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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国很有人气，他的爱情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他曾经在竞选期间表示，希望保持与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战略关系。其实说起来，法国的总统们都和中国有着某些特殊的情缘。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任总统，从戴高乐、蓬皮杜，到德斯坦、到密特朗，再到希拉克，都有着剪不断的中国情结。
戴高乐想访问中国的决心很大
中法建交之后，戴高乐一直想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同时他自己也希望到中国访问。
1969年1月，戴高乐任命马纳克为新任驻华大使时，念念不忘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这件大事：“过去曾邀请周恩来访法，由于形势变化，未能成行。当然，如果有一天中国方面愿意实施类似计划，我们将乐于接待中国政府高级人士访法。有机会时，您可以向中方说明这一点……”
同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在公民投票中处于少数而自动引退。以总统身份正式访华成了他的未遂心愿。离职后，戴高乐曾多次提到访华的打算。马纳克曾积极筹划他的访华事宜。
1970年3月2日，他在给戴高乐的信中建议：“将军，有一件大事可做。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这就是去中国访问。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1970年4月10日，戴高乐给马纳克回了一封信，但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含蓄地表示：“至于您向我提出的建议，尽管我目前还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但至少请您了解，我已把这事记在心间了。”
1970年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动身去中国前，来到戴高乐的科隆贝乡间寓所。戴高乐表示很想去中国：“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当然，我必须能同毛泽东主席交谈。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交谈。”
后来，戴高乐曾向至亲好友私下吐露，他很想在1971年6月成行访华，在中国度过“6·18”，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曾在伦敦广播电台向沦陷的法国人民发出抗德号召。
1972年7月，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访华时，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十分肯定地说：“戴高乐想来中国访问的决心很大。他本打算1971年6月来到这里。”可惜，戴高乐没等到这一天，于1970年11月9日因动脉瘤破裂猝然去世。
蓬皮杜成为西欧首位访华的在任元首
1973年9月11日，法国总统蓬皮杜拖着癌症之躯访问中国，成为西欧国家首位访华的在任国家元首，实现了戴高乐将军和他本人一生的夙愿。他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周恩来总理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總理亲临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同样忍着癌症晚期的病痛自始至终全程陪同，邓小平还陪同他参观了故宫。
毛泽东主席则在中南海会见了他。蓬皮杜在会见毛主席时说：“无论如何，欧洲是要独立的，亚洲也要独立。”他回国后对中国驻法大使表示：中法两国都酷爱独立，决心不屈服于任何人，并始终保持警惕，这正是中法政治关系的基础。
蓬皮杜任法国总统时，手下有两员大将，后来都成了法国总统，一位是德斯坦，另一位就是希拉克。德斯坦1974年至1981年期间担任法国总统。当选总统那年他才48岁 ，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据德斯坦回忆：“有一件事让我颇受感动。就是1974年我当选总统前，我的前任蓬皮杜4月份去世了。就在此前几个星期，一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他们谈到了下届法国总统的人选，因为那时蓬皮杜总统已经生病了。
毛泽东主席对这个来访者说：‘我知道下届法国总统是谁，是德斯坦先生。’那位非洲国家元首很吃惊，我也很惊讶，他竟然知道我，而我当时既年轻，名气又不大。可见毛泽东主席是非常了解法国政治的，并且还有很正确的判断力。”
德斯坦曾骄傲地说：“我比较了解中国的历史 ，而且正在研究汉、宋、明、清以及19世纪的中国史。因为19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关系最为恶劣的阶段。欧洲人不了解19世纪的中国，我想知道原因何在。既然对于我们来说，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很重要，那么，中国在过去发生了什么也同样重要。”
晚年的德斯坦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和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很希望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原著以消除翻译带来的偏差。
密特朗主动缓和中法关系
密特朗是来自社会党的法国总统。他执政期间，是中法关系最紧张的阶段。然而，没过多久，因为感受到国内的经济压力和外交困境，1994年，他主动邀请过境的钱其琛外长，给予高规格的接待，以改善两国关系。
钱其琛外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密特朗总统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相当傲慢，每次会见必谈人权问题，这次却表现得谦恭有礼，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会见中，又避而不谈他最喜好的话题，而是大谈他如何钦佩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速度和我国领导人治理12亿人口大国的能力。在离开爱丽舍宫的时候，有记者高声提问，和密特朗总统就人权问题谈得如何？我回答说，我们这次没有谈这个问题。众记者都面露惊讶之色。
除了政治上的歧见，密特朗的一生和中国的缘分还是很深的。
他曾三次访问中国：1961年春，作为在野党领袖他到中国作了一次旅行，毛泽东主席还送给他一对中国织锦靠垫。他参观游览了很多座城市，记下了许多见闻。1962年，他发表了专门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专著《中国面临挑战》。
1981年，密特朗二访中国。在参观山东曲阜孔庙时，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倾听龙的声音。回国后不到3个月，密特朗就当选为法国总统。1983年，已经身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第三次访问中国。
密特朗攻读的是法律，喜欢的却是文学及历史等。他了解文字的力量，对中国文化也十分推崇。他和旅法的大画家赵无极等华裔学者有密切的私人友谊，常常邀请他们到巴黎的中餐馆聚会，放下政治，海阔天空地神聊。
从二战以后历任法国总统的对华立场来看，甚至可以说，法国已经形成了“总统对华友好”的传统。事实上，由于中法政治、经济等关系的全面发展，加上中法在诸多国际事务上持相同立场，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着友好、合作，这种情缘也会继续下去。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任总统，从戴高乐、蓬皮杜，到德斯坦、到密特朗，再到希拉克，都有着剪不断的中国情结。
戴高乐想访问中国的决心很大
中法建交之后，戴高乐一直想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同时他自己也希望到中国访问。
1969年1月，戴高乐任命马纳克为新任驻华大使时，念念不忘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这件大事：“过去曾邀请周恩来访法，由于形势变化，未能成行。当然，如果有一天中国方面愿意实施类似计划，我们将乐于接待中国政府高级人士访法。有机会时，您可以向中方说明这一点……”
同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在公民投票中处于少数而自动引退。以总统身份正式访华成了他的未遂心愿。离职后，戴高乐曾多次提到访华的打算。马纳克曾积极筹划他的访华事宜。
1970年3月2日，他在给戴高乐的信中建议：“将军，有一件大事可做。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这就是去中国访问。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1970年4月10日，戴高乐给马纳克回了一封信，但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含蓄地表示：“至于您向我提出的建议，尽管我目前还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但至少请您了解，我已把这事记在心间了。”
1970年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动身去中国前，来到戴高乐的科隆贝乡间寓所。戴高乐表示很想去中国：“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当然，我必须能同毛泽东主席交谈。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交谈。”
后来，戴高乐曾向至亲好友私下吐露，他很想在1971年6月成行访华，在中国度过“6·18”，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曾在伦敦广播电台向沦陷的法国人民发出抗德号召。
1972年7月，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访华时，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十分肯定地说：“戴高乐想来中国访问的决心很大。他本打算1971年6月来到这里。”可惜，戴高乐没等到这一天，于1970年11月9日因动脉瘤破裂猝然去世。
蓬皮杜成为西欧首位访华的在任元首
1973年9月11日，法国总统蓬皮杜拖着癌症之躯访问中国，成为西欧国家首位访华的在任国家元首，实现了戴高乐将军和他本人一生的夙愿。他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周恩来总理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總理亲临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同样忍着癌症晚期的病痛自始至终全程陪同，邓小平还陪同他参观了故宫。
毛泽东主席则在中南海会见了他。蓬皮杜在会见毛主席时说：“无论如何，欧洲是要独立的，亚洲也要独立。”他回国后对中国驻法大使表示：中法两国都酷爱独立，决心不屈服于任何人，并始终保持警惕，这正是中法政治关系的基础。
蓬皮杜任法国总统时，手下有两员大将，后来都成了法国总统，一位是德斯坦，另一位就是希拉克。德斯坦1974年至1981年期间担任法国总统。当选总统那年他才48岁 ，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据德斯坦回忆：“有一件事让我颇受感动。就是1974年我当选总统前，我的前任蓬皮杜4月份去世了。就在此前几个星期，一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会见了毛泽东主席，他们谈到了下届法国总统的人选，因为那时蓬皮杜总统已经生病了。
毛泽东主席对这个来访者说：‘我知道下届法国总统是谁，是德斯坦先生。’那位非洲国家元首很吃惊，我也很惊讶，他竟然知道我，而我当时既年轻，名气又不大。可见毛泽东主席是非常了解法国政治的，并且还有很正确的判断力。”
德斯坦曾骄傲地说：“我比较了解中国的历史 ，而且正在研究汉、宋、明、清以及19世纪的中国史。因为19世纪是中国与欧洲关系最为恶劣的阶段。欧洲人不了解19世纪的中国，我想知道原因何在。既然对于我们来说，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很重要，那么，中国在过去发生了什么也同样重要。”
晚年的德斯坦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和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很希望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原著以消除翻译带来的偏差。
密特朗主动缓和中法关系
密特朗是来自社会党的法国总统。他执政期间，是中法关系最紧张的阶段。然而，没过多久，因为感受到国内的经济压力和外交困境，1994年，他主动邀请过境的钱其琛外长，给予高规格的接待，以改善两国关系。
钱其琛外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密特朗总统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相当傲慢，每次会见必谈人权问题，这次却表现得谦恭有礼，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会见中，又避而不谈他最喜好的话题，而是大谈他如何钦佩中国经济的惊人发展速度和我国领导人治理12亿人口大国的能力。在离开爱丽舍宫的时候，有记者高声提问，和密特朗总统就人权问题谈得如何？我回答说，我们这次没有谈这个问题。众记者都面露惊讶之色。
除了政治上的歧见，密特朗的一生和中国的缘分还是很深的。
他曾三次访问中国：1961年春，作为在野党领袖他到中国作了一次旅行，毛泽东主席还送给他一对中国织锦靠垫。他参观游览了很多座城市，记下了许多见闻。1962年，他发表了专门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的专著《中国面临挑战》。
1981年，密特朗二访中国。在参观山东曲阜孔庙时，他拍了一张照片，照片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倾听龙的声音。回国后不到3个月，密特朗就当选为法国总统。1983年，已经身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第三次访问中国。
密特朗攻读的是法律，喜欢的却是文学及历史等。他了解文字的力量，对中国文化也十分推崇。他和旅法的大画家赵无极等华裔学者有密切的私人友谊，常常邀请他们到巴黎的中餐馆聚会，放下政治，海阔天空地神聊。
从二战以后历任法国总统的对华立场来看，甚至可以说，法国已经形成了“总统对华友好”的传统。事实上，由于中法政治、经济等关系的全面发展，加上中法在诸多国际事务上持相同立场，两国关系总体上保持着友好、合作，这种情缘也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