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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于做经济工作的人来说历史很重要呢？道理很简单：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传统。不了解这种传统，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了解历史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需要。
《检察风云》（以下简称“检”）：作为历史学者，您写过许多皇帝，但聚焦乾隆的作品显然更多一些，这里面有什么深层原因吗？
张宏杰（以下简称“张”）：上大学以前，我对历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刻板的教科书把历史变成了年号、事件梗概、意义的集合，令人望而生畏。在我的印象中，皇帝只是一个政治上的符号，所谓“地主阶级的总头目”而已，或昏或暴，总之没有好东西。
但是戴逸先生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所展示的乾隆皇帝却并非如此。他写乾隆比较深入，说乾隆政治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政治风格发生变化很大，读着读着就打破了我头脑中的思维定式。这本书里的乾隆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雄心、有欲望、有成功、有失败，也有纠结，是一个有温度的活生生的人。不但乾隆的性格极其复杂，通过他的一生呈现出的清代历史，也远比我所了解的立体和多面。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历史绝不是枯燥的，而是异常生动有趣的，并且与今天的时代密切相关。
乾隆，便是我对中国历史开始感兴趣的一个切口，因此后来我开始历史写作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对乾隆的各种资料特别感兴趣，积攒多了就有了写本关于乾隆的书的想法。
检：您对时下“戏说”热现象如何看待？是否考虑过创作一部基于严谨考证的乾隆传记作品呢？
张：戏说现象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普通民众历史类需求之强烈。同时也说明，相对于社会公众对高质量历史内容的渴望，历史学界的努力并不够，史学界作为整体对于公众的历史需求是比较冷漠的。这已经造成并且正在加剧史学界与公众之间的鸿沟。
一方面，与通俗史学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业史学研究者的作品阅读量小，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仍然困难。另一方面，通俗史学写作由于缺乏专业学者的参与，呈现出作品的平均水准不高，猎奇化、戏说化倾向严重。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通俗史学发达与否，对民众的知识结构完善和人文精神发展影响巨大。现在，普通读者读史的娱乐性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严肃的读史需求仍然处于严重饥渴状态。既有学术功底、认真态度，又轻松好读的中文历史类作品太少了，这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并不是好事。
我目前没有给乾隆写一本非常“规范”的传记的想法。市面上乾隆的传记已经很多了。我写东西往往还有一个特点，别人已经表达过的观点，我往往不重复了，我希望能够表达出一些自己的感受。
检：此前拜读过您写的《饥饿的盛世》，后来又读过一些您的历史随笔文章，总体感觉您的历史作品既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严谨。比如《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一书中就对乾隆时期的财政收入有过令人信服的求证。您认为历史作品创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历史作品的可读性与学术性当如何拿捏？
张：通俗史学和专业史学应该有一条共同的底线，那就是追求历史真实，娱乐性应该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之上。当然，历史作品创作，如果是面对大众的，要研究大众的接受心理。有的历史学者说，我就是放不下身段，如果放下身段，写易中天那样的历史快餐，我可以写得更快卖得更好。事实上并不见得如此。专业研究的思维方式、写作语言、文体结构，与读者的需求非常不同。打个也许不那么恰当的比方，专业历史研究者是养牛人，而通俗历史写作者是厨师。专业史学的研究成果和通俗史学作品之间，需要一个完全充分的转化过程。从生肉变成熟肉，需要烹饪技巧，一个养牛的人想要成为厨师，还需要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这其中的规律值得人们去深入研究。
检：您是如何喜欢上历史的？您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历史学术到底有什么不同？
张：历史课本枯燥无味，然而，在大连市图书馆读到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格鲁塞的《草原帝国》這些好书让我看到历史是有趣的，甚至可以说是迷人的。伟大的学者们讲述历史的声音听起来那样富于磁性。比如《草原帝国》那富有气势的序言和《万历十五年》那洋洋洒洒的开头。这种优美而有吸引力的叙述在一瞬间就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这些书不仅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甚至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我的写作也许算不上研究。和其他人比起来，我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完全受兴趣的引导，而不是其他。如果说研究的话，那么任何严肃的东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比较、分析。中国历史史料的丰富是世界罕有其匹的。特别是大量野史的存在，给作者们使用史料带来了一定难度。所以，我在使用史料时分外小心。我每写一个人，会尽量收集到所有与他有关的史料，并把多种资料进行对比，从来不会使用那些涉嫌夸张、穿凿的小说化的野史，尽管也许他们对我塑造人物很有用处。
检：您认为读史的最大好处是什么？时下年轻人深陷“读屏”时代，对此您如何看待？如果请您给时下的读者推荐一些历史书目，您认为初读者读哪些书比较合适，应注意哪些问题？
张：历史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恢复历史真相。真实是一切的基础。没有真实，历史只会诱导一个人走向错误。在真相的基础上，我们要用逻辑来进行梳理，从历史真相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正如有良好反省习惯和反省能力的人并不都一样，拥有合格的历史反思能力的国家和民族也不多。但是为了避免反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我们必须要学习总结经验教训。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是一门意义非常重大的学科，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须臾不可缺的。
我推荐初读史者不妨读下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
检：您提到当下“严肃的读史需求仍然处于严重饥渴状态”，你觉得应当如何激发社会“严肃地读史”热情呢？
张：普通读者的历史知识需求，有很多个层次。历史具有强烈的娱乐功能。人类爱看新闻，除了理性的需要之外，更包含着猎奇和消遣的心理需要。唐宋以来，中国市井百姓就喜欢在茶余饭后听历史演义。历史的娱乐性之强，是其他娱乐产品无法取代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很严肃的需求。不光是了解未来需要历史，了解现在更需要历史。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会的当口，传统与现代，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从“器物层面”上看，我们的生活已经是全面西化了。但是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静静旋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要了解这个国家和社会，离开历史这个角度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了解历史，是生存的需要，而且在传统时代就是如此。胡三省说，不光是皇帝要学历史，各个阶层都需要学历史。普通中国人学历史，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志，因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引自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实际上，相当多的普通读者读史，是为了向历史学习生存智慧。今天大众读史，有大量的“成功学”的需要。这种需要有健康的成分，也有大量的不健康的成分，所以才有了官场小说、办公室兵法的畅销和厚黑学盛行。但无论如何，这种需求是切实存在的。
经济学家李伯重写过一篇文章，叫《为何经济学需要历史》。他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他说：为什么对于做经济工作的人来说历史很重要呢？道理很简单：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传统。不了解这种传统，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了解历史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需要。事实上，历史学家圈子之外的人也许对历史知识的需要更广泛也更强烈。很多人特别是专业历史研究者往往对普通读者的读史需求有一种误解，认为普通大众只需要那些肤浅的、猎奇的、故事性强的历史普及读物。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采写：陈斌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检察风云》（以下简称“检”）：作为历史学者，您写过许多皇帝，但聚焦乾隆的作品显然更多一些，这里面有什么深层原因吗？
张宏杰（以下简称“张”）：上大学以前，我对历史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刻板的教科书把历史变成了年号、事件梗概、意义的集合，令人望而生畏。在我的印象中，皇帝只是一个政治上的符号，所谓“地主阶级的总头目”而已，或昏或暴，总之没有好东西。
但是戴逸先生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所展示的乾隆皇帝却并非如此。他写乾隆比较深入，说乾隆政治的早期、中期和晚期政治风格发生变化很大，读着读着就打破了我头脑中的思维定式。这本书里的乾隆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雄心、有欲望、有成功、有失败，也有纠结，是一个有温度的活生生的人。不但乾隆的性格极其复杂，通过他的一生呈现出的清代历史，也远比我所了解的立体和多面。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历史绝不是枯燥的，而是异常生动有趣的，并且与今天的时代密切相关。
乾隆，便是我对中国历史开始感兴趣的一个切口，因此后来我开始历史写作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对乾隆的各种资料特别感兴趣，积攒多了就有了写本关于乾隆的书的想法。
检：您对时下“戏说”热现象如何看待？是否考虑过创作一部基于严谨考证的乾隆传记作品呢？
张：戏说现象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普通民众历史类需求之强烈。同时也说明，相对于社会公众对高质量历史内容的渴望，历史学界的努力并不够，史学界作为整体对于公众的历史需求是比较冷漠的。这已经造成并且正在加剧史学界与公众之间的鸿沟。
一方面，与通俗史学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专业史学研究者的作品阅读量小，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仍然困难。另一方面，通俗史学写作由于缺乏专业学者的参与，呈现出作品的平均水准不高，猎奇化、戏说化倾向严重。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通俗史学发达与否，对民众的知识结构完善和人文精神发展影响巨大。现在，普通读者读史的娱乐性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严肃的读史需求仍然处于严重饥渴状态。既有学术功底、认真态度，又轻松好读的中文历史类作品太少了，这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并不是好事。
我目前没有给乾隆写一本非常“规范”的传记的想法。市面上乾隆的传记已经很多了。我写东西往往还有一个特点，别人已经表达过的观点，我往往不重复了，我希望能够表达出一些自己的感受。
检：此前拜读过您写的《饥饿的盛世》，后来又读过一些您的历史随笔文章，总体感觉您的历史作品既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严谨。比如《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一书中就对乾隆时期的财政收入有过令人信服的求证。您认为历史作品创作最重要的是什么？历史作品的可读性与学术性当如何拿捏？
张：通俗史学和专业史学应该有一条共同的底线，那就是追求历史真实，娱乐性应该建立在真实性基础之上。当然，历史作品创作，如果是面对大众的，要研究大众的接受心理。有的历史学者说，我就是放不下身段，如果放下身段，写易中天那样的历史快餐，我可以写得更快卖得更好。事实上并不见得如此。专业研究的思维方式、写作语言、文体结构，与读者的需求非常不同。打个也许不那么恰当的比方，专业历史研究者是养牛人，而通俗历史写作者是厨师。专业史学的研究成果和通俗史学作品之间，需要一个完全充分的转化过程。从生肉变成熟肉，需要烹饪技巧，一个养牛的人想要成为厨师，还需要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这其中的规律值得人们去深入研究。
检：您是如何喜欢上历史的？您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历史学术到底有什么不同？
张：历史课本枯燥无味，然而，在大连市图书馆读到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格鲁塞的《草原帝国》這些好书让我看到历史是有趣的，甚至可以说是迷人的。伟大的学者们讲述历史的声音听起来那样富于磁性。比如《草原帝国》那富有气势的序言和《万历十五年》那洋洋洒洒的开头。这种优美而有吸引力的叙述在一瞬间就改变了我对历史的印象。这些书不仅引起了我对历史的兴趣，甚至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我的写作也许算不上研究。和其他人比起来，我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完全受兴趣的引导，而不是其他。如果说研究的话，那么任何严肃的东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比较、分析。中国历史史料的丰富是世界罕有其匹的。特别是大量野史的存在，给作者们使用史料带来了一定难度。所以，我在使用史料时分外小心。我每写一个人，会尽量收集到所有与他有关的史料，并把多种资料进行对比，从来不会使用那些涉嫌夸张、穿凿的小说化的野史，尽管也许他们对我塑造人物很有用处。
检：您认为读史的最大好处是什么？时下年轻人深陷“读屏”时代，对此您如何看待？如果请您给时下的读者推荐一些历史书目，您认为初读者读哪些书比较合适，应注意哪些问题？
张：历史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恢复历史真相。真实是一切的基础。没有真实，历史只会诱导一个人走向错误。在真相的基础上，我们要用逻辑来进行梳理，从历史真相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正如有良好反省习惯和反省能力的人并不都一样，拥有合格的历史反思能力的国家和民族也不多。但是为了避免反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我们必须要学习总结经验教训。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是一门意义非常重大的学科，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须臾不可缺的。
我推荐初读史者不妨读下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和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
检：您提到当下“严肃的读史需求仍然处于严重饥渴状态”，你觉得应当如何激发社会“严肃地读史”热情呢？
张：普通读者的历史知识需求，有很多个层次。历史具有强烈的娱乐功能。人类爱看新闻，除了理性的需要之外，更包含着猎奇和消遣的心理需要。唐宋以来，中国市井百姓就喜欢在茶余饭后听历史演义。历史的娱乐性之强，是其他娱乐产品无法取代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很严肃的需求。不光是了解未来需要历史，了解现在更需要历史。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会的当口，传统与现代，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从“器物层面”上看，我们的生活已经是全面西化了。但是在现代化的外衣之下，传统中国的内核正如几千年前一样安详地、不动声色地静静旋转。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错，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变幻莫测、光怪陆离。要了解这个国家和社会，离开历史这个角度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了解历史，是生存的需要，而且在传统时代就是如此。胡三省说，不光是皇帝要学历史，各个阶层都需要学历史。普通中国人学历史，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志，因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引自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实际上，相当多的普通读者读史，是为了向历史学习生存智慧。今天大众读史，有大量的“成功学”的需要。这种需要有健康的成分，也有大量的不健康的成分，所以才有了官场小说、办公室兵法的畅销和厚黑学盛行。但无论如何，这种需求是切实存在的。
经济学家李伯重写过一篇文章，叫《为何经济学需要历史》。他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他说：为什么对于做经济工作的人来说历史很重要呢？道理很简单：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传统。不了解这种传统，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了解历史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需要。事实上，历史学家圈子之外的人也许对历史知识的需要更广泛也更强烈。很多人特别是专业历史研究者往往对普通读者的读史需求有一种误解，认为普通大众只需要那些肤浅的、猎奇的、故事性强的历史普及读物。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采写：陈斌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