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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生活非常有诱惑力，让人有充沛的时间去感受生活的乐趣。比如说整条街的小店铺小商贩都是你的朋友。修钥匙的，钉鞋的，裁缝，卖菜的卖豆腐的卖书报的，银行里头的职员，对面百货公司里面的售货员你都认识。中午吃完饭睡个午觉，一直睡到自然醒，三四点骑个自行车去某个朋友那一坐，聊聊聊，然后聊到什么时候大家一起看电影去了，看完电影吃晚饭打麻将，一直到筋疲力尽睡觉。这种生活是有美感的，人处在热烈的人际关系里面，特别舒服。但是如果每天都不离开这片土地，还是相当枯燥。早上起来躺在床上，缝隙之间会有一种厌倦感。
县城生活是一个围城，或许我一直有很强烈的离开的冲动，但离开后又有很强烈的回去的冲动。我现在回去的话过一段时间肯定又会想出来，我估计不会超过半个月吧。
我父亲很多次强硬地用父权来帮助我走了正道。每到升学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同学流失，他们基本上成了流氓跟小偷。初中时有的同学当武警，当兵，还有的进了工厂。我妈妈觉得银行工作特别好，就想让我去银行，我父亲说不行，他得考大学。我就按他说的考，果然没考上。我父亲其实也知道我考不上，我的数学都没有超过15分的。
最荒谬的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说贾樟柯你来做这道题。不会做。老师非常意料之中地笑笑说请问这是一道立体几何题，还是一道解析几何题？我真的分不清啊！！然后我们老师说，出去，就把我给轰出去了。我中学数学老师想象我就是邮局门口蹲着的人。我们学校的小流氓都是蹲在邮局门口的，类似小武那种。这是她们对我的一个判断。
我第一次高考的志愿不是我填的，是我爸。填的是南开大学。因为我爸高考报的志愿就是南开大学，然后正好赶上“成分论”，没上成大学。这一直是他很大的一个情结。他不管我是不是倒数第一名反正要填一个南开，就像父子都在做梦一样。落榜之后我爸爸逼我去读补习班，我就说我在创作。我很叛逆的，我高二先是热爱齐秦，后来又跳霹雳舞，头发到胸那么长。现在想起来非常荒谬。我的张狂已经都耗尽了，之后我能看到长头发下的幼稚，真的开始拍电影时我看了长头发艺术家就有点“哎呀算了”的那种想法。
高考落榜是1989年，过了那一年我开始想写东西。我觉得70年前后出生的这些孩子对热情的探讨，对民主自由公平公正这些问题的在意，都和那会儿有关。那个时间让我明白了一些现代精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个教育是非常重大的。那一年之后我的表达变得自觉。90年我写了一篇小说投给《山西文学》，当时我们那儿有一个老作家田中赞，他看了我的小说后说，这是个苗子。那年我去太原，是山西省作协搞了一个读书改稿班，全省十几个被认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集中在一起，一些编辑过来启发诱导一下我们，作为山西作家的后备军。那时候有一种安排，就是我们写得再有一点成绩，就会让我们吃这碗饭了，包括可能变成太原户口，变成一个作家。
1991年，我看了《黄土地》。看完后我真的找到一个想做的事情了，就是拍电影。之前我是风筝，爱干嘛干嘛。后来我跟田中赞说我想考电影学院，我想拍电影，他非常忧伤。
我为电影愿意输。电影学院考了3次，我没有想过放弃。那个时候我有一两个表兄弟开始做煤矿，不是黑煤窑，是真的批下来的，他们想拉着我一起干，我没去。后来是广告业起来了，很多画画的同学开始做广告，也说咱们一起来，我也没去。从落榜到23岁考上电影学院期间，诱惑其实挺多的，有可能我对电影的爱好一降落就变成开煤窑的了。我喜欢电影不是为了给生活带来转变。对我来说只有能拍电影和拍不了电影两种区别，是在精神层面上。拍电影内心的东西可以讲出来，会有很多旅行，世界会变得很宽，会有话语的权力，这些当时都不清楚。当时我觉得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考上，要么考到超龄不能再考。真考不上的话，我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也能接受，不会太痛苦。我知道自己的底线是什么。
我后来拍《站台》，片头就写献给我的父亲。那时候我父亲还在世。
汾阳中学是百年老校，1907年由英国传教士创建的。汾阳中学几任校长都非常有趣。那时候全国都在追求升学率，可我们下午只上两节课，课后学校所有的东西开放，图书馆、阅览室、美术教室、体育场，爱玩什么玩什么。我们那个图书馆藏书不多，但是它订的报纸跟期刊非常全，像那时很时髦的《新华文摘》都有。那种气氛，要是一个有心人的话，在那个学校跟时代完全不脱节。最近我在汾阳中学的贴吧看到一个学生写的东西，说我们现在那个校长“早上，去了办公室，望着他房间里的奇花异草，陷入沉思；中午，去汾太园消费（我们那儿最好吃的饭馆叫汾太园）；晚上，去罗浮宫泡妞；早上，望着他的奇花异草，想罗浮宫的女人。”我觉得他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贾樟柯。
我没有经历过巨大的贫富分化之下的贫困，比如同学家里头有三辆悍马五辆宝马，然后我们家揭不开锅的那种贫困。现在的年轻人受到的压力不是贫困的压力，而是贫富分化的压力。我完全能理解他们。
我对财富从来不排斥，对电影的商业性和商业诉求也从来不排斥，但是不热衷，不认为它是证明某种价值的一个方法。反正我觉得艺术是无穷无尽的，你不知道你会拍出什么电影，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樣的东西会出现在荧幕上。拍电影就像一个看自己到底能怎么样的历险。
人的性格千差万别，我有个同学最大的兴趣就是养兔子，然后养猫养狗，根本不爱看书，那就是他的性格，你不能强迫他去图书馆里面看书。我还有个同学今年刚买车，周末带着太太孩子去山里转一转，他觉得生活很好啊，他的人生也很有意义。我越来越不在乎所谓小人物这个说法，胸中装着天下你就不是小人物。
我越来越理解我的工作，它很原始，我记录的是我自己，我留给世界的是我的一个看法，它有参考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费穆，需要安东尼奥尼，我们为什么要看沈从文，要看张爱玲，我不需要答案我都知道我工作的价值。没有过去就没法认定现在的自己。我从来不会怀疑它。
人生有意义，我不是虚无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当人生结束之后，我有痕迹留在世界上。
选自《贾想》
县城生活是一个围城，或许我一直有很强烈的离开的冲动，但离开后又有很强烈的回去的冲动。我现在回去的话过一段时间肯定又会想出来，我估计不会超过半个月吧。
我父亲很多次强硬地用父权来帮助我走了正道。每到升学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同学流失，他们基本上成了流氓跟小偷。初中时有的同学当武警，当兵，还有的进了工厂。我妈妈觉得银行工作特别好，就想让我去银行，我父亲说不行，他得考大学。我就按他说的考，果然没考上。我父亲其实也知道我考不上，我的数学都没有超过15分的。
最荒谬的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说贾樟柯你来做这道题。不会做。老师非常意料之中地笑笑说请问这是一道立体几何题，还是一道解析几何题？我真的分不清啊！！然后我们老师说，出去，就把我给轰出去了。我中学数学老师想象我就是邮局门口蹲着的人。我们学校的小流氓都是蹲在邮局门口的，类似小武那种。这是她们对我的一个判断。
我第一次高考的志愿不是我填的，是我爸。填的是南开大学。因为我爸高考报的志愿就是南开大学，然后正好赶上“成分论”，没上成大学。这一直是他很大的一个情结。他不管我是不是倒数第一名反正要填一个南开，就像父子都在做梦一样。落榜之后我爸爸逼我去读补习班，我就说我在创作。我很叛逆的，我高二先是热爱齐秦，后来又跳霹雳舞，头发到胸那么长。现在想起来非常荒谬。我的张狂已经都耗尽了，之后我能看到长头发下的幼稚，真的开始拍电影时我看了长头发艺术家就有点“哎呀算了”的那种想法。
高考落榜是1989年，过了那一年我开始想写东西。我觉得70年前后出生的这些孩子对热情的探讨，对民主自由公平公正这些问题的在意，都和那会儿有关。那个时间让我明白了一些现代精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个教育是非常重大的。那一年之后我的表达变得自觉。90年我写了一篇小说投给《山西文学》，当时我们那儿有一个老作家田中赞，他看了我的小说后说，这是个苗子。那年我去太原，是山西省作协搞了一个读书改稿班，全省十几个被认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集中在一起，一些编辑过来启发诱导一下我们，作为山西作家的后备军。那时候有一种安排，就是我们写得再有一点成绩，就会让我们吃这碗饭了，包括可能变成太原户口，变成一个作家。
1991年，我看了《黄土地》。看完后我真的找到一个想做的事情了，就是拍电影。之前我是风筝，爱干嘛干嘛。后来我跟田中赞说我想考电影学院，我想拍电影，他非常忧伤。
我为电影愿意输。电影学院考了3次，我没有想过放弃。那个时候我有一两个表兄弟开始做煤矿，不是黑煤窑，是真的批下来的，他们想拉着我一起干，我没去。后来是广告业起来了，很多画画的同学开始做广告，也说咱们一起来，我也没去。从落榜到23岁考上电影学院期间，诱惑其实挺多的，有可能我对电影的爱好一降落就变成开煤窑的了。我喜欢电影不是为了给生活带来转变。对我来说只有能拍电影和拍不了电影两种区别，是在精神层面上。拍电影内心的东西可以讲出来，会有很多旅行，世界会变得很宽，会有话语的权力，这些当时都不清楚。当时我觉得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考上，要么考到超龄不能再考。真考不上的话，我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也能接受，不会太痛苦。我知道自己的底线是什么。
我后来拍《站台》，片头就写献给我的父亲。那时候我父亲还在世。
汾阳中学是百年老校，1907年由英国传教士创建的。汾阳中学几任校长都非常有趣。那时候全国都在追求升学率，可我们下午只上两节课，课后学校所有的东西开放，图书馆、阅览室、美术教室、体育场，爱玩什么玩什么。我们那个图书馆藏书不多，但是它订的报纸跟期刊非常全，像那时很时髦的《新华文摘》都有。那种气氛，要是一个有心人的话，在那个学校跟时代完全不脱节。最近我在汾阳中学的贴吧看到一个学生写的东西，说我们现在那个校长“早上，去了办公室，望着他房间里的奇花异草，陷入沉思；中午，去汾太园消费（我们那儿最好吃的饭馆叫汾太园）；晚上，去罗浮宫泡妞；早上，望着他的奇花异草，想罗浮宫的女人。”我觉得他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贾樟柯。
我没有经历过巨大的贫富分化之下的贫困，比如同学家里头有三辆悍马五辆宝马，然后我们家揭不开锅的那种贫困。现在的年轻人受到的压力不是贫困的压力，而是贫富分化的压力。我完全能理解他们。
我对财富从来不排斥，对电影的商业性和商业诉求也从来不排斥，但是不热衷，不认为它是证明某种价值的一个方法。反正我觉得艺术是无穷无尽的，你不知道你会拍出什么电影，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樣的东西会出现在荧幕上。拍电影就像一个看自己到底能怎么样的历险。
人的性格千差万别，我有个同学最大的兴趣就是养兔子，然后养猫养狗，根本不爱看书，那就是他的性格，你不能强迫他去图书馆里面看书。我还有个同学今年刚买车，周末带着太太孩子去山里转一转，他觉得生活很好啊，他的人生也很有意义。我越来越不在乎所谓小人物这个说法，胸中装着天下你就不是小人物。
我越来越理解我的工作，它很原始，我记录的是我自己，我留给世界的是我的一个看法，它有参考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费穆，需要安东尼奥尼，我们为什么要看沈从文，要看张爱玲，我不需要答案我都知道我工作的价值。没有过去就没法认定现在的自己。我从来不会怀疑它。
人生有意义，我不是虚无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当人生结束之后，我有痕迹留在世界上。
选自《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