺内叛匪向解放军投降了。同志们欢呼起来，这天上午10时，我们邮电局的民兵和流窜过来的叛匪打了一小仗。被包围在布达拉宫的叛匪见大势已去，在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攻势下，退出布达拉宫，纷纷缴械投降。解放军继续搜索残匪，不少藏族群众向解放军报告有残匪活动的地方。我们有些基干民兵也随解放军一起到周围贵族的宅子里去搜索隐藏的叛匪，向他们用藏语喊话，命令他们缴械投降。这些叛匪已是惊弓之鸟，一个个地举起枪来投降。经过两个昼夜的战斗，我们终于取得平叛的胜利。
这次平叛战斗在广大藏族人民和爱国僧侣的支持下，消灭了拉萨市的叛乱武装，歼灭叛匪5300多名，缴获各种枪支1万多支，轻重机枪180余挺，山炮及八二迫击炮近40门，炮弹2万余发，子弹1000万余发，打掉了西藏武装叛乱的指挥中心，拉萨平叛斗争宣告结束。
刚平息了叛乱，西藏军区在拉萨大街上四处张贴了藏文布告。布告中宣布：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除西藏人民的疾苦，本军奉命讨伐、平息叛乱。望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本军平息叛乱，不窝匪，不资敌，不给叛匪通风报信。对于叛乱分子本着宽大政策，区别对待：凡脱离叛匪归来者，一概既往不咎；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不掏腰包；对执迷不悟、坚决顽抗者，严惩不贷。本军纪律严明，维护群众利益，保护农牧工商各业，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保护文物古迹。望全体僧俗人民安居乐业，切勿聽信谣言，自相惊扰。
每张布告前都有不少人在观看，群众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称赞平息叛乱好，称赞共产党和解放军好。人心一稳定，社会就安定，商店也开门了，拉萨很快就恢复了往常的样子。
在藏的干部职工都知道，1959年3月29日这天，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严厉谴责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行为。除责成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决定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4月初，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同志回藏后当即挥师南下，以4个团的兵力，合围山南地区的叛匪老巢，解放了30多个宗，粉碎了他们建立所谓第二国都的美梦。紧接着举行了纳木湖、麦地卡等战役，并进剿了西藏各地的残余叛匪。经过三年的时间，平叛斗争胜利结束。
叛乱的平息，给西藏广大人民群众送来了打碎千年封建枷锁的好时机。1959年7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作出了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自此，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彻底崩溃，百万农奴也终于赢来了翻身之日。
（责任编辑陈小丽）
山雨欲来
实际上，西藏反动上层集团的叛乱活动由来已久。在西藏和平解放前，西藏反動上层就勾结外国敌对势力，企图以武力反对人民解放军进藏，对《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1952年又成立伪“人民会议”，提出“请求人民解放军出西藏”的反动口号，并对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进行经济困逼。
1955年以来，川、甘、青藏族聚居区上层反动分子就不止一次举行武装叛乱。1958年前后，四川甘孜、青海方面的叛匪不断向西藏昌都地区流窜，并向拉萨方向流动。这一年，设在印度噶伦堡的叛乱活动组织指挥部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协会”等反动组织，并出版了反共、叛国的《西藏境报》，不断偷运进藏，到处散发，进行反动宣传。美国特务以噶伦堡为基地，与西藏地区的反动上层及叛乱分子串通一气，频繁进行联系，策划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此后，西藏地区的局部叛乱活动越来越多，并加紧准备全局性的武装叛乱。
到了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初，拉萨上空已是阴云密布。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的迹象经常出现，也经常传来一些不幸的消息。
根据西藏工委的指示，自治区各机关单位及拉萨市各单位都要组织民兵，将所有的干部职工都组织起来，共同成立一个民兵团，一般是两三个单位成立一个民兵营，每个单位又分别成立民兵连、民兵排。我所在的拉萨市邮电局自己成立一个民兵连，我任连指导员。当时，拉萨市邮电局有正式职工99人，不分男女，不分民族，全部成为民兵。民兵连下设几个排，我们把部队转业的老兵及年轻小伙子专门组成一个基干民兵排。基干民兵排有几挺轻机枪，每人都有1支长枪或冲锋枪，并有4个手榴弹。成立了民兵组织以后，我们立即加强民兵组织的军事训练，还把女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了后勤组，一旦打起仗来，负责烧水做饭、医疗卫生、运送弹药等工作。每天夜间从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民兵都要站岗放哨，每两个人一班岗，两小时一换，每一班岗有一个基干民兵和一个普通民兵。白天在大门口有两个人专门值班。
这期间，拉萨街上经常出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身别长刀，凶相毕露，遇到汉人斜眼而视，有时吐口水，撞膀子，用藏话骂人，有意挑衅。我们走在大街上感到很不安全，于是一再告诫职工，白天上街要两个人以上，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晚上不要出去。
风声越来越紧。从1958年起，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指使以恩珠、公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烧毁桥梁，破坏交通，伏击我运输汽车，对拉萨到林芝的交通造成严重障碍。拉萨通往山南及其他地区的交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叛匪的气焰愈演愈烈，袭击我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的事件不断发生。如1958年9月17日，西藏军区门诊部十几名医护人员坐车到日喀则执行任务，在路上遭到叛匪伏击，十几名医务人员全部牺牲。12月19日，我人民解放军一五五团三营护送去山南的车队，先后在贡嘎、扎囊遭叛匪伏击，他们多是打冷枪，打死我一名副团长、一名营长和山南分工委的一名干部，共死伤一百七八十人，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类似事件有十多起。
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反动上层策划的叛乱活动，一方面进行义正词严的批评，另一方面耐心教育等待其觉悟。我驻西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仍然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坚决执行中央对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只要他们不在拉萨发动叛乱，我们坚持不打第一枪，不主动出击，也不改编藏军。但是，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头目，把中央人民政府的宽容和忍让视为软弱可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加速叛乱步伐，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勾结敌对势力，纠合了四川、青海及西藏各地的叛乱武装，发展到2万余人。大多数叛乱分子都盘踞在拉萨城内。他们加紧准备叛乱活动，营造基地，在罗布林卡周围，在布达拉宫城堡下和市区修建工事，挖掘战壕，并多次接受外国特务机关空投接济的枪支弹药、电台等军用物资。1959年3月上旬，他们利用“传召”（一种宗教仪式）的机会，纠集了叛乱分子7000余人，分别占据了布达拉宫、药王山、罗布林卡、大小昭寺和拉萨市各要点及建筑物，对西藏工委机关、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的驻地和西藏军区形成了从西、北、东三面的包围圈，南面是拉萨河，我们的处境极为不利。
黑云压城
1959年3月10日这一天，全面叛乱终于发生了。
那天，我吃过午饭，来到西藏军区大院内的军区礼堂，等着看军区文工团的演出。人都坐满了，时间也过了，演出仍未开始。一直等到下午4点多钟，还是不见开演。人们都很急躁，不知是怎么回事。突然，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上场了，他戴着眼镜，穿一身便服站在台上，大家都愣住了。
“同志们，情况有了变化，文工团的节目今天不能演出了”，谭冠三的脸色很难看，声调也很高，“达赖喇嘛也来不了了，西藏反动上层纠合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闹事，他们要撕毁《十七条协议》，搞叛乱，这是分裂祖国、破坏祖国统一的罪恶行为。刚才打电话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今天的情况。大家赶快回自己的单位，要准备对付这种新的情况。”他讲得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大家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时张经武代表和张国华司令员都在北京开会。在这关键时刻，谭冠三担任了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主持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全面工作。
我从礼堂出来，刚走到军区大门口时，看见过来一辆小汽车，人们从车里抬出一个受伤的人，穿的是藏袍，头部有血，送到军区医院（就在军区院内）。我问了问别人，才知道这是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藏军司令桑颇被人打伤了。
事情是这样的，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了一段时间，排练了不少新节目，达赖喇嘛听说后，要看文工团演出，这是他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提出来的，并定在3月10日下午看演出。
此时，早就做好叛乱准备的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就利用达赖提出到军区看文艺演出作为制造叛乱的借口。他们大肆造谣煽动说“西藏军区要趁达赖喇嘛看演出的时候将他扣留，要毒害他，杀死他”等。他们组织叛乱分子家属，并欺骗、胁迫拉萨市民和寺庙喇嘛，在这天早晨前往达赖住地罗布林卡，说要保护达赖，阻止达赖到军区去，谁不去罚银30两，再不去就杀头。这天去了不少人，把罗布林卡大门堵得水泄不通，靠近罗布林卡的路上全是人。桑颇这天据说坐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的汽车去罗布林卡，也想劝说达赖不要去看演出，叛匪们误以为里面是阿沛·阿旺晋美，就强行把他从车里拉出来，用鹅卵石砸他，把他的头打伤了。有人一看弄错了，又把他抬上汽车送到军区医院来。
当时在罗布林卡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帕巴拉·索朗嘉措得知叛匪阻拦达赖去军区看戏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搞叛乱，想到工委统战部报告，结果被坏人跟踪。他刚出罗布林卡的大门，就有人用手指着他并大声喊叫：“共产党的特务来了，打死他！”人群立即大乱，土块和石头像雨点般向他身上砸来。索朗嘉措被叛乱分子活活地打死，他的尸体还被拴在马尾上跑马拖行2公里多。此后，叛乱分子又抬尸游街示众。
当我走到西藏工委的大门口时，叛乱的游击队伍已由西向东而来。他们手里举的是所谓象征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喊着“西藏独立”、“赶走红汉人”、“汉人滚蛋”等反动口号。叛乱的游行队伍走过一拨又来一拨。我抓住空隙跑到西藏工委大院里。
这天的叛乱游行队伍最后行进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门前，要求印度政府支持和保护“西藏独立运动”。拉萨城的八廓街乱哄哄，一片恐怖气氛。叛乱分子在街上还以“西藏独立国人民扩大会议”名义，贴出“西藏独立”的布告。他们烧毁了一些驻西藏中央机关的房屋，还烧了拉萨流沙河的大桥及新华社拉萨分社、西藏日报社和建筑工程处的宿舍，并割断电话线，砍倒电线杆子等。他们还威胁藏族干部、学员和在自治区筹委会的藏族工作人员，限期向所谓“西藏独立国”自首悔过，并强迫僧俗群众参加叛乱。
当天下午，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内阁成员）索康、夏苏和柳霞三人来到军区礼堂休息室，在工委和军区负责同志们面前诡称他们事前不知道达赖要到军区看演出，现在因达赖的近侍机构、三大寺部分堪布、地方僧俗官员和群众的阻拦，达赖已不能来军区看戏了。工委及军区负责同志当即揭露驳斥了他们的谎言，指出达赖这次要来军区看戏是在2月上旬他亲自向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提出来的，当时这两位领导人把他的这一愿望及军区表示欢迎的态度告诉了他们三人及达赖的副官。以后工委统战部又多次与地方政府有关方面商议了具体接待事宜，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又谎称不知情。谭冠三严正指出：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实际上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搞的，要他们以祖国的统一为重，任何人想搞叛乱是没有前途的。谭冠三责令他们要负责保护达赖的安全，彻底追查制造事件的主谋者，惩办杀人凶手。对这些话，这三个人根本听不进去，悻悻而去。
索康几个人到军区后不久，叛匪们荷枪实弹、明目张胆地包围了工委和军区机关。他们返回罗布林卡后，叛乱分子在大喇嘛绒朗色等人的主持下，召开伪“人民代表会议”。会上决定西藏“人民”从3月10日起就正式站起来，同中央政府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搞到底，并推举索康等人负责领导“西藏独立运动”，组织“卫教志愿军”司令部。接着，他们又派2名官员带6名所谓“人民代表”去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叫嚷西藏正式搞起“独立运动”，要求印度政府支持“西藏独立”。
当天黄昏，他们组织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1400多名喇嘛和潜伏分散在拉萨周围的叛乱武装，在天黑后分成小股陆续进入市区集结，驻拉萨的藏军也进入临战状态。他们的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自此以后，拉萨市的恐怖气氛越来越严重，叛匪到处奸淫抢劫，再次命令16至60岁的男性参加叛乱，对参加革命工作的藏族干部职工和在和平解放后兴办的学校读书的学生，限在3天内要退出机关、单位和学校，不退出者格杀勿论。
民兵团发出了指示，叛乱分子一旦动武，各单位要各自为战，坚守阵地，保卫自己，解放军要运动作战。我们单位根据民兵团的指示和自己的情况，马上组织力量修筑碉堡工事，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好半年的粮食和燃料以及充足的枪支弹药，特别是要在通讯上做好准备。发讯台设在郊区，离邮电局较远，院内空旷，为保卫通讯的安全和畅通，西藏军区特地派了一个班的兵力守卫。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叛乱，理所当然地受到爱国进步人士和广大藏族群众的反对，他们纷纷向工委、军区有关部门控诉叛乱分子的各种暴行，要求予以制止和平息，并要求给予保护，仅军区司令部驻地就保护了帕巴拉·格列朗杰在内的各阶层爱国人士和他们的家属500余人，各单位的驻地也都妥善安置了不少藏族干部和他们的家人。我们邮电局的藏族干部职工也深感不安全，有不少人向我们提出保护要求。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外对于派往内地学习的学员家属，我们也去征求意见，凡是要求我们保护的，在一两天内派人去接，安排在我们邮电局的院子里居住。藏族干部和他们的家属都认为，在关键的时刻还是共产党最关心他们，真心诚意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很希望驻藏人民解放军把这些叛乱分子消灭光。
街上的行人比往常大为减少，漢族干部一两个人不敢在街上行走。各机关党委要出去办事都须有10人左右，且要带上武器。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我们邮电局的营业室仍开门营业，照收电报和邮件，只是下午要提前关门。报房比以前更忙，报务员们白天晚上都在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这时除一般电报外，西藏工委发往北京和各地区的机要电报多了起来，随到随发，保证西藏工委和中央及各地区的联系。
3月17日夜里，达赖和叛乱集团的头子们逃走，其中有达赖的亲属、随从、官员和藏军等，共有六七百人。他们经山南地区逃往印度。这也是早有预谋的，且计划好了走的时间和路线。谭冠三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对此，毛主席有指示：达赖外逃，不要阻拦，他们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谭政委接到这个指示后，考虑到如果阻拦，逃跑的反动上层必然要加害达赖。所以他们逃跑时，我军是网开一面，一路放行。在达赖集团出逃的路上，美国飞机曾数次飞入西藏数百公里，侦察解放军的动向，对他们进行空中掩护，并空投食品、地图、收音机和金钱。
达赖逃走后，将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军事大权都委托给在拉萨直接组织指挥叛乱的伪“人民会议”这个反动组织，把藏军、喇嘛武装和邻省逃来的叛匪纠合在一起，和解放军作战，司令部就设在罗布林卡内。索康以达赖的名义还宣布山南地区的隆子宗为所谓的“雪山狮子国的国都”，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委任为司伦，留西藏主持政务。他们错以为西藏全区的叛乱已稳操胜券，妄想达到“西藏独立”，保持黑暗、反动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目的。
胜利平叛
1959年3月19日下午，民兵团部从工委大院内发出命令：据可靠情报，今夜叛乱分子要动武，各单位民兵不要脱衣睡觉，要百倍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坚决进行自卫。晚饭后我们对全体职工作了战前动员，将这道命令迅速传达到每一个民兵。
3月20日凌晨3时40分，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打响了。步枪、机枪和炮声雨点般地响起来，道道弹光划破了黑暗的天空，拉萨变成了战场，叛匪们用不义的炮声亵渎了这个佛教圣地。
民兵团又来了一道急令：民兵要迅速进入战斗岗位，要沉着冷静，不见叛匪不开枪。
同志们迅速进入了自己的碉堡工事，负责通信联络的同志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话机旁，准备随时上报情况，听取民兵团的指令，负责后勤的女同志们也马上进入了自己的工作场所。守在各碉堡的民兵不断向指挥部报告情况。炮声首先在拉萨西面响起，我们的附近还不见动静。
这天凌晨3时多，解放军一五九团九连前往拉萨河南岸牛尾山执勤时，与叛匪遭遇。敌人先向该连猛烈射击。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向一五五团团部驻地射击。布达拉宫的叛匪在侧翼的阵地上向军区司令部开炮，炮弹打在军区大院内，炸毁了司令部作战处和军区大礼堂的一角。叛匪在拉萨西郊同时向我青拉汽车运输站进攻。
民兵团传来了情况：西郊青拉汽车站已打退了叛匪的几次进攻，击毙击伤一部分叛匪，我无一伤亡。大家听了这个消息都很高兴，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这时从大昭寺的南侧向我们的碉堡打来了子弹，我们命令民兵回敬他们。我们的机枪叫起来了，对方哑了。
当时西藏工委、西藏军区的领导同志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西藏叛乱集团已发动了全局性的武装叛乱，全面撕毁了《十七条协议》，破坏了祖国的统一，现已迫使解放军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
解放军当时在拉萨只有2个团12个连，不过1000多人，而盘踞在拉萨市内的叛匪却有10000多人，10倍于我，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我军久经考验，能攻善守，完全有能力消灭叛匪。西藏军区将此情况立即报告中央，建议3月20日10时对其进行反击，同时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首先攻打药王山（在布达拉宫的西南面，当中只隔了一条公路），夺取瞰制军区大院的制高点；第二步拿下罗布林卡，捣毁叛军司令部，然后再解决盘踞在市区的叛乱武装。为了保护文物，对布达拉宫、大昭寺采取围而不打，开展政治攻势，迫使其投降的方针。
驻拉萨人民解放军3月20日10时开始进行自卫反击。一五九团一部在炮兵团的炮火支援下，首先攻打药王山，仅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拔掉了瞰制军区指挥机关的叛匪据点，切断了拉萨市内同罗布林卡叛乱分子的联系。不久，拉萨市内的枪声也响起来了。民兵团部通知我们，解放军往哪里打炮打枪，我们就往哪里打枪，配合解放军作战。当天下午，解放军攻占了罗布林卡，捣毁了他们的指挥中心，歼灭了叛乱分子的主力。第二天凌晨3点钟左右，解放军对拉萨市区的叛匪已形成合围，包围了大昭寺、小昭寺、木鹿寺、恩珠仓等处叛匪。
3月21日早上8点多钟，我在三楼的碉堡里观察情况，忽然看到大昭寺内有人用一根杆子举起了一条白哈达，寺内叛匪向解放军投降了。同志们欢呼起来，这天上午10时，我们邮电局的民兵和流窜过来的叛匪打了一小仗。被包围在布达拉宫的叛匪见大势已去，在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攻势下，退出布达拉宫，纷纷缴械投降。解放军继续搜索残匪，不少藏族群众向解放军报告有残匪活动的地方。我们有些基干民兵也随解放军一起到周围贵族的宅子里去搜索隐藏的叛匪，向他们用藏语喊话，命令他们缴械投降。这些叛匪已是惊弓之鸟，一个个地举起枪来投降。经过两个昼夜的战斗，我们终于取得平叛的胜利。
这次平叛战斗在广大藏族人民和爱国僧侣的支持下，消灭了拉萨市的叛乱武装，歼灭叛匪5300多名，缴获各种枪支1万多支，轻重机枪180余挺，山炮及八二迫击炮近40门，炮弹2万余发，子弹1000万余发，打掉了西藏武装叛乱的指挥中心，拉萨平叛斗争宣告结束。
刚平息了叛乱，西藏军区在拉萨大街上四处张贴了藏文布告。布告中宣布：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除西藏人民的疾苦，本军奉命讨伐、平息叛乱。望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本军平息叛乱，不窝匪，不资敌，不给叛匪通风报信。对于叛乱分子本着宽大政策，区别对待：凡脱离叛匪归来者，一概既往不咎；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不掏腰包；对执迷不悟、坚决顽抗者，严惩不贷。本军纪律严明，维护群众利益，保护农牧工商各业，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保护文物古迹。望全体僧俗人民安居乐业，切勿聽信谣言，自相惊扰。
每张布告前都有不少人在观看，群众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称赞平息叛乱好，称赞共产党和解放军好。人心一稳定，社会就安定，商店也开门了，拉萨很快就恢复了往常的样子。
在藏的干部职工都知道，1959年3月29日这天，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严厉谴责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行为。除责成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决定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
4月初，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同志回藏后当即挥师南下，以4个团的兵力，合围山南地区的叛匪老巢，解放了30多个宗，粉碎了他们建立所谓第二国都的美梦。紧接着举行了纳木湖、麦地卡等战役，并进剿了西藏各地的残余叛匪。经过三年的时间，平叛斗争胜利结束。
叛乱的平息，给西藏广大人民群众送来了打碎千年封建枷锁的好时机。1959年7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作出了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自此，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彻底崩溃，百万农奴也终于赢来了翻身之日。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