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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的一个下午，佛山拍卖行的一场拍卖会中，一栋起拍价512万的建筑物，被人拍走。但令人吃惊的是，竞买人众多的这次拍卖，只有一次竞价，短短10几分钟内便完成交易；其次，只有一人拿到标的，但每个参加的竞买人，都可以分得10万元。而去年，全国拍卖行业的总成交额更是高达3279亿元。
针对拍卖行业的财富谜团，记者随后跟随业内人士一探究竟。这个行业的一张完善的财富网络，逐渐浮出水面。
司空见惯的串拍
7月30日上午，记者在佛山禅城区的一个办公室里，找到了入行6年的职业竞买人吴先生。他正拿着一幅平面图和同事们比划，讨论这栋建筑物买下来，是否能赚钱。这场拍卖，是佛山拍卖行举行的234期拍卖会，标的法院委托，强制拍卖一套广州房产和一栋佛山建筑物。
吴先生看着记者，很直白地断言，“你想看串通拍卖，下午这栋建筑物的拍卖，就有人串通拍卖，我带你去。不过，不一定能成功。”
当吴先生和记者下午3点赶到会场时，拍卖师已宣读竞买规则了。人群却并不安静，现场没有拍卖中紧张的氛围。有两个男人的交谈声，始终不绝于耳。他们周围的几名男子则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动向。
拍卖行工作人员见状，走上前去制止这两名男子的谈话，只被一句“我们是朋友，说几句话”，噎回了座位。一旁维护秩序的法警，似乎对此已是熟视无睹，全然不理会这两人的作为。现场专设的工商监管席位，直到拍卖结束，一直空着。
拍卖师终于宣布竞价开始，这两名男子也随之安静。吴先生说，“这两个串拍的人谈好条件了。”果然，当拍卖师叫出512万的起拍价，只听见一个声音应价，“520万”。然后，任凭拍卖师一次次富有激情地询问，或是刻意地等待，却只是一片沉默。大家只顾做自己的事，有人接电话，有人玩手机。最终，拍卖师宣布，“520万，成交!”
人群立即散开，原本满满的会场，只剩下7个人竞买一处房产。但这些离开的人在楼下又聚集了。随后，这群人驾车离去，这其中不乏雷克萨斯、宝马的身影。“他们去分钱了。”吴先生淡然地说。
本来预计有一场激烈的竞价，却这样轻易地串通拍卖成功。吴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个串通者出价720万，给拍卖行520万，剩下的200万（给竞买人）平分。大家都出不起这个价，所以，就只好等分钱。吴先生凭借竞买人资格，也能从中分10万，“每场拍卖都有人想串，串通（行为）是很普遍的。但串通成功，有钱分，却不是很多的。”
此外，吴先生还透露，即使会场里一时达不成条件时，串拍的人还有备选方案。他们让人先以超低价从拍卖行拿下标的，然后再私下竞买，仍是出价最高者拿走标的。而这里面的玄机，就在于“会场竞价，是让委托人和拍卖行把钱赚走了；私下竞买，超过拿到标的的那部分钱，就给大家分了”。
但吴先生也说，他们不做两败俱伤的竞争。但标的价格超过三五千万时，他们也不会冒险串通。因为一旦被查处，则拍卖无效；另外，能出这个价的人，也不在乎分那点小钱。
而对于竞买人之间的串通，如果委托方很在意成交价格时，也会运用策略，打破串通。2007年11月，罗荣标律师参加了一场法院委托的一批陶瓷设备的拍卖，拍卖所得用于偿还债务。为了拍高价格，减轻压力。债务人首先便让拍卖行广泛通知行家参加竞买；其次，看货时，向这些行家摸底，确定合理的起拍价；第三，采用激励策略。凡将竞买价格提高到一定数额者，成交后另给一定数额的现金奖励。为减少控场者入场，竞买保证金也提高到600万。罗律师说，这样才使这套设备成功地从1800万，被拍到了2150万。
倾村出动的职业控场
而为了竞买中串通成功，又衍生了专门控制拍卖场的职业控场人。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保障其竞买人以超低价格拿到标的，坐收佣金，甚至直接染指竞买。尽管吴先生表示，这些人未必能真正控制局面。他们多带一些人去会场，不过是造势而已。但小李则称，他亲眼见过有人因不听劝阻，擅自举牌，出拍卖场就被打了。
唐红炬律师也从相关案子了解到，拍卖中，控场行为很普遍。这些职业控场人势力强大到竞买人不经过他们允许，不能进场竞买的地步。
在佛山检方今年5月的一份起诉书中，涉及的5场拍卖均出现有专人负责，分工明确的控场行为。2007年4月，广东公正拍卖佛山分公司在佛山金城酒店，举行一场陶瓷设备拍卖会。拍卖会开始前，按照计划，会场外负责控场的人员，通过强行收走其他竞买人的竞买牌，或使用恐吓手段，阻止其他竞买人入场。除了外围防范，在拍卖会场内，也安插5人，以应对意外。
果然，拍卖过程中，有人打算举牌。这时，会场里的控场人立即一拥而上，把这个竞买人控制住。不仅口头上恐吓，更是直接按住竞买人的手，不让他举牌。最终，这场拍卖，以控场人的“合作伙伴”低价成交而落幕。
这份起诉书中的涉案人员，均以参与黑社会罪名被起诉。除了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等罪，其中，非法控制拍卖市场也是涉黑的主要证据。而据记者调查，正如起诉书中提到的开设在一棵大树下的赌场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控制拍卖场的行为。
华南理工大学一位法学教授透露，据他个人调查和从官方渠道了解，职业控场人确实能够控制局面。深圳一些地方已出现一个村一个村的外来人，专门在深圳从事控场职业。“他们完全可以控制住场面”。该教授同时也表示，当前法律对此缺乏有效监管。
《拍卖法》在第65条规定，一旦查处有串通拍卖行为，则拍卖无效，并对相关人等处以罚款。对此，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胡旭晟曾建言，“恶意串通拍卖失去的是经济秩序，甚至是社会的稳定”。有必要增设串通拍卖罪，进行刑事处罚。但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应民则认为，竞买人私下的串通拍卖行为，即使增设“串通拍卖罪”，也存在恶意串通取证难的问题。“毕竟只是私下口头协议”。
“对控场行为的制裁，也主要是‘民事制裁’和‘治安处罚’。可以考虑通过刑事立法，加大惩罚力度。”刘应民认为。
但对这类串通、控场行为的刑事处罚，仍停留在讨论阶段。佛山检方本次以重罪起诉，也再次凸显了监管之困。
拍卖行的边缘行走
其实，竞买人的串通和控场人的职业化，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拍卖行逐利，则采用将规则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
不到30岁的小李，进入佛山房地产拍卖的竞买人的圈子，已经7年了。拍卖行给他们穿的“小鞋”，他早已洞悉。
小李告诉记者，拍卖行拿到标的后，为了牟利，便与人串通，进行黑箱操作。这时，他们就做一些小动作，让更少的人参加竞买。而拍卖行帮竞买方低价拿下标的，将从中获得除佣金外的另一笔钱，自然乐意合作。
诚如拍卖行负责拿拍卖标的的梁先生所说，竞买规则是很完备的。但小李指出，拍卖行从发布公告到拍卖，都有操作空间。比如，法院委托拍卖的标的，也因为二者公开的默契关系，监管自然不会太“苛刻”。据中国拍卖协会的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按照拍卖品来源统计，法院和政府委托拍卖超过了成交额的62.9%。其次，法院对媒体和公告内容上都有规定，但文章大小拍卖行却可以做主。说着，小李随手从一本拍卖公告剪报中，找出了一张7月30日的房产拍卖公告。就在这样一张拇指大小的小纸片上，却拥挤了百余字。“这样的公告，一不注意就忽略了。”小李说。 而在公告后的展示环节中，也有很多手段。比如，惯例是竞买人先看货，再决定参加拍卖。但小李就曾遭遇“要看货，先交保证金”，“都没有看货谁敢交呢”？而买家电话咨询时，工作人员一句“不清楚”，就打发了。即使最终得以看货，工作人员故意少介绍一部分货物，都会让竞买人认为不值，放弃竞买。小李抱怨说，“这些事，他们也只是口头上说，又没有书面材料；尽管法院开了标的清单，但并没具体到一套茶具有几个杯子啊？”
这群行业里浸淫多年的竞买人，通过自己的信息网，对此已早有防范。但小李告诉记者，“我经常刚去交完钱参加拍卖，回头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参加。不是拍卖行泄露的（消息），他们怎么会知道的那么快？”这些陌生电话告诉他们，房产会因某种原因过不了户，或直接让他们退出竞买，给他们分钱等。这些因素，更会让他们慎重考虑。
拍卖漏洞围堵之艰
针对拍卖行业出现的问题，广东省经贸委和省市工商局也在召开联动会议。广州市工商局合同处陈科长告诉记者，会议主要涉及经贸委和工商局对发放拍卖批准经营证书的监管问题。
据了解，作为拍卖行主管单位的经贸委，拥有发放拍卖批准经营证的权力，但企业出现问题，却无权收回证书。所以，希望工商局能配合经贸委，在监管上给予支持。陈科长指出，隶属经贸委和国家工商局的两家单位，跨部门合作本身就存在难度，而对经营证书发放权和取缔权分离的监管，就更复杂了。
除了监管乏力，深圳和天津两地作为全国企业清算破产试点法院，出现的法官的集体“沦陷”，也让拍卖行业更显尴尬。2006年，深圳市中院5名法官在审理破产案件中，与清算机构、拍卖公司和债权银行形成“腐败链条”落马。2008年7月，天津高院、一中院的4名法官被查出与清算所、拍卖行“默契配合”。
至此，拍卖行业所涉及的各方无一幸免，整个行业被打上了灰色标记。省拍协秘书长钟兴财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些很敏感的（监管）部门，拍卖本身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行业。”
“拍卖是为了牟利。但首先要解决谁应该获利。”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说，“作为一个中立的仲裁机构的法院，是不能牟利的。所以，要从立法中，限制法官权力；在制度上，设置利益隔断机制，预防法官的贪腐行为。但从《企业破产法》中过大的司法权力仍可看出，目前，立法还没完全达到要求。”
而1997年正式实施的《拍卖法》，也因拍卖中的问题，饱受诟病。11年过去了，据商务部统计，1996年，全国拍卖企业只有580多家，年拍卖成交额约100亿人民币；而10年后的2005年，全国拍卖企业已达4000多家，年拍卖成交额达2640亿元。
李曙光教授则指出，并不是简单地完善一部《拍卖法》，就能彻底解决拍卖行业目前的问题。
李教授认为，不能用专项法解决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目前，规范中国的市场经济，缺乏的是配套法律设施和诚信交易的市场环境。比如，交易中出现的串通拍卖和职业控场行为，则可以通过设立《反欺诈交易法》来解决问题。此外，还要建立完善和独立的法律诉讼环境，保障公民权益，让违规行为得以惩处。
而对立法的不足，李曙光表示，这可以通过判定法，即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弥补的。但前提是需要加强这些司法判例的科学性。
当法律得以规范，诚信交易社会建立，监管部门权责明晰，拍卖市场才有望真正净化。
针对拍卖行业的财富谜团，记者随后跟随业内人士一探究竟。这个行业的一张完善的财富网络，逐渐浮出水面。
司空见惯的串拍
7月30日上午，记者在佛山禅城区的一个办公室里，找到了入行6年的职业竞买人吴先生。他正拿着一幅平面图和同事们比划，讨论这栋建筑物买下来，是否能赚钱。这场拍卖，是佛山拍卖行举行的234期拍卖会，标的法院委托，强制拍卖一套广州房产和一栋佛山建筑物。
吴先生看着记者，很直白地断言，“你想看串通拍卖，下午这栋建筑物的拍卖，就有人串通拍卖，我带你去。不过，不一定能成功。”
当吴先生和记者下午3点赶到会场时，拍卖师已宣读竞买规则了。人群却并不安静，现场没有拍卖中紧张的氛围。有两个男人的交谈声，始终不绝于耳。他们周围的几名男子则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动向。
拍卖行工作人员见状，走上前去制止这两名男子的谈话，只被一句“我们是朋友，说几句话”，噎回了座位。一旁维护秩序的法警，似乎对此已是熟视无睹，全然不理会这两人的作为。现场专设的工商监管席位，直到拍卖结束，一直空着。
拍卖师终于宣布竞价开始，这两名男子也随之安静。吴先生说，“这两个串拍的人谈好条件了。”果然，当拍卖师叫出512万的起拍价，只听见一个声音应价，“520万”。然后，任凭拍卖师一次次富有激情地询问，或是刻意地等待，却只是一片沉默。大家只顾做自己的事，有人接电话，有人玩手机。最终，拍卖师宣布，“520万，成交!”
人群立即散开，原本满满的会场，只剩下7个人竞买一处房产。但这些离开的人在楼下又聚集了。随后，这群人驾车离去，这其中不乏雷克萨斯、宝马的身影。“他们去分钱了。”吴先生淡然地说。
本来预计有一场激烈的竞价，却这样轻易地串通拍卖成功。吴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个串通者出价720万，给拍卖行520万，剩下的200万（给竞买人）平分。大家都出不起这个价，所以，就只好等分钱。吴先生凭借竞买人资格，也能从中分10万，“每场拍卖都有人想串，串通（行为）是很普遍的。但串通成功，有钱分，却不是很多的。”
此外，吴先生还透露，即使会场里一时达不成条件时，串拍的人还有备选方案。他们让人先以超低价从拍卖行拿下标的，然后再私下竞买，仍是出价最高者拿走标的。而这里面的玄机，就在于“会场竞价，是让委托人和拍卖行把钱赚走了；私下竞买，超过拿到标的的那部分钱，就给大家分了”。
但吴先生也说，他们不做两败俱伤的竞争。但标的价格超过三五千万时，他们也不会冒险串通。因为一旦被查处，则拍卖无效；另外，能出这个价的人，也不在乎分那点小钱。
而对于竞买人之间的串通，如果委托方很在意成交价格时，也会运用策略，打破串通。2007年11月，罗荣标律师参加了一场法院委托的一批陶瓷设备的拍卖，拍卖所得用于偿还债务。为了拍高价格，减轻压力。债务人首先便让拍卖行广泛通知行家参加竞买；其次，看货时，向这些行家摸底，确定合理的起拍价；第三，采用激励策略。凡将竞买价格提高到一定数额者，成交后另给一定数额的现金奖励。为减少控场者入场，竞买保证金也提高到600万。罗律师说，这样才使这套设备成功地从1800万，被拍到了2150万。
倾村出动的职业控场
而为了竞买中串通成功，又衍生了专门控制拍卖场的职业控场人。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保障其竞买人以超低价格拿到标的，坐收佣金，甚至直接染指竞买。尽管吴先生表示，这些人未必能真正控制局面。他们多带一些人去会场，不过是造势而已。但小李则称，他亲眼见过有人因不听劝阻，擅自举牌，出拍卖场就被打了。
唐红炬律师也从相关案子了解到，拍卖中，控场行为很普遍。这些职业控场人势力强大到竞买人不经过他们允许，不能进场竞买的地步。
在佛山检方今年5月的一份起诉书中，涉及的5场拍卖均出现有专人负责，分工明确的控场行为。2007年4月，广东公正拍卖佛山分公司在佛山金城酒店，举行一场陶瓷设备拍卖会。拍卖会开始前，按照计划，会场外负责控场的人员，通过强行收走其他竞买人的竞买牌，或使用恐吓手段，阻止其他竞买人入场。除了外围防范，在拍卖会场内，也安插5人，以应对意外。
果然，拍卖过程中，有人打算举牌。这时，会场里的控场人立即一拥而上，把这个竞买人控制住。不仅口头上恐吓，更是直接按住竞买人的手，不让他举牌。最终，这场拍卖，以控场人的“合作伙伴”低价成交而落幕。
这份起诉书中的涉案人员，均以参与黑社会罪名被起诉。除了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等罪，其中，非法控制拍卖市场也是涉黑的主要证据。而据记者调查，正如起诉书中提到的开设在一棵大树下的赌场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控制拍卖场的行为。
华南理工大学一位法学教授透露，据他个人调查和从官方渠道了解，职业控场人确实能够控制局面。深圳一些地方已出现一个村一个村的外来人，专门在深圳从事控场职业。“他们完全可以控制住场面”。该教授同时也表示，当前法律对此缺乏有效监管。
《拍卖法》在第65条规定，一旦查处有串通拍卖行为，则拍卖无效，并对相关人等处以罚款。对此，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胡旭晟曾建言，“恶意串通拍卖失去的是经济秩序，甚至是社会的稳定”。有必要增设串通拍卖罪，进行刑事处罚。但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应民则认为，竞买人私下的串通拍卖行为，即使增设“串通拍卖罪”，也存在恶意串通取证难的问题。“毕竟只是私下口头协议”。
“对控场行为的制裁，也主要是‘民事制裁’和‘治安处罚’。可以考虑通过刑事立法，加大惩罚力度。”刘应民认为。
但对这类串通、控场行为的刑事处罚，仍停留在讨论阶段。佛山检方本次以重罪起诉，也再次凸显了监管之困。
拍卖行的边缘行走
其实，竞买人的串通和控场人的职业化，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拍卖行逐利，则采用将规则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
不到30岁的小李，进入佛山房地产拍卖的竞买人的圈子，已经7年了。拍卖行给他们穿的“小鞋”，他早已洞悉。
小李告诉记者，拍卖行拿到标的后，为了牟利，便与人串通，进行黑箱操作。这时，他们就做一些小动作，让更少的人参加竞买。而拍卖行帮竞买方低价拿下标的，将从中获得除佣金外的另一笔钱，自然乐意合作。
诚如拍卖行负责拿拍卖标的的梁先生所说，竞买规则是很完备的。但小李指出，拍卖行从发布公告到拍卖，都有操作空间。比如，法院委托拍卖的标的，也因为二者公开的默契关系，监管自然不会太“苛刻”。据中国拍卖协会的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按照拍卖品来源统计，法院和政府委托拍卖超过了成交额的62.9%。其次，法院对媒体和公告内容上都有规定，但文章大小拍卖行却可以做主。说着，小李随手从一本拍卖公告剪报中，找出了一张7月30日的房产拍卖公告。就在这样一张拇指大小的小纸片上，却拥挤了百余字。“这样的公告，一不注意就忽略了。”小李说。 而在公告后的展示环节中，也有很多手段。比如，惯例是竞买人先看货，再决定参加拍卖。但小李就曾遭遇“要看货，先交保证金”，“都没有看货谁敢交呢”？而买家电话咨询时，工作人员一句“不清楚”，就打发了。即使最终得以看货，工作人员故意少介绍一部分货物，都会让竞买人认为不值，放弃竞买。小李抱怨说，“这些事，他们也只是口头上说，又没有书面材料；尽管法院开了标的清单，但并没具体到一套茶具有几个杯子啊？”
这群行业里浸淫多年的竞买人，通过自己的信息网，对此已早有防范。但小李告诉记者，“我经常刚去交完钱参加拍卖，回头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参加。不是拍卖行泄露的（消息），他们怎么会知道的那么快？”这些陌生电话告诉他们，房产会因某种原因过不了户，或直接让他们退出竞买，给他们分钱等。这些因素，更会让他们慎重考虑。
拍卖漏洞围堵之艰
针对拍卖行业出现的问题，广东省经贸委和省市工商局也在召开联动会议。广州市工商局合同处陈科长告诉记者，会议主要涉及经贸委和工商局对发放拍卖批准经营证书的监管问题。
据了解，作为拍卖行主管单位的经贸委，拥有发放拍卖批准经营证的权力，但企业出现问题，却无权收回证书。所以，希望工商局能配合经贸委，在监管上给予支持。陈科长指出，隶属经贸委和国家工商局的两家单位，跨部门合作本身就存在难度，而对经营证书发放权和取缔权分离的监管，就更复杂了。
除了监管乏力，深圳和天津两地作为全国企业清算破产试点法院，出现的法官的集体“沦陷”，也让拍卖行业更显尴尬。2006年，深圳市中院5名法官在审理破产案件中，与清算机构、拍卖公司和债权银行形成“腐败链条”落马。2008年7月，天津高院、一中院的4名法官被查出与清算所、拍卖行“默契配合”。
至此，拍卖行业所涉及的各方无一幸免，整个行业被打上了灰色标记。省拍协秘书长钟兴财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些很敏感的（监管）部门，拍卖本身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行业。”
“拍卖是为了牟利。但首先要解决谁应该获利。”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说，“作为一个中立的仲裁机构的法院，是不能牟利的。所以，要从立法中，限制法官权力；在制度上，设置利益隔断机制，预防法官的贪腐行为。但从《企业破产法》中过大的司法权力仍可看出，目前，立法还没完全达到要求。”
而1997年正式实施的《拍卖法》，也因拍卖中的问题，饱受诟病。11年过去了，据商务部统计，1996年，全国拍卖企业只有580多家，年拍卖成交额约100亿人民币；而10年后的2005年，全国拍卖企业已达4000多家，年拍卖成交额达2640亿元。
李曙光教授则指出，并不是简单地完善一部《拍卖法》，就能彻底解决拍卖行业目前的问题。
李教授认为，不能用专项法解决交易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目前，规范中国的市场经济，缺乏的是配套法律设施和诚信交易的市场环境。比如，交易中出现的串通拍卖和职业控场行为，则可以通过设立《反欺诈交易法》来解决问题。此外，还要建立完善和独立的法律诉讼环境，保障公民权益，让违规行为得以惩处。
而对立法的不足，李曙光表示，这可以通过判定法，即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弥补的。但前提是需要加强这些司法判例的科学性。
当法律得以规范，诚信交易社会建立，监管部门权责明晰，拍卖市场才有望真正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