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欧洲人，我们欧洲人从孩提时代就会听一些故事，关于探索发现的故事。其中有很多罗马人的故事，比如恺撒大帝是怎么带领军队发现“新世界”的——也就是那时的法国，他征服了法国。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激情、探索。我孩提时代，我爷爷就会在晚上给我讲这些故事。他拿出书给我读这些不同的故事，希望能哄我睡着。结果我却睡不着，这些故事太精彩了，我听了还要听。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等我长大了，我想成为一个探索者，我想做些有挑战的事情，我要挑战自我。我记得大概六岁的时候，一个比我年长五十多岁的老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记得当时我问他，这个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是什么？我清楚地记得那位长者告诉我说，造太空飞船，去宇宙中探索新的太空，发现新的行星、恒星，这是世界上最难做的事儿。我说我想做这个，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后来我长成了个少年，也忘了这事儿。很多青少年都有类似经历，对吧？我忘了自己的梦想。我上完了中学，要上大学了，我该选什么专业呢？最后我选了医学。我离开家乡去了西班牙北部，那儿的一个小城市里有个非常好的大学，以生命科学闻名，在那儿我学习如何做医生。这所大学有两个特点，一是竞争激烈，我周围的人都很优秀，这很让人激动，不是吗？身边都是优秀的人会让你更多地思考。二是我有了更多时间对自己、对人生进行思考。这时我的梦想又回来了，我很快想起我当年想做个生命科学的探索者，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因为22世纪会是太空的世纪，但本世纪是人体的世纪。我其实是幸运的，我能在本世纪做一些改变世界的事情，那就是生命科学。
　　我念完大学，又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我成为了医学工作者，但是医学工作者是不能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至少在西班牙不能做，不同国家有一些不同的规定。我可以有优越的工作和生活，赚的钱不少，人人都尊敬我，但是做不了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我决定放弃医学，转而攻读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我决定去英国，我去了伦敦Patrick Maxwell教授的实验室，我过得很开心。但有一天，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说需要我去中国做个讲座。我回答，我不去，我太忙了，对去中国一点兴趣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中国一无所知，所以我不觉得去中国有什么意思。但他们说你非去不可，最后我还是去了中国。去了后挺喜欢中国，非常喜欢，尤其是这三点：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的潜力，我看到中国巨大的潜力。在中国待了四五天后，我回到了英格兰，我说或许我们应该想个办法，让我能更频繁地去中国跟他们合作，结果他们跟我说不行。一开始是他们这帮人跟我说你应该去中国做个讲座，现在他们又告诉我说不行，不能去中国。这对我是个启示，也许我该换个地方。如果你此时不做，那你这辈子都做不了。
　　2007年除夕夜，我到了中国，开始了一段新生活，一段让人激动的生活。你们看得出我的中文只是马马虎虎，我最先学会的汉语词汇是“什么”，因为我一说话，别人就会问说什么，“什么”，我说的他们一句也听不懂。第二个词是“老外”，因为我一直听到人家说我的时候用到同一个词，而这个词又不是我的名字，所以这个词肯定是说我是个外国人啥的。第三个词是“打包”，第四个是“哦”。你们知道“哦”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吗？“哦”这个词很复杂的。我们之前有个司机每天早上来接我们，每次来接我，他都会跟我说中文，全是中文，我一句也听不懂。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他说的意思是，米格尔，我早上会给你打电话，如果你要坐车呢，你就说“哦”，如果你不去呢，你就说“哦哦”。所以我后来就会用“哦”和“哦哦”表示我去还是不去。我刚来到中国时就是这样，但事实上我总是说“哦”。我总是会去工作，我工作非常努力，通常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半，每一个工作日，每一个周末。那三年的每一天，我们申请经费、准备材料，我成了“973”首席科学家。有的工作没做成，有的做成了，我们发表了一些很好的文章。总体来说，我和我的团队、院里的同事们做了一些很棒的事情。
　　我们工作还是很努力的，比如现在，我们在实验室里买了床，这床挺软的，两周前有一次，我就不得不睡在实验室。我们现在有两张床，我们决定还要再买几张，我甚至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实验室里有寝室我就幸福了。在中国做研究是很让人振奋的，做科研也是难以想象的艰难，因为大部分时候，你都只是在努力工作、遭受挫折。只有极偶尔的时候，也许某一天你获得了某个特别令人激动的成果，你才会思考，去解读它的意义。我觉得你应该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对吧。所以请拿出勇气和耐心，试着向所有人学习，你的同事、你的老师。最重要的是，永不放弃。
　　在西班牙的时候，我是医生、免疫学家。后来我又在英格兰研究所读癌症生物学博士。我第一次接触干细胞就是在中国，我来中国之前对干细胞一无所知。来到中国之后，我是慢慢地适应这一全新的领域，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了进展，我们想知道当细胞生病时它们会发生什么。因为人们对疾病有一种简单的看法，你们在座很多人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认为如果你的大脑、肝脏或心脏出了问题，那么这些器官的细胞就会病变，它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死了一个又一个，直到你整个器官中全是病变细胞，其中有一半都死掉了或者马上就要死去。事实上，疾病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们相信，疾病正在以某种方式改变着细胞的身份，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由很多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之间会对话，形成一种平衡。一旦这些病变细胞跟其他细胞对话的方式变了，变得更复杂，就会让其他细胞听不懂或者获得错误的信息，那它们的行为也会出现错误。因此就会出现崩溃式的后果，就像多米诺效应一样，当所有部位都出现问题，你就会生病，也许你会束手无策。这就是我们研究的东西。我们用干细胞做这些研究，尤其是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正如刚刚我们青年代表解释的那样。有了这些多能干细胞，我们又可以产生神经元细胞和其他各种细胞类型，然后以二维或三维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做很多事情。我们想建立复杂疾病模型分子医学，这让我又回到了最初的路，我可以把很多医学概念，很多关于人体的知识应用到我的细胞研究上。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一个研究帕金森症的大项目。我觉得我们所做出的相关重大发现也是很振奋人心的。所以，我们是否能在每个研究方向上取得成功呢？我们有很优秀的团队，我们勇敢年轻，当然年龄上会有些微差异，但是我们有决心，我们很勤奋，那我们会成功吗？事实上，这并不重要。
　　我们有机会去追逐梦想，梦想做一些事情，有机会去做别人都没做过的事情，这真的让人振奋。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成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会非常卖力地去尝试，我们也永远不会放弃。
　　（中国973项目首位非华裔首席科学家米格尔·埃斯特班在《开讲啦》的演讲）
　　（编辑/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