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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历史悠久的古城一样，流过市中心的喀布尔河将这座城分为两部分。北岸为新城，南岸为旧城。
冬季的喀布尔河几近干涸，空荡荡的河床尽是黄土，一直蜿蜒至远处的兴都库什山南麓。山上，古塔、古墓、古堡、寺庙和伊斯兰教堂据说曾经比比皆是，然而我没有眼福，它们绝大多数都在战争中被毁掉了。
喀布尔城据说有3000多年的历史。“喀布尔”一词的本意为“贸易中枢”，然而眼下，它只能算是“战争中枢”。有些国家会刻意保留战争中的废墟以作纪念，但喀布尔不是。喀布尔是个反复结痂的创口，尚未愈合又被击中，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翻来覆去，这个创口似乎已经麻木得无法愈合了。
每一幢建筑上，都能看到弹孔，市中心尤甚。从隐约可辨的手枪子弹孔，到炸弹留下的大洞。沿着几乎不能叫路的市中心道路前行，一堆堆废墟中间，有的楼房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远远望去，飘在窗口的衣服仿佛一杆插在山头的旗帜。多数楼房，二层三层已经炸空了，空留几根柱子，一层却还在住人，甚至还开着商铺，照样经营。那些五颜六色的招牌、花花绿绿的货品，远远望去，仿佛一块块鲜艳的创口贴，那是一种辛酸的繁荣。
手持AK47的武装人员随处可见。他们身材壮硕，用黑头套蒙着脸，穿着迷彩服或湖蓝色制服，用阴森森的眼眸盯着每一个路过者。我后来才知道，只有市中心、机场以及检查站的持枪者是军人和警察，其余都是私家保镖。
矗立在市中心的抵抗运动纪念碑，被阿富汗抵抗运动前领导人马苏德的海报所环绕。在他被暗杀14年后，阿富汗仍随处可见纪念他的海报。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官方纪念照里的马苏德，目光过于忧郁。
我此行的目的是参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阿富汗代表处。作为在战乱地区开展人道救援的中立、独立的国际人道组织，在当地不懈深耕近30年后，阿富汗代表处已是ICRC全球最大的一线代表处之一，在阿富汗共有20多个代表处、分代表处以及办事处，一千多名工作人员。代表处拥有医院和康复中心，甚至还有小型专用飞机，每周都有航班表，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阿富汗民用航空不发达，许多国际NGO的工作人员都搭乘ICRC的飞机。
我们落脚的喀布尔代表处位于喀布尔新城，是一座拥有数家院落的compound（即带围墙的房群）。据说最初只有很小一处院落，慢慢发展成几乎占据了半条街。
战前，这里住的应是《追风筝的人》里阿米尔少爷那样的富裕人家，如今，主人或许也如书中一样遁逃国外，这里成为ICRC的员工宿舍。刷成嫩黄色的围墙被加高，再安上尖尖的铁刺，缠满铁丝网。地下室被改造成地下掩体，卫生间加装了铁板门窗成为安全屋，房间门上都安装了极粗的入墙式插栓。
别墅之间由迷宫般的小巷连接，拐角处被水泥掩体和层层叠叠的沙袋挤得只能容许一人通过。从大门到我的住处，共需穿越3个小门，拐6道弯。我用了整整两天，才记住正确的行走路线。“是故意把路线设计得这样复杂吗？”我问警卫。他们手里拿着对讲机，紧张地盯着警卫室一整面墙的监视器，肯定地回答：是的。
不过在我看来，ICRC已是这里最“胆大”的机构。除了商户以外，喀布尔街道上几乎难以见到任何职能部门的标识，包括政府部门、使馆、外国派驻机构和NGO组织。唯独ICRC的compound四周贴满了红十字标识，并且在入口处显著位置标明：No Weapons！
别墅几乎都是二层小楼。我所住的这栋，设计颇为用心。卧室带独立阳台，打开窗子，屋前的大花园便扑面而来。依在壁炉前的靠垫上，目光可直穿过两米高的落地窗，远眺喀布尔的天空。
喀布尔的冬季天空，弥漫着一种浓重的煤烟味道。喀布尔地处阿富汗东北部，三面环山，是典型的大陆型气候，冬夜寒冷得呼气成霜。这里没有集中供暖，条件好的人家烧煤油炉，条件差的烧柴，也有人家什么都烧不起。煤油炉使用需要一定技巧，油少了，点不着，油多了，则会冒浓烟，呛人不说，还会使烟囱发出一种惊恐尖锐的嚣叫声，夜色之下，尤为令人紧张。
天上没有风筝，只有咆哮着巡逻的武装直升机。定睛望去，能看到敞开的机舱口坐着一个大兵，怀抱一挺机关枪，一条腿垂在空中，一副随时准备跳下来开一梭子的架势。
入夜，直升机晃着照明灯在夜空中穿梭。没有路灯的街道上，一阵风扬起，冬季树枝向着明亮的上弦月猛烈摇晃着。
在出发前，我对阿富汗做了无数种假设和预判，列好了问题清单，比如妇女地位、教育、宗教等等。但真正抵达时才发现，对于阿富汗来说，这些问题太奢侈了。这里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生存、温饱，以及免于战争和死亡的恐惧。
就在我们抵达喀布尔的当天上午，喀布尔才发生过一场爆炸。据报道，是塔利班分子对英国使馆车队发动的自杀式袭击，1名英国外交官和5名平民遇难，另有34名路人受伤。这场爆炸也使我们从坎大哈到喀布尔的飞机延误了4个小时之久。半个月来，喀布尔已发生过6次自杀式袭击。
这里任何一幢建筑都大门紧闭。有车驶入时，身着长衫的当地小伙先行出来，手持一长柄物，绕着车子走一圈，门才洞开，车子驶入，门又关上，好像“芝麻开门”的仪式。乘客们则要依次接受贴身检查。
没有多少人愿意和我聊我的问题清单。“这太政治了！”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谈政治。”其原因——后来，一位坎大哈人在熟识之后告诉我——是恐惧，一种数十年间经历了若干次无法掌控的命运转折后的深深的畏惧。
“有些人的生活根本不叫生活。”我们去拜访的ICRC阿富汗假肢康复项目负责人卡伊罗指着办公室窗外这样感慨。他是意大利人，本来是个建筑师，出于好奇，25年前到喀布尔做志愿者，便再也没有回去。他深陷的蓝色眼睛很像意大利球星巴乔，忧郁又饱含热情。窗外的山上，挤满了蜂巢般的简陋房屋，未修整的山路崎岖不平。山上没有水电设施，但越来越多的无家者聚集在那里，政府只好默许。
阿富汗电力普遍缺乏，即便首都喀布尔，也只能每两天送6小时电。有钱人家自己安装发电机，没钱的只能忍受黑暗。整个喀布尔，只有两三家大型超市。再三申请后，我们终于得到允许去其中一家看看。超市里空旷得让人怀疑是否在营业。经济萧条，就业率极低，一家十几口人，常常只有一人能找到工作。吃的是馕蘸阿富汗酱，每顿合人民币不到1.5元，穿的则靠集市上的二手服装地摊。
在这样紧张而贫瘠得有些凄苦的气氛中，谈及生存之外的希望，就像要徒劳地扯回断了线的风筝。另一个当地人在回忆这30余年的战乱时对我感慨说，战争留给这个国家最大的伤害，还不是满目疮痍，而是整个国家似乎一直都在过一种临时的生活。
不过，我还是尽力去了解了一下女性在阿富汗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在南部城市坎大哈，女性的装束明显更为保守。男女不能同车，甚至最好不要讲话。很难见到不穿布卡罩袍就外出的年轻女性。
“如果不穿布卡，或者不把脸遮上，会发生什么？”我问一位医院的产科护士。大概觉得我的问题很滑稽，她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回答，那要问男士们。
于是，我去问另一个可以说英语的当地男人。“人们会觉得她很奇怪。”他回答。“然后呢？”“然后人们可能会一直看她，会有人跟着她，会在一旁议论她……总之，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有一次在街上，我的头巾滑落了，同行的几位男士异口同声地低声警告我：围巾！围巾！我慌忙整理好，感觉到他们也随之如释重负，似乎这个小小失误不仅是我的，而且也是他们的——好男人不应该随便看别家的女人。
就在要离开阿富汗的前一天，我终于在喀布尔见到了一个在公共场合穿着牛仔裤的年轻姑娘。她是卡伊罗的康复中心的一名23岁的女护士，名字叫Humina。我和当地人聊天时，她主动来帮我翻译。
Humina有一头黑色的卷曲长发和一双闪闪动人的大眼睛。她很爱笑，开朗而富有活力。如果她不说，我根本看不出来，她是用义肢在行走。6岁时，一颗落在街上的炸弹带走了她的右腿。
我奇怪地问她，喀布尔有女式牛仔裤卖吗？她骄傲又羞涩地咯咯笑：“只要想买，总是会找到的。”
Humina和她的微笑，仿佛冬日里一缕穿透云层的阳光，使我在阿富汗数日来的忧郁与焦虑明朗了许多。我想起了《追风筝的人》中的最后一段：
它只是一个微笑，没有别的了。它没有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它没有让任何事情恢复正常。只是一个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树林中的一片叶子，在惊鸟的飞起中晃动着。但我会迎接它，张开双臂。因为每逢春天到来，它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许我刚刚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