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0年被业界认为是中国的“数字出版元年”或“中国电子书元年”，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迅猛。事实上，中国数字出版的整体规模从2000年的15.9亿元发展到2006年的200亿元，2007年的360亿元，2008年的530亿元人民币，2009年的整体收入则达795亿元以上，首次超过我国传统书报刊出版物的总产值，3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6.2％，10年间，我国內地的数字网络出版产值规模累计增加了45倍以上，这是传统媒体不可企及的发展速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文化蓝皮书”预测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销售额将占到整个出版产业的50％；2030年，90％的图书都将出版网络版本。而其影响和规模带给我们的已不仅仅是一组组数据的震撼，数字出版实际上是文化与科技的一场变革，出版史上的又一次进化。从甲骨文、竹简到丝帛，从丝帛到纸张，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从铅字排版印刷到电脑排版胶版印刷，直到目前热议并将会对出版行业产生剧烈影响的数字技术与数字出版，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都会带来文化交流上的空前发展，也会使相关行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过程产生巨大变化。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冲击和挑战，并关注数字与传统的革命性交锋，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数字出版?每一次交锋给出版产业会带来什么颠覆性的革命?如何认真面对传统向数字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或问题、编辑出版工作者角色和功能的转变等等新课题。为此，本刊特邀业界专家、学者，以及在一线践行的相关编辑，共话数字出版，共论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编辑出版工作。
　　本刊记者：就在各界欣喜数字出版大有可为之时，有人认为，由于目前数字出版市场表现出由技术开发商和平台运营商主导的趋势，传统出版业将会被这些强势的技术和资本逐渐边缘化，出版者的地位和角色正在被弱化，很多传统出版社在向数字出版转型中存在的发展困难比技术开发商和平台运营商大很多，导致不少出版社对培养长期市场缺乏耐心，跟风而为，陷入恶性发展。您对这一观点有何看法?在未来的数字出版背景下，传统出版社将如何给自己寻找一个理性定位?
　　施　维：目前我国的综合阅读率为72％，其中图书阅读占到50％，期刊阅读率下降了4.5％，数字阅读占到24.6％，呈快速上升趋势。应该说，未来受数字出版影响最大的，并非提供内容的出版社，而是批发经营纸质书的书店。面对数字出版的浪潮，出版社转型需要明确自身的定位，扬长避短，找到自己在市场的立足点。
　　首先，在内容提供商、技术开发商和平台运营商之间，出版社并没有占有太多的优势。电子阅读器市场可谓欣欣向荣，全球有80多家企业正在生产或计划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书阅读器。其中我国就占了44家(中国内地地区41家，港台地区3家)。据新闻出版总署预计，2010年国内电子书阅读器的销售量预计300万台左右，销售额将达到60亿元。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电子书市场的火爆让中国移动这样的移动运营商巨头也跃跃欲试，2010年5月初，中国移动一口气推出8款电子书阅读器，其电子书收入将与内容提供商按照6：4的比例进行分成。按照这个比例，出版社还要和作者分成，最终拿到手的只有20％。2009年2月中国移动开始建设手机阅读基地。目前中国移动已同40多家出版社展开了合作，现在发布的作品大约有7万种，阅读平台的访问用户已突破1500万，累计用户超过3000万。目前在平台上，点击量超过1000万次的图书已超过100本。此外，平台运营商还包括了盛大文学、中文在线等网络平台，他们的“云中图书馆”、“书香中国”耗巨资购买了大量数字图书版权。这些强势的平台运营商正对数字出版这块蛋糕虎视眈眈。
　　与中国移动以及资金雄厚的网站相比，出版社规模小得多，一手包揽数字出版的全程显然是不现实的。目前，各地出版集团都设有自己的网站，出版集团做盈利为目的的网站可以说弊大于利，网站的经营和出版社的经营大相径庭，况且，建好网站也不等于就数字化了多少。这个平台是否需要亲力亲为，值得商榷。聘请专业人士来操刀似乎更为明智。
　　事实上，出版社没有大笔可供挥霍的资金，出版社的优势在于其长期对于阅读内容市场的判断力、对作品内容的加工技术，以及作者的资源。出版社应维持自己的专业优势。出版社具有选题开发的敏锐能力，具有专业编辑的文字审稿和加工能力，无论未来图书的形式发生多少变化，这些能力都将使一本书的核心价值得以真正体现。而在内容的数字化加工、生产和营销上，出版社都有着发展的潜力。而对于技术服务商和平台运营商来讲，他们的专业在于资源和营销能力，所以出版社可将其视作未来的渠道批销商。如果能够解决分利模式的窘局，那么未来数字出版在各种平台上将会大放异彩。
　　出版社参与到技术领域，不应将目光专注于硬件开发，毕竟这不是我们的强项。硬件开发可以交由专业的硬件制造商。Kindle，ipad，nook，还是汉王，都不是完美的电子阅读器。不同厂家不同的造型，不同的功能，为的是适应不同的兴趣和市场，但似乎都无法完全取代纸张这一发展数千年的媒介。可以说，资金与技术力量都不强大的出版社没有必要参与这个硬件的开发。
　　数字制作技术可看做图书出版的过程的一个环节，类似于纸质图书的印刷。出版社没有必要对此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完全可以外包给专业的技术提供商，但出版社对其必须有所了解，要有数字图书的技术编辑，以适应变化。
　　出版社的流程管理数字化，是出版社值得为之投资的部分，数字化的管理将大大节约传统管理成本，简化流程，严格监督，杜绝人为因素造成的不规范。建立数字化流程之后，出版社可以真正实现科学管理。但是否能够打破人为因素，完整建立数字管理体系，更多要看出版社管理者的决心了。
　　章怡：“先者为王”是数字出版时代的显著特点，谁先进入这个平台并被用户接受，谁就可以在数字出版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科技公司的高调发力让提早进入数字出版领域的技术提供商成为当前数字出版的主流，对传统出版形成挑战。目前国内的格局是：四家技术平台商(北大方正、书生公司、超星、中文在线)占据图书资源的数字化市场；四家数据服务公司(同方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龙源期刊)成为网络文献出版的主体；电信运营商、增值服务提供商(移动、电信等)主导手机出版；民营网游厂商(盛大、巨人等)成为游戏出版的主力军。部分专业出版社(如中国标准出版社的标准在线平台、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外专利数据库服务平台、法律出版社投资的“法律门”网络平台等)也以数据库服务为先导，低调发力，且取得了可喜的回报。现阶段，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的兼并和重组频频上演，开始引发新 一轮数字出版制高点的争夺战。种种迹象表明，数字出版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谁能在整个产业链上占领先机，谁就能在数字出版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任忠鹏：当我们看到了电视、电脑、手机、“第四屏”在本质上都只是数字信息传播的终端设备时，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正常情况下，人们更愿意获取多种媒体融合的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能够提供阅读文字、欣赏图片、听音乐、看视频、玩游戏的i—Pad也许要比单纯提供文字阅读功能的电子阅读器走得更远。真正想明白了这一点，数字出版背景下的出版企业的生存之道就不难寻找了。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尤根，博思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表示，书展应该实现转型，紧跟数字化浪潮，在他看来，书“既可以是一个网页、一部手机，还可以是一种电子游戏、一部电影”，“现在读书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以做图书起家的出版企业，在数字出版背景下，只依靠文字和图片是难以生存的，要在一定的领域融合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甚至将相关领域的延伸服务纳入其中，成为特定领域的信息整合传播商和延伸服务提供商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比如在财经领域、体育领域、旅游领域向社会公众提供全媒体的信息传播和延伸服务。实现这一举措的思路很简单，如果出版企业能在某个领域做的比较强，就可以整合其他媒介或行业的资源；如果做得不够强，就只能被其他媒介或行业整合；如果既不能整合别人，又不能被人整合，那就很有可能被淘汰。
　　本刊记者：2009年数字出版总产值799.4亿元中，电子书收入14亿元，期刊6亿元，数字报3.1亿元，仅分别占总产值的1.75％、0.75％、0.39％，97％，且多是手机出版、网游与网络广告的产值。有专家估计，近几年这样的比例变化不会很大，为什么在数字出版如火如荼，电子书市场热火朝天的状态下，会出现这种现象?您认为传统出版社在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钟健华：在我国，尽管近几年政府加大了对数字出版发展的扶持力度，传统出版对接数字出版已成为出版界的共识，但与美国等文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尚未真正形成一条由内容提供、技术供应、渠道运营、衍生服务等四个部分组成的完整产业循环链条。而正是因为我国出版企业技术和资源的缺失，无法在编、印、发、供的传统产业链内生出一条“出版新产业链”，致使大多数出版企业在进人数字出版领域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犹豫的心态，曾经一度将数字出版作为出版产业的搅局者和外侵者来看待，数字化出版的许多基础性工作仅处于“点缀”阶段，往往是简单地将纸介质图书电子化处理后，除了各自为政建立内容数据库外，其他环节则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投入产出的循环链完全孤立和断裂，传统出版陷入生存的困境已是不争的事实。产业链内各环节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是制约数字出版发展的一大障碍，尤其体现在技术供应与内容提供的对接上。数字出版的优势在于传播手段先进，产业发展迅速。基于对技术重要性的认同，我国数字产业的领跑者，大多是诸如北大方正等拥有高端技术背景的企业。这些企业所提供的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我们所熟知的美国Kindle、日本索尼的电子阅读器都是在台湾设计、深圳代工的。但在我国始终没有出现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型数字出版企业，而以“散兵游勇”居多，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内容提供与技术供应环节上的信息区隔没有被打通。一方面，内容提供商冒着版权流失的风险，与技术供应商进行看似平等公平的合作，但在实际的产业链利益分配上却极不合理，内容提供商所得的版权收益很低。这让传统出版企业渗入数字领域的信心备受打击。另一方面，技术供应商自身无法直接介入内容出版，没有足够的出版资源储备，也缺乏专业的图书营销能力，虽然提供书籍、杂志的在线下载服务，但适合线上阅读的资源不多，不能满足读者真正的需求。这使得他们与读者的利益脱节，导致国内终端阅读器销售一片火热、出版企业相对冷清，“产出数量”并非“实际销量”的不良发展情况。
　　此外，配套环境滞后、人才力量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数字出版的发展。
　　内容提供商因其对版权作品开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和时间，对“版权价值”的期望值，往往高于网络媒体运营商对“版权价格”的承受能力，从而导致版权供求双方的价格无法达成一致，加之盗版侵权的成本极低(其制作成本甚至低于盗版光盘，几乎是零)，而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法律环境十分滞后，与美国等文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打击数字盗版的整治力度较弱，造成部分运营商宁可选择盗版侵权。这些免费资源分流了相当一部分的数字资源读者。在杜绝和制止数字化产品的非法使用方面，内容提供商办法不多，大多时候显得无能为力。此外，我国的网上支付、电子商务信用体系等金融配套环境还有待完善，潜在的数字作品读者积极性几近“休克”，这些影响都和制约了我国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如何从立法、司法、执法各环节为合法经营构筑良好的法律环境，规范数字出版、发行、传播等环节的产销行为，无疑是数字出版产业良性运作、激活数字出版市场活力的最大动力和保障。
　　钟健华：人才缺乏的瓶颈也一直制约着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有效对接。数字出版的资源集聚的效果要远胜于传统出版，当数字资源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含金量会越来越大。如果说传统出版的盈利模式是加法效应，那么数字出版带来资源放大、数据共享和服务附加值增加等功能将产生乘法效应。数字化出版对人才在新技术运用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技术平台、公共阅读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等核心技术支撑，亟需依托懂出版、通技术、善运营的复合型人才来完成，否则数字化对接仅是一种冲动和愿望。从人才储备的角度看，多年来，传统出版企业在编、印、发等环节已形成一套成熟的经营管理模式，从业人员已习惯于采用此方式来运作，但这套工作模式显然不能适用于数字出版发展的新形势。从人才布局来看，既能对出版内容产业提供创意，又能熟练地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多媒体传播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和管理人员相当缺位。尤其是在内容提供商、技术供应商或是网络运营商等都试图各自为政、一家独大的背景下，眼下真正从事数字出版岗位的大多是具有IT专业背景的人员，数字出版的人才结构呈现出“技术化”的特点。
　　孙春亮：技术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近20年来铅印向胶印的转变过程中，以及长期以来出版行业固有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思路所产生的问题。无论是从生产流程还是质量控制，铅印与胶印均具有不同的特点，但目前我们的部分生产与管理人员，要么是遵循铅印时代的思维与管理模式，不熟悉计 算机排版与胶版印刷；要么是近十几年来进入出版行业的毕业生，不了解铅印时代的生产模式和生产流程，对一些生产流程与管理不知所以然，也就只好照搬使用。现有出版社的管理人员，相当程度上具有存在沿袭铅印时代管理模式的问题，没有具体分析铅印时期的技术与管理与目前胶印、数字印刷、数字出版有何异同，也没有认真分析两个时期的流程与工艺对于流程管理的具体要求，人为地形成各流程之间相互配合上的矛盾。这就产生了生产与管理方面的冲突。
　　孙春亮：不同的模式适应于不同的专业方向与不同的受众群体，选择适合于自身企业状况的盈利模式，是企业在这一新技术形式下成功转变的关键。教育出版与专业出版在由传统出版转向数字出版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根据自身的专业特点、发展思路与专业发展方向规划合适的数字出版技术流程与生产流程，根据技术实现流程来协调与设计生产流程。
　　(1)教育出版。现代教育出版的目的是向教师和学生提供完善的教学服务体系，而不是仅仅提供传统意义上的纸质教材。出版企业需要建立教材全流程服务的概念与服务体系。数字出版对教育出版的影响主要从教学资源的提供上获得突破，教学资源包括教材、电子教案、教学素材、实验实习指导、习题与练习(答案)、考试评估系统、师生互动系统等。教学资源各组成部分的确定需要根据专业特点、课程特点与要求、技术实现的可能性等进行确定，不可强求统一。数字出版在教材建设方面的特点之一是其灵活性，完善的教学平台建设可以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特点的院校提供灵活多样的教学服务。
　　(2)专业出版。专业出版的目的是向专业人员提供专业知识方面的查询与学习。传统出版所提供的图书，因为作者和出版社等各方面的原因，对于读者来说，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内容是读者所需要的，读者不需要的大部分内容无论是对于出版社的成本支出，还是读者的现金支出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专业出版与数字出版的结合，需要以与数字出版相关联的技术实现为基础，向读者提供专业技术方面的技术咨询与服务。技术咨询与服务，不是传统意义上技术专家提供的咨询服务，而是以专业为基础，数字图书内容为中心，建立完善的专业技术数据库。同时，需要根据技术发展与图书出版内容的更新与变化，实时丰富数据库内容。利用数据仓库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以及神经网络技术等为读者提供完善的技术咨询服务。
　　此外，数字技术在数字出版方面的应用，以及数字出版真正成为图书出版的有效方式，还需进行大量的基本技术的构建。出版企业需具有一定的技术实现能力，至少应具备技术应用能力与技术维护能力。这种技术能力一方面是技术管理能力，一方面是技术架构的实现和维护能力。
　　技术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公司的战略规划与总体运营能力、企业架构构建与实施能力、投融资与资产管理能力、生产运行与现金流的控制与运用能力等。
　　技术构架的实现和维护能力主要体现在技术与业务的结合与融合能力、技术平台的规划与实现能力等方面。其中的关键点为技术与业务的融合能力。如果不能将技术与专业业务有效地结合起来，单纯的技术平台建设只能是没有肌肉的骨架，没有任何意义。
　　本刊记者：新媒体技术与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字为代表的新媒体将会重新塑造我们的知识获取方式、思雏方式和生活形态。有人认为编辑在这样的新传媒语境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您怎样理解“核心角色”的意义?
　　任忠鹏：有人曾经预言在数字出版背景下，出版产业链中最先消失的是造纸、印刷环节，排版、出片环节和仓储、物流环节；需要转型的是流通环节，批发商向信息集成商方向转变，零售商向服务体验提供商方向转变。对于出版人的生存状态则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基于“互联网削平世界”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发表自己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出版企业与出版人或将在产业链中消失。
　　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忽视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互联网信息丰富及时，虽然是优点，但当受众面对一个话题的海量信息时，却更加迷茫了，大量互相矛盾的信息充斥在网络之上，受众不知道该如何取舍。第二，在传统出版的背景下，出版人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策划，一件事情是编辑加工。前者是发现社会精神需求，并力求通过各种资源满足这些需求。后者一方面是去伪存真，另一方面是对原创作品的升华，从根本上说就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好的阅读体验。第三，在传统出版背景下，2009年全国出版的新书已超过16万种，很多图书上市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和读者见面，就已被退回出版社的库房了，出版社通过各种营销手段使得少部分图书脱颖而出而成为畅销书。在数字出版的背景下，全国每年出版的新书有可能超过100万种都不足为奇，但如何使其中一部分的作品脱颖而出，得到公众认可，是需要一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的。
　　因此在数字出版背景下，只要公众还有获得良好阅读体验的需求，只要公众获取信息时间有限的客观现实依然存在，出版人依有其存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一定的社会精神需求，并通过一定的资源来实现对这种社会精神需求的满足。第二，围绕社会公众的需求，从去伪存真和提高升华两个层面来整合既有的信息资源。第三，依托一定的传播资源实现对价值较高的作品的传播推广。
　　陈伟军：目前，媒介的技术创新和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知识创新都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加速度的发展态势：日常生活中的信息膨胀和爆炸导致关注的贫乏；电子邮件、网站、电子新闻、聊天室、移动视频等信息和知识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平民化，使人们同时陷入信息饥渴和信息焦虑中。当人们无时无刻不被大量的信息和数据淹没之时，注意力便取代信息成为稀有资源，而可以将有价值的信息与噪音区分开来的人就获得了权力：信息流动的权力。换句话说，海量信息并非全都有价值，关键在于它们对受众是否有意义，如果受众接触信息并未获得知识，人们就无法从中受益或获得启发。因此，编辑的信息过滤和知识分类功能十分重要。
　　编辑的阅读取向与其文化眼光、价值理念是一种互动的关系。阅读行为、知识获取是文化眼光和价值理念形成的基础，文化眼光和价值理念反过来又影响着阅读取向。新闻出版工作不纯粹是技术性的，编辑的阅读趣味、文化理想、对信息和知识的评价，会在文本选择、导向判断、内容编排等方面显现出来。当今时代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信息和知识海量膨胀，传播途径和存储方式改变，出现了数字化的符号交流方式。人们逐渐放弃深度阅读，选择浏览式的浅阅读，图像化、影视化、快餐化、娱乐化的文本受到更多的欢迎。面对涌动的新媒体技术浪 潮，传媒产业和编辑人员不能让科技成为绝对的主宰，技术手段最终是为内容传播、文化建构服务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交融，文化素养和媒介技术互渗，才更有利于人们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否则，科技发展得越快，精神危机也愈重。
　　施维：技术的发展与变革都会深入地影响生产力，影响社会和生活。计算机的出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传统出版行业的影响，就正在导致整个出版业的变革。但技术是表面现象，实质的内容判断力、文字功力还是编辑的内在功夫，这在任何时代都应是不可取代的。在传统向数字的转型期，出版社的转型关键在于人才，最大考验也在于人才。尤其是有策划能力、懂市场、能对选题价值作出迅速判断的骨干编辑，他们了解市场，会策划，有自己的作者群，无论数字化与否，他们都是核心资源。出版社是内容提供商，而不是内容生产者，内容生产者主要是作者。应该看到，一方面，目前出版的很多畅销书都是由民营公司策划的，且不少民营公司的规模相当大，这说明出版社的精英正在外流，出版社的地位正在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移动作为平台运营商，虽然此前没有接触过出版业务，未必了解出版社的种种规则，但其以雄厚的资金吸纳成百上千位出版界的编辑人才并非天方夜谭，如果大量的优秀编辑被吸引到平台运营商那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出版业的江山将不再有更多出版社的身影。所以，数字出版条件下的编辑依然是出版社的核心力量。掌握了好编辑，掌握了好作者，出版社就有了与技术开发商、平台运营商抗衡的筹码，可以在数字出版事业中拥有立足之地。
　　朱象清：作为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编辑工作，应该是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进程中的主力军、带头人，它牵动或制约着这场整体大变革的成败。从目前的大局看，行业领导决心大，雷声响，数字技术方面已取得阶段性的进展，但编辑工作特别是科技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所从事的内容产业已成为这一新事物的瓶颈，制约着数字出版向前发展。另外，从一则电子书官司中也能看出一些问题。2010年7月，北京海淀人民法院审理中华书局起诉汉王科技版权纠纷案：汉王科技未经出版版权所有者许可擅自将其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制作成《汉王电纸书D20国学版》，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00余万元。此官司未结案，而双方都表示愿意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且希望今后在作品的全媒体出版方面，可以继续合作。汉王科技更进一步明确表示：“汉王的内容必须依靠出版社，希望和出版社能够有良好的合作而不是矛盾。”从此案可以看出，不管什么形式的出版，内容永远为王，离开内容就只是一个空壳。而内容选择、把关的职责应该由编辑承担，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张才明：编者、读者、作者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是一个三维结构，在这一三维结构中，编者处于核心位置——对于作者而言，他起着组织、参谋的作用，相对于读者而言，他具有服务作用。传播准备过程中，编辑人员将市场的各种信息进行汇总，提供作者参考，然后将作者创作的作品以适当的方式传播给读者，服务读者。对于编者和读者而言，作者具有先导的作用，原始文化传播物是由作者发现并以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思想、学识决定传播物的质量和价值。虽然作者的写作动机，也来自读者的需求，对于读者也具有服务作用，不过这一服务作用，是通过编辑中介得以实现的。读者是传播活动的接受者，也是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读者的需求是编辑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读者不断提出的新需求，推动着出版工作不断发展，构成整个传播活动的动力源。同时读者也是出版物的真正的鉴定者和批判者。满足读者的需求，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是新时期编辑出版工作的根本宗旨和目的。
　　本刊记者：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以电子书、在线出版为代表的新兴出版方式快速发展，出版行业正面临从内部到外部的整体数字化变革，如何应对数字出版新兴业态所带来的变革和冲击，已成为传统出版企业要认真面对的新课题。在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编辑出版工作不可能保守地沿袭过去的经验。结合我国传统出版向数字转型的现状，请您谈谈新形势下编辑功能的转变。换言之，数字出版发展趋势下对编辑工作有哪些新要求?
　　沈元勤：随着数字出版选题内容、出版形式以及服务方式的转化，传统科技编辑的工作方式和素质能力需改进和提升方能适应之。
　　一是编辑流程的转化。传统的编辑工作流程是选题－组稿－审稿－加工－发稿－整体设计－看清样－审样书－营销宣传－重印与再版；而数字出版流程是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数字化处理－加载技术－试阅读－网络销售－读者库建立－互动机制－更新服务或增值服务－咨询服务－市场反馈－产品和内容服务升级。从出版流程的变化来看，编辑工作内容将发生很大变化，选题从知识库到知识点的变化很大，组稿的方式除了传统的向知名专家约稿外，更多的将是通过网上约稿，向更多的人组稿。现代专业技术分散在很多高校、科研和企事业单位，编辑要以短时间集中优选大量的技术知识，通过专家库和网上比较容易实现。审稿和加工可以通过专门的人员来完成。数字化处理主要通过和技术商合作，出版社可成立专门的部门来打造平台和提供技术支持，保证防盗和传播的及时性、有效性和便捷性。编辑应以读者的身份反复体验自己开发的数字产品的功能，并通过调查，请一些目标读者试阅读，调整产品的适应性。要建立自己的网站。随着销售量的增加逐步快速建立读者库，对大型数字产品(高定价的)和连续出版的产品，建立读者库，可巩固和扩大自己稳定的市场。编辑就内容与读者沟通，或通过内容作者与读者沟通，通过沟通，出版社能掌握读者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增值服务，更新和增值服务或一种持续服务，也是有效遏制盗版的有效手段。就专业技术内容编辑，还可向读者提供咨询服务，介绍或联系专家和机构，也有利于掌握资源和整合资源；通过销售和咨询服务，能够及时了解更多有用的反馈信息，有利于对选题内容、出版方式及服务功能进行调整，不断优化，形成品牌项目。
　　二是作为数字出版的专业科技编辑，应是全程策划和内容服务的编辑，应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其包括以下三方面。(1)政治素质：社会责任感、思想水平、职业道德、精品意识、诚信服务意识。(2)知识结构：专业技术知识、语言文字知识、编辑业务知识、数字技术知识。(3)业务能力：学习与调研能力、搜集信息与利用能力、沟通与整合资源能力、创新意识与数字产品研发能力、经营分析与管理能力、数字出版物的把关意识与把关能力、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力与网络出版 的运作能力。
　　朱象清：传统出版业加大了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数字出版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与消费需求，编辑面对着新技术巨浪和体制机制大变革的双重冲击。既然把你推到了风口浪尖，就只有迎浪而上，认清形势，急起直追。终归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内容为王始终是不会变化的。
　　不管是什么形态，纸质的、声音的、视频的，还是网络的，都是社会信息、科学技术的传播工具，都是为社会和读者服务的，功能都是相同的。作为这些工具内容的组织者、选择者、把关人——编辑，面对着千变万化的信息、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纷繁复杂的传播工具，更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与职业道德，熟悉文化出版政策、法律、法规，及时更新知识结构，掌握更全面的专业知识与编辑业务知识以及较强的信息收集、筛选、处理能力，还要具有与时俱进的心理状态和编辑理念。
　　目前电子书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内置式电子书，可设置几百种甚至上千种乃至更大容量的纸质图书内容；另一种是互动式的电子阅读器，可以通过手持终端如手机、MP4等进行阅读并下载。而当前由于实用的内容严重不足，内容缺乏已成为制约数字出版的瓶颈。要打破这个瓶颈，首先要求编辑在内容上下工夫，组织好内容。要做好数字出版工作，编辑的知识结构、专业水平、业务能力就应适应业态发展的要求。现就数字出版编辑工作中的特殊问题谈几点意见： 第一，针对海量的存储，编辑首先要策划好电子书内置的内容。过去纸质出版是一本书、一套书(一般也是10本左右)，而电子书要受读者欢迎就要选择好上百种相关图书一起进来，不仅要求内容本身的准确、实用，而且要求内容的广度、深度要顾及本专业各层次读者的需求。就以建筑室内设计为例，其至少牵涉到建筑工程结构设计与施工、建筑设计、建筑物理(声、光、照明)、建筑构造、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水、暖、电、通风)、家具与家用设备、陈设、人体工程学、室内外环境艺术、环境心理学、室内装饰艺术、室内空间与功能布局、色彩设计、室内绿化与庭院等等专业。作为编辑你不熟悉这些专业，做不好资源的整合与延伸，怎谈得上选择和把关。当然有的专业内容只是涉及与室内设计有关的知识，基本的要求，对有的专业就要求全面、系统，讲深讲透，就要求编辑熟悉这些方面的专业，就要求有较高选择、整合与创新能力，打造出自己的特色。
　　第二，针对着数字出版受众阅读方式的变化，就应在内容整合、加工时注意可能变化的出版形式，注意多产品形态的生成，跨介质产品的发布，做到内容一次加工、一次制作，多次使用，把内容数字化，既可以出电子书，又可以在阅读器上阅读，还可以满足移动终端的需要，利用多介质、多元化的方式，以满足多媒体时代的需求。
　　第三，产品流通后，要及时做到内容的更新与增值服务，特别是科技出版更为重要，因为编辑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的修订，新技术的成熟与推广等信息，尽在编辑掌握之中，你就应做好编辑、作者、读者的互动，做好内容的更新、信息的交流、问题的释疑，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内容为王、内容致胜。
　　第四，以上这些工作的实现，做成精品的内容、一流的服务，仅靠个人的力量难以实现，需建立各小专业的编辑团队，编辑人才的整合、编辑团队的建设是关键，工作方式的转变一定要适应要求的新变化。
　　章怡：数字出版时代发展初期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图书出版社和传统的期刊社，在初期的传统出版资源数字化整合集成的过程中，扮演的都只是传统出版资源的提供者，而非控制者。出版社和期刊社正面临着被技术提供商和作者越过的危险。为了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找到更具控制力的位置，获得在数字出版中的主导权与话语权，传统出版社的编辑一方面要重视传统出版，学会用先进的技术提升和改造传统出版，另一方面须顺应出版发展的大趋势，主动求变，主动转型，而不是心甘情愿地把这个角色拱手送与他人。国外的出版集团，如培生、企鹅、斯普林格等，或是在大众出版领域称雄，或是在教育出版领域独占鳌头，没有一家是横跨所有出版门类的综合出版集团，这就意味着内容控制者始终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应对数字出版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之前，作为传统出版的编辑，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才能在新一轮的产业变革中明确转型的方向，找准未来的发展空间，从而实现职业道路上的“完美转身”。
　　一是密切关注国内外数字出版的发展态势，紧跟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步伐。随着读者阅读需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随机性、差异性、特质性的增强，读者的阅读需求正在出现更微、更细、更多元、更个性的细分趋势。而需求的细分则对内容消费市场、出版物发行方式和渠道，甚至是载体形态都作了进一步的细分。及时分析、了解和把握这种趋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产业链重组所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是转变传统出版思维模式，树立以读者和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出版的数字化使编辑与用户和供应链上的每个人的关系更接近了，对于编辑而言，迎接数字化挑战的关键在于转变传统的“高高在上”的出版观念，更加突出以读者和用户为中心，加强内容的互动性，精确地为用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内容。学会应对网络环境下海量的内容信息和阅读需求不断细分、不断特质化的发展趋势，树立以读者和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努力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更快捷、更精准的获取有效内容的手段和方式，以满足现代出版产业发展的需求，是数字出版背景下编辑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三是重视出版合同中数字版权的签订，掌握选题开发及设计的主动权。数字出版时代绝对不可能是免费阅读的时代，数字版权问题不解决，数字出版则难以为继、无法持续发展，大部分的作者其实并不排斥自己的作品被数字化，相反他们更愿意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集个人与团队之力为传统出版社完成数字产品的开发助一臂之力，如果编辑能够积极及时与之签下作品的数字版权，那在整个数字出版工作的产业链中，就已占得了先机。
　　无论出版以何种形式出现，产业的发展都需编辑有完成从内容的采集到编辑加工制作，一直到编辑、制作、出版、发行、传播的渠道配置的能力，数字出版的发展更是要求编辑要具备完成上述过程涉及内容产业链的全过程和全环节的能力，尤其是资源再配置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完成在基于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基础上的产业重构，就难以适应产业的发展。在这种大趋势下，编辑须具备策划面对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阅读目的和不同阅读需求的选题的能力，掌握不同知识背景支撑下，针对不同读者的内容信息和知识的有效集成、有效关联、有效支撑、有效媒体、有效传递、有效表达的方法，才能满足读者个性化深度阅读 需求的需要。
　　陈伟军：作为一种专业技术工作，编辑有其特有的方针理念、业务流程、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由于自身职业所承担的文化建构和传承功能，编辑除了要努力掌握与业务工作直接有关的知识外，还要有广博的基础知识，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方面的书籍都应读一些，对前沿科技知识也应保持关注。
　　新媒体技术具有无所不在的渗透力，就新闻出版工作而言，数字出版、虚拟编辑部、互动媒体、全媒体和媒介融合平台等概念让人目不暇接。由于新闻出版与新媒体技术出现融合趋势，使得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不仅参与新闻出版的编排、外部包装，以加快出版物的传播速度，扩展传播范围，且推动了新闻出版内容质量的开掘。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及大量相关信息合而一体的新兴业态，要求编辑应掌握较高的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化管理技术，并熟练地使用各种相关的应用软件。编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应是开放性的，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求，调整阅读取向，将信息和知识进行筛选、加工，不断地从科学技术的前沿发展中获取新的滋养，优化知识结构，多角度、多视点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此外，编辑更应有一种文化自觉意识，拥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于编辑来说，兴趣广泛，文化底蕴深厚，更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素养的提升，智慧和创造力的获得，不在朝夕之间。编辑处于文化建设的前沿地带，肩负着信息传播、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和价值引导的使命，只有不断更新理念，兼收并蓄，将新信息、新知识与原有的知识结构，整合为有机的整体，才能实现编辑水平、能力的提升。这也说明，编辑要结合时代特点，动态地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
　　本刊记者：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方式去发展一个产业，与这个国家的市场成熟度、产业成长度、法制完善度是分不开的。当国內出版企业正在为如何在已达极限，且日益萎缩的纸介质图书销售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你争我夺之时，美国、日本等文化发达国家的出版商已开始在数字出版领域开疆辟土，成为这个领域的先行者。可以谈谈您所了解的国外经验吗?
　　钟健华：面对市场变化，美、日等国的传统出版商，凭借富有前瞻性的眼光，把数字出版作为关系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任务来看待，并在数字出版的战略投入上，表现出极大的刚性与坚定。数字出版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在美国和日本被深度开发。据有关资料统计，2009年4月至7月的4个月时间内，美国申请在智能手机阅读的数字图书用户增加了300％，总使用人数已占总人口的1％；基于电子阅读器的普及和读者的阅读需求，美国80％以上的出版企业都开展了电子书业务。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国出版业，对数字出版发展所持的乐观态度。虽然日本传统出版业近年来一直较为萧条，传统图书市场规模逐年下滑，不少出版社的经营举步维艰，但进入数字出版领域的热情并未降温。事实上，日本数字出版的发展历史较早，2000年就出现了第一部手机小说，如今，手机小说已成为日本非常成功的数字业务之一。不光是出版商对数字出版饱含热情，技术供应商更是乐此不疲。日本索尼公司从2004年4月开始进军电子阅读器领域，美国亚马逊公司的Kindle电子阅读器和苹果公司iPhone系列的推出更将阅读器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进而大力推动了新媒体阅读的大众化进程。
　　
　　(一)发展数字出版空间广阔
　　一个产业的发展，有市场就有前途，没有市场就没有空间。在以美、日为代表掀起的出版工艺、介质的数字化技术变革中，数字出版以时尚、现代的感官呈现和低廉、无空间限制的下载方式，吸引着读者的眼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2007年美国全年数字出版渠道销售额达3180万美元，约合2.2亿元人民币，同比2006年增长23.6％。截至2009年6月，美国电子图书销量达到1400万种，较上年同期上涨136％。而美国的传统出版业却呈下滑趋势，图书总销售额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减少1.5％、1.8％。与之相比，日本数字出版虽然总体规模较小，但从2003年(不到20亿日元销售额)到2009年的7年间，总量增长了近30倍，以接近75％的年均增长率急速扩张。由于出版商对数字出版的认知加深、数字出版市场的逐渐成熟和消费群体逐渐趋于理性，日本数字出版市场的增速在2009年放缓，但市场空间依然很大，2009年仍然实现了23.7％的增长速度，数字出版市场规模已达574亿日元。有专家预计，随着iPhone、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新平台业务的不断推出，美、日数字出版的市场空间仍有急速扩大的可能；到2012年，美国Kin~e的使用量将达到250万部，营业收入将达16亿美元，iPhone阅读量将是Kindle的2倍(32亿美元)；预计2014年日本电子书的市场规模会达到1300亿日元。这趋势必将带动以屏幕阅读、移动阅读为主的无纸化阅读方式在全球迅速蔓延，进一步巩固美、日作为全球数字出版的领航者和新阅读方式的风向标地位。
　　
　　(二)发展数字出版模式丰富
　　美国在发展数字出版方面有许多先天优势，比如有成熟的市场体系、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资本市场、强大的经济基础、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完善的法律环境。美国对高技术的拥有以及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使得美国的数字出版并不是线性发展，而是立体性开发：在教育出版、科技出版、旅游图书出版等领域，将出版与服务、培训、资讯相结合，延伸在线教育、在线服务业务，将读者的需求无限放大。同时，美国数字出版在商业模式的选择上也呈现出分层特征：第一种是建立图书数据库，实现纸介质图书市场扩容的“网络营销”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集中使用于大众出版领域的数字化业务；第二种是建立在海量内容数字平台基础上提供在线服务的“网络运营”模式，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的是专业期刊、专业图书和大型品牌工具书的数字出版业务；第三种是前两种模式的混合体，也就是传统出版网络营销与在线服务同步开展，进而形成营收上的叠加效应的“网络营销+网络运营”模式，它已经成为美国教育出版领域采用最多的商业模式，培生、麦格劳·希尔和圣智教育出版集团在这方面就是最典型的范例。与美国数字出版的服务行业特性不同，日本按照市场的需求，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日本的数字出版产业在数量和质量上难与美国匹敌，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其独特的运作方式和商业模式。从出版领域角度看，日本数字出版主要集中在漫画、小说、写真集和时尚杂志这四个领域，但领军者是以漫画为中心的手机业务市场，2009年市场规模约为513亿日元，占整个电子书市场的89％。这种在内容选择和渠道模式上 集中单一的市场表现，造就了当前漫画书在日本数字出版产业“一枝独大”的格局，因此其商业模式局限于手机出版营运。
　　本刊记者：数字出版的大门已经被推开，在全面推行数字出版之际，可否谈谈数字出版的未来是怎样的?或者您对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有什么建议?
　　钟健华：数字化是传统出版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数字化的迅猛发展导致对传统出版业态的部分替代和冲击的同时，不会导致传统出版行业的迅速枯竭、萎缩和消亡，传统出版业自有其新的路径可循，自有其生存的空间和存在的价值。数字出版不外乎有以下三大趋势：
　　趋势一：跨界化整合
　　数字出版绝对不是孤立的，一定是要跨媒体、跨产业、跨地域发展。在信息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技术永远不是出版企业的强项。由于缺少必需的关键人才、必备的技术储备和必要的经验积累，仅仅依靠单个出版企业的力量将数字出版的各项优势纳入怀中，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对重起炉灶、从头做起又需十分谨慎。传统出版企业目前最佳的选择就是和新媒体公司形成良性融合，做到内容和技术的良性融合，做到内容提供商同渠道服务商的良性融合，才能真正打破媒体分割、市场分割和地域分割。近年来，数字传媒领域一些大的并购动作频频出现：博瑞传播收购成都梦工厂；中国出版集团并购数字出版在线网站；中国移动将搭建网络运营平台，整合网络原创网站；2010年3月31日，盛大文学收购潇湘书院，将其纳为旗下拥有的第七家文学网站。这些例子说明数字出版行业更深层次的变化并不像表面那么平静。数字出版的行业整合将有以下可能：1　实力大的出版企业向产业链的下游渗入，由内容提供商演变为内容聚合商或平台服务商，进一步扩大生存空间；2　盛大等行业领先者在强力的资本和品牌支撑下，迅速扩大国内市场，行业集中度加剧；3　技术供应商、网络运营商等进入出版产业领域，通过实现兼并重组，挤压传统出版企业的上游生存空间；4　各大出版企业将互通内容资源，以此整合成产品与IT企业、移动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抗衡，谋求在出版业占有一席之地；5　产业链上下游产业实现阶段性有限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分食这一块高速增长的“蛋糕”。
　　趋势二：服务化商业模式。
　　从国外的案例可以看出，数字出版领域的发展往往是由技术供应商来推动的，而发展最好的往往也是关注读者体验、延伸服务触角的技术供应商。这也给中国出版业完成数字化转变予以启示：信息服务已成为数字出版的一项主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模式就是服务模式。比如，亚马逊的企业定位是打造一个面向多种载体、服务大众和小众的数字出版内容平台。谷歌的定位是向整个网络开放其图书搜索的资源，并建立一个其他网络服务可以互通的系统；汤姆森出版集团的定位是全球领先的信息服务机构。目前，我国服务化商业模式具有如下特点：1　在服务广度方面，互联网出版模式力求让读者拥有更多选择空间。如以盛大文学为代表，他们的定位是“谷歌和亚马逊的综合体”，其数据库中存储了500亿字的创作，每天在所属的网站还有6000万字的新内容贴出，专属作家高达93万人。2　在服务拓展方面，便携式阅读模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需求。目前，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已将手机阅读定位为继手机音乐之后的最具潜力的增值业务。截至2010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2，77亿，约占网民总体的66％。可以预见，手机阅读已成为数字出版业目前最为重要的发展通路。3　在服务深度方面，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特点的数字出版模式，主要表现在内容要方便读者获取、传播方式符合数字化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等。中国出版集团等国内出版企业作了不少尝试，纷纷推出或计划推出自己的电子阅读器和网络阅读平台，将传统出版与数字阅读的界限打通，让读者成为一个真正的内容专注者。这些特点都体现了浓重的创新元素，并改变着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数字出版不是做纯粹的内容提供和销售终端，服务扮演着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趋势三：内容价值的核心地位不会改变。
　　出版的传播方式可能改变，而内容价值的核心地位不会改变。出版介质的演变，从铭刻到竹简盛行，花了上千年时间，纸张替代竹简用了几百年，唱片、磁带被替代用了几十年，光盘也逐步被替代，互联网、手机、电子书目前也正在变化之中。可以预见，出版业现在流行和使用的很多载体和终端也终将会被淘汰和替代。回归到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原点，在内容提供、技术供应、渠道运营、衍生服务这一数字出版的链条中，内容提供永远是这一链条的发动者，永远是这一产业的源泉。从内容的不可或缺性来看，内容是本，载体是末。技术供应商能够给予内容提供商最先进的技术生产，最快最好地传播，但绝不可能替代内容的价值创造。内容资源是数字出版生存的必要条件，有它未必能生存下去，但没有它则必死无疑。说到底，数字出版最有价值的还是内容，这个行业还是靠内容赚钱。对于出版企业来说，尽管在做数字出版的过程中存在着转型机会，但是内容品牌力与内容生产力在任何时候都是出版企业做数字出版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为了避免“舍本求末”“画虎不成反类犬”，大多数出版企业的工作重心将逐渐后移，在解决好如何使已拥有的内容可以跨媒体服务于更多的读者的基础上，再把内容做成产品，作为产品提供商，最后完成信息服务商的角色转变。对于出版工作的主体操作者——编辑，过去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找到好东西”，并且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被读者购阅。在数字出版时代，虽然面对选择性更为丰富的海量信息，但这一主要任务是不变的。
　　李新社：在当前和将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必然要经历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更成熟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纸质版本与数字版本都成为出版物整体的一部分，它们不再被严格区分开来，也没有哪一种能够单独地居于出版过程的中心。简单来说，就是将来的趋势是出版过程数字化，出版结果可同时是纸质的和数字的。这一变化需要出版企业对出版过程，进行根本性的流程再造工作。
　　章怡：数字出版发展迅速，呈现出产业多元化融合不断加快、新技术应用周期逐渐缩短、业外竞争者数量不断增加的特点，这些形势正在迫使传统出版企业不得不利用数字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业态，努力实现跨行业、跨媒体、跨区域的合作，大力聚合资源，研发新型数字产品，进行内容资源数字化再利用，谋求数字时代内容产业的出路，占领新型业态制高点。不少国际专家认为未来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是出版业的发展方向，数字出版业务可以带来丰厚的商业回报，内容资源的积累是发展数字出版业务的基础，为用户提供全面的、个性化的信息和知识服务是专业与学术出版的发 展趋势。个性化的按需印刷，将成为学术专业出版的主流，传统出版单位将成为数字出版产业的主体，但技术提供商也将成为产业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忠鹏：可将数字出版发展分三个阶段来讨论。
　　(一)传统出版为主、数字出版为辅的阶段中，数字出版若想盈利，需要一个机构或企业整合产业链。传统出版为主、数字出版为辅的阶段，也就是目前以及接下来逐步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作品的出版权是知识产权中的主权利，数字传播权是附属权利，两个权利的使用会引起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但同一作品的数字传播，还没有对传统出版产生致命的影响，出版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控制作品数字传播的节奏和范围。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传统出版的利益分配格局和体系面临挑战，出版企业在利益链条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数字出版的产业链关系没有构建，处于混沌状态。在这样一个阶段，可以说很难有合适的盈利模式，因为就出版企业而言，始终担心数字图书的销售会影响纸质图书的销售，出版企业认为数字图书销售的扩大，并没有使那些原来不买纸质图书的人开始购买数字图书，而是让原来愿意花20元买一本纸质图书的人，现在就花2～4元买走了一本数字图书，也就是没有开辟蓝海，反而使红海中的流血更多。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中国的出版业是需要有一个类似亚马逊的企业或机构来整合数字出版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中向上尊重出版企业的价值，向下以合理的价格满足读者选择阅读形式的需求，简单地说，亚马逊在数字出版产业链中的作用就是相对规范市场，调整出版企业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间的利益纠葛。
　　(二)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并重的阶段中，出版产业链各环节的博弈与融合将催生新的盈利模式。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并重的阶段，严格地说，这是一个过渡阶段，之所以会有这个阶段的存在，是因为就人们的阅读习惯而致，就像当年纸张取代竹简成为图书内容的载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样。在这个阶段，既可能是单个作品的数字出版收益与传统出版收益相当，也可能是完全用数字出版的品种带来的收益与完全用传统出版的品种带来的收益相当，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间的利益矛盾逐渐升级。在这个阶段，数字出版的盈利模式就是一个原创作者、出版企业、运营商(或平台搭建商)、终端设备生产商之间的博弈，谁都有可能胜出成为主导者，也可能出现彼此融合的局面，它们之间的博弈与融合将会自然催生新的赢利模式。
　　(三)数字出版为主、传统出版为辅的阶段中，迫切需要提供信息集中存储与版权保护的公共平台，信息的提供者与增值服务提供者，根据信息的使用频率获取分成收益。数字出版为主、传统出版为辅的阶段，是一个革命性的阶段，原有的出版产业链被彻底颠覆，出版企业真正意识到数字出版改变的，不是人们的阅读方式，而是精神娱乐的消费方式，于是逐渐向某一领域的全媒体信息整合传播商和延伸服务提供商转变。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催生出提供信息集中存储和版权保护的公共平台，其主要功能就是信息的存储和保护，同时带有行业协会性质的组织也随之产生，他们根据公共平台上的各种资源使用的频率，而向资源提供者分配收益。产业链中大量出现基于已有信息的增值服务提供商，并蓬勃发展，其优势在于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让部分极富价值的信息在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或者专注向某类特定人群提供信息服务，助其过滤无用的信息，他们在产业链中赚取增值服务的价值。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公众已充分认可知识成果的价值，且已养了成为此付费的习惯。
　　后记：我们正处在一个从传统向数字化变革的时代，新生事物、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但无论技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版的本身意义和根基所在以及出版人的价值和文化传播的使命都是永恒的。数字和传统的摩擦，取决于观念的更新速度，而不是硬件更新的速度，数字与出版的关系，数字技术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出版将会让人类的未来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