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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君子之德是德性教化中关键的一环，在此过程中，君子之德起到垂范与导向作用。因而，作为至德的中庸，不仅是孔子希冀全“民”具备的理想德性，更是道德教化中起导向作用的君子所应当具备的必要德性。
关键词：君子；中庸；至德；孔子；论语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1
一、中庸至德与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
早在孔子之前，“君子”一词已广见于先秦典籍。在孔子处，“君子”被扩充为人格上的较高等级，主要指有德性的人。《学而》篇有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外，孔子进一步指出了形成德性的具体行动：“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学以文。”“亲仁”是对仁的希冀，“学文”是对知的要求，君子作为理想人格，更是仁与智的统一。
仁与知在内涵上有所区别，但两者的外延密切相关。孔子认为，知是道德行为的重要条件：“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有知，方能进一步把所知的道德法则付诸现实。根据推己及人的“仁之方”——忠恕之道，其内在要义已包涵知与道德行为的发生学顺序：每个人都具备判断是非的理性，进而可以把是非、善恶的判断方法作为普遍法则运用于他人。同理，《卫灵公》中“知及之，仁能守之”的出发点正是理性自觉，知既是仁的前提，又需要由仁来守护。
作为仁与知相统一的君子，离不开中庸之道对仁与知的结合。首先，仁与知彼此密切关联；进一步讲，君子的仁与知，正是有了中庸的调和，方能完满地结合，既非”过“，也非”不及“，而达到恰到好处的中道。达到中道的仁，能够确保主体的行为坚定不移地朝着合乎道法的方向发展。“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志于仁德的人不会为非作歹——不为恶是道德行为的底线，恰当的仁确保了这条底线不被冲破。不能用仁来守护的知，必将最终失去，这显然不是道法所要求的；反之以礼来守护知，不仅避免了仁的不及，而且避免的知的过度。因此，中庸这样的至德可以看做是常与变的统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仁确定了行为方向遵循道的方向而恒常不变，如高山；知使得为善的过程通权达变，犹如灵活无滞的流水。君子是最具可实现性的理想人格，既有知又近仁；而中庸合仁知又高于一般仁德，故中庸之道在君子人格中也作为至德而存在。
二、中庸至德与克己复礼的道德主线
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客观标准则是礼。颜渊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方面，孔子将礼作为行为约束的标准，另一方面，君子的道法实践实质上就是践礼而行。然而，这样的道德实践也只有以中庸为指导，才是最完美的，此中原因何在？
首先，践行礼仪若是没有达到标准，固然不好；但若超过礼仪的范围，同样不可取。所谓“不学礼，无以立”，原因在于“学礼则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而不学礼则没有“礼教恭俭庄敬”的立身之本，因此礼的不及状态将直接导致立身之本的缺失。除此之外，知礼却僭越礼也是失礼的表现，是君子不可忍受的行为。《论语·八佾篇》有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认为，僭礼的行为实属目中无礼，是对政治秩序的一种破坏，更是对道的一种违背，非君子所为。另外，礼要求恭敬谦让、节用爱人，但如果过了头，则会变成谄媚虚伪、铺张浪费，“巧言令色鲜矣仁”直指这种看似恭顺谦和实则越礼谄媚的虚伪行为，它不仅高出礼的要求，而且丢失了仁德。同样，履行礼仪，必须把握礼仪所体现的道德要求的整体性，而不可偏执一端。
礼仪的整体性把握还表现在文与质的协调与统一。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礼仪包括文与质两个方面，而无论是文还是质，若在天平的两端若是不能保持平衡，就会粗野或虚浮；只有文质相称，二者兼顾，才是君子所为。
三、中庸至德与和而不同的德政理想
“为政以德”代表着孔子的为政思想，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其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要求为政者必须是“修己”成德之君子，以和而不同为政治理想目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来比喻为政以德，这个比喻本身展现的就是和而不同的图景。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要实现这样的政治局面，就需要把全部的道德水准提高到相应的程度；中庸作为至德，正是由于它是和而不同的政治局面的道德体现。
孔子不仅在制度上推崇周礼，在德性上也认为今不如古，表现在哪里呢？在他看来，古今都有狂者、矜者与愚者，但古代的人比今人好在并没有像今天的人一样把这些推向极端，而是在这些品质中蕴含值得肯定的肆、廉、直，这就意味着古代民众的道德水准比当代民众更接近中庸之法，也是为政者在道德上所要推崇的标准。简言之，古代道德水准高于当代道德水准之因，正是其更接近中庸之道，因而为实现理想的政治局面，必须将当今的道德水平想中庸处提高。因而为政的君子首先要将道德水准提高到中庸之德，而中庸作为至德，也正是因为唯有这种德性方能与君子的为政理想相匹配。那么，若要在民众中推行中庸之法，为政者应当率先示范。《论语·尧曰》曾经提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尧对舜治理天下的告诫，在于“允执其中”，以坚持中庸之道。
参考文献：
[1]《论语》.
[2]朱熹：《论语 大学 中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
关键词：君子；中庸；至德；孔子；论语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1
一、中庸至德与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
早在孔子之前，“君子”一词已广见于先秦典籍。在孔子处，“君子”被扩充为人格上的较高等级，主要指有德性的人。《学而》篇有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外，孔子进一步指出了形成德性的具体行动：“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学以文。”“亲仁”是对仁的希冀，“学文”是对知的要求，君子作为理想人格，更是仁与智的统一。
仁与知在内涵上有所区别，但两者的外延密切相关。孔子认为，知是道德行为的重要条件：“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有知，方能进一步把所知的道德法则付诸现实。根据推己及人的“仁之方”——忠恕之道，其内在要义已包涵知与道德行为的发生学顺序：每个人都具备判断是非的理性，进而可以把是非、善恶的判断方法作为普遍法则运用于他人。同理，《卫灵公》中“知及之，仁能守之”的出发点正是理性自觉，知既是仁的前提，又需要由仁来守护。
作为仁与知相统一的君子，离不开中庸之道对仁与知的结合。首先，仁与知彼此密切关联；进一步讲，君子的仁与知，正是有了中庸的调和，方能完满地结合，既非”过“，也非”不及“，而达到恰到好处的中道。达到中道的仁，能够确保主体的行为坚定不移地朝着合乎道法的方向发展。“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志于仁德的人不会为非作歹——不为恶是道德行为的底线，恰当的仁确保了这条底线不被冲破。不能用仁来守护的知，必将最终失去，这显然不是道法所要求的；反之以礼来守护知，不仅避免了仁的不及，而且避免的知的过度。因此，中庸这样的至德可以看做是常与变的统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仁确定了行为方向遵循道的方向而恒常不变，如高山；知使得为善的过程通权达变，犹如灵活无滞的流水。君子是最具可实现性的理想人格，既有知又近仁；而中庸合仁知又高于一般仁德，故中庸之道在君子人格中也作为至德而存在。
二、中庸至德与克己复礼的道德主线
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客观标准则是礼。颜渊问仁，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方面，孔子将礼作为行为约束的标准，另一方面，君子的道法实践实质上就是践礼而行。然而，这样的道德实践也只有以中庸为指导，才是最完美的，此中原因何在？
首先，践行礼仪若是没有达到标准，固然不好；但若超过礼仪的范围，同样不可取。所谓“不学礼，无以立”，原因在于“学礼则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而不学礼则没有“礼教恭俭庄敬”的立身之本，因此礼的不及状态将直接导致立身之本的缺失。除此之外，知礼却僭越礼也是失礼的表现，是君子不可忍受的行为。《论语·八佾篇》有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认为，僭礼的行为实属目中无礼，是对政治秩序的一种破坏，更是对道的一种违背，非君子所为。另外，礼要求恭敬谦让、节用爱人，但如果过了头，则会变成谄媚虚伪、铺张浪费，“巧言令色鲜矣仁”直指这种看似恭顺谦和实则越礼谄媚的虚伪行为，它不仅高出礼的要求，而且丢失了仁德。同样，履行礼仪，必须把握礼仪所体现的道德要求的整体性，而不可偏执一端。
礼仪的整体性把握还表现在文与质的协调与统一。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礼仪包括文与质两个方面，而无论是文还是质，若在天平的两端若是不能保持平衡，就会粗野或虚浮；只有文质相称，二者兼顾，才是君子所为。
三、中庸至德与和而不同的德政理想
“为政以德”代表着孔子的为政思想，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其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要求为政者必须是“修己”成德之君子，以和而不同为政治理想目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来比喻为政以德，这个比喻本身展现的就是和而不同的图景。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要实现这样的政治局面，就需要把全部的道德水准提高到相应的程度；中庸作为至德，正是由于它是和而不同的政治局面的道德体现。
孔子不仅在制度上推崇周礼，在德性上也认为今不如古，表现在哪里呢？在他看来，古今都有狂者、矜者与愚者，但古代的人比今人好在并没有像今天的人一样把这些推向极端，而是在这些品质中蕴含值得肯定的肆、廉、直，这就意味着古代民众的道德水准比当代民众更接近中庸之法，也是为政者在道德上所要推崇的标准。简言之，古代道德水准高于当代道德水准之因，正是其更接近中庸之道，因而为实现理想的政治局面，必须将当今的道德水平想中庸处提高。因而为政的君子首先要将道德水准提高到中庸之德，而中庸作为至德，也正是因为唯有这种德性方能与君子的为政理想相匹配。那么，若要在民众中推行中庸之法，为政者应当率先示范。《论语·尧曰》曾经提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尧对舜治理天下的告诫，在于“允执其中”，以坚持中庸之道。
参考文献：
[1]《论语》.
[2]朱熹：《论语 大学 中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