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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光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所在单位的一位科技参谋拿着一封信让我看，信是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写给我的，大致内容是称赞我在一份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认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时我深受感动，这么一位我深深敬仰又不曾谋面的大首长如此注重鼓励和培养年轻的普通科技工作者！
然而，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内疚并终生难忘。那是在1987年，我随国防科工委外事局程副局长向朱光亚主任请示关于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有关建议。事先我们已将书面稿呈送给他。朱光亚主任谨慎而谦和地就我们的建议发表了几点意见。由于我当时年轻自负，听完后就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主任，你不懂！”这时的朱主任丝毫没有介意，只是微笑着。从朱主任办公室出来，同行的人以惊讶的口吻对我说：“小邹，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怎么能说主任不懂呢？”后来，我心里一直为此事感到自责。
事隔不久，我接到朱主任的秘书张若愚同志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朱主任让我次日到科工委大楼去一下，主任想让我考虑一下科工委的裁军研究工作如何开展。当时，我真不敢相信，我不久前曾贸然顶撞过的大首长居然让我这个小兵担当如此大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好。就这样，我被借调到国防科工委外事局，负责组织和协调科工委系统和有关单位的裁军研究工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有幸师从朱光亚主任十余载。当时，国防科工委的裁军研究工作是由以朱光亚为首的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并指定由朱光亚主任亲自抓。
（二）
1994年至1998年，朱光亚主任担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他同时又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1996年12月3日，我到朱主任办公室汇报工作，谈起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元奖金事。他对我说：“我这个手接过支票，另一只手就将支票交给了中国工程院，工程院没什么钱。”我说：“为什么要上交呢？听说这类奖金并不鼓励上交。”朱主任说：“不鼓励上交并不是说不能上交，而且我说了，我上交的事不要宣传。”他还说：“钱老（钱学森）得的奖金成立了个基金，但不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而且是用于研究沙漠问题。”
1991年10月，应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的邀请，朱光亚主任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访美。这是朱主任在阔别美国40余年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访美。会议结束后，其他随行人员都去其他地方顺访，而他却执意在会议结束后就回国。他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节省国家外汇，因为美方只承担三天会期的食宿费用。其实在朱主任一行出国前考虑到要顺访一个单位而作了一周的经费预算，但朱主任就是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
（三）
1987年，有一次我向朱光亚主任汇报工作时谈到裁军研究是否要接受外援的问题。我认为可以申请国外基金在国内举办国际军控会议。朱主任听完后脸色一沉，他严肃地说：“中国人搞军控研究，包括召开国际军控会议要用中国人自己的钱，用别人的钱手短。”我见他说话的声音在颤抖，手也在发抖，就吓得哭了起来。朱主任见状急忙安慰我，并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
朱主任处处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为国家着想。1987年，在我国参加国际地震数据国际交换联试问题上，他从我国利益出发，积极予以推动。他认为，通过“联试”可以引进、掌握最新的地震核查技术。他还说：“地震核查技术的研究与提高，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地震研究、监测和预报水平，对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的勘探也有重要意义。”
（四）
1992年，我国某试验基地叶立润同志写信邀请我去基地参观，正好与朱主任率领的科工委工作组同行，朱主任平易近人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在某试验基地，朱主任一个点一个站地进行视察。离别前的那天上午，他又提出要去看望一下条件最艰苦的工兵营的同志们。在一间简陋矮小的工棚房里，朱主任看望了正在这里劳动锻炼的大学生们。朱主任和大家用矮板凳围坐成一圈，促膝而谈，随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这里劳动锻炼，就像周总理所说的，是在做无名英雄。”接着，他用右手食指点了点自己斑白的头发：“我们这些人老了，寄希望于你们，来日方长靠你们啊。”
这天上午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兵营工地的用水一时供不上来，战士们正冒着暑热用汽车从老远的山下往上爬坡拉水。见此状，朱主任就提出要沿着供水线查个水落石出。结果我们真的发现有一处输水管破裂，正在大股大股地往外冒水。朱主任说直驱供水站吧！到供水站后那里空无一人，因为当天是常规的休假日。基地参谋长火冒三丈，找来了一位值班班长。这位二十出头的战士跑步来到朱主任面前，行了个军礼。朱主任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山上战士们开山多么辛苦！你们是后勤保障，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一定要保证工程用水，要派人经常去检查供水线路……”朱主任的双手一直握着这位战士的手。
朱光亚主任既是我最敬佩的领导，又是我最好的朋友。记得1999年4月的最后一天，我从朱主任办公室汇报完工作，走到门口时我对主任说：“您是我最好的朋友。”
时光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天，我所在单位的一位科技参谋拿着一封信让我看，信是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写给我的，大致内容是称赞我在一份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认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时我深受感动，这么一位我深深敬仰又不曾谋面的大首长如此注重鼓励和培养年轻的普通科技工作者！
然而，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内疚并终生难忘。那是在1987年，我随国防科工委外事局程副局长向朱光亚主任请示关于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有关建议。事先我们已将书面稿呈送给他。朱光亚主任谨慎而谦和地就我们的建议发表了几点意见。由于我当时年轻自负，听完后就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主任，你不懂！”这时的朱主任丝毫没有介意，只是微笑着。从朱主任办公室出来，同行的人以惊讶的口吻对我说：“小邹，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怎么能说主任不懂呢？”后来，我心里一直为此事感到自责。
事隔不久，我接到朱主任的秘书张若愚同志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朱主任让我次日到科工委大楼去一下，主任想让我考虑一下科工委的裁军研究工作如何开展。当时，我真不敢相信，我不久前曾贸然顶撞过的大首长居然让我这个小兵担当如此大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好。就这样，我被借调到国防科工委外事局，负责组织和协调科工委系统和有关单位的裁军研究工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有幸师从朱光亚主任十余载。当时，国防科工委的裁军研究工作是由以朱光亚为首的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并指定由朱光亚主任亲自抓。
（二）
1994年至1998年，朱光亚主任担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他同时又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1996年12月3日，我到朱主任办公室汇报工作，谈起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元奖金事。他对我说：“我这个手接过支票，另一只手就将支票交给了中国工程院，工程院没什么钱。”我说：“为什么要上交呢？听说这类奖金并不鼓励上交。”朱主任说：“不鼓励上交并不是说不能上交，而且我说了，我上交的事不要宣传。”他还说：“钱老（钱学森）得的奖金成立了个基金，但不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而且是用于研究沙漠问题。”
1991年10月，应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的邀请，朱光亚主任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访美。这是朱主任在阔别美国40余年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访美。会议结束后，其他随行人员都去其他地方顺访，而他却执意在会议结束后就回国。他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节省国家外汇，因为美方只承担三天会期的食宿费用。其实在朱主任一行出国前考虑到要顺访一个单位而作了一周的经费预算，但朱主任就是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
（三）
1987年，有一次我向朱光亚主任汇报工作时谈到裁军研究是否要接受外援的问题。我认为可以申请国外基金在国内举办国际军控会议。朱主任听完后脸色一沉，他严肃地说：“中国人搞军控研究，包括召开国际军控会议要用中国人自己的钱，用别人的钱手短。”我见他说话的声音在颤抖，手也在发抖，就吓得哭了起来。朱主任见状急忙安慰我，并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
朱主任处处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为国家着想。1987年，在我国参加国际地震数据国际交换联试问题上，他从我国利益出发，积极予以推动。他认为，通过“联试”可以引进、掌握最新的地震核查技术。他还说：“地震核查技术的研究与提高，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地震研究、监测和预报水平，对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的勘探也有重要意义。”
（四）
1992年，我国某试验基地叶立润同志写信邀请我去基地参观，正好与朱主任率领的科工委工作组同行，朱主任平易近人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在某试验基地，朱主任一个点一个站地进行视察。离别前的那天上午，他又提出要去看望一下条件最艰苦的工兵营的同志们。在一间简陋矮小的工棚房里，朱主任看望了正在这里劳动锻炼的大学生们。朱主任和大家用矮板凳围坐成一圈，促膝而谈，随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这里劳动锻炼，就像周总理所说的，是在做无名英雄。”接着，他用右手食指点了点自己斑白的头发：“我们这些人老了，寄希望于你们，来日方长靠你们啊。”
这天上午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兵营工地的用水一时供不上来，战士们正冒着暑热用汽车从老远的山下往上爬坡拉水。见此状，朱主任就提出要沿着供水线查个水落石出。结果我们真的发现有一处输水管破裂，正在大股大股地往外冒水。朱主任说直驱供水站吧！到供水站后那里空无一人，因为当天是常规的休假日。基地参谋长火冒三丈，找来了一位值班班长。这位二十出头的战士跑步来到朱主任面前，行了个军礼。朱主任迎上去，握住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山上战士们开山多么辛苦！你们是后勤保障，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一定要保证工程用水，要派人经常去检查供水线路……”朱主任的双手一直握着这位战士的手。
朱光亚主任既是我最敬佩的领导，又是我最好的朋友。记得1999年4月的最后一天，我从朱主任办公室汇报完工作，走到门口时我对主任说：“您是我最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