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先生是我一生非常敬仰、钦佩的一位德艺双馨的音乐家，小提琴大师。我很敬仰他的成就和为人。他的品德非常高尚，艺术非常精湛。我已经走过97岁的人生历程，但我听到这么杰出的中国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是第一位。可能是在一九三几年初，他刚从法国回来，中国音乐界都称他为“神童”，赞赏他的音乐天赋。他在巴黎相当长时间，但他宁愿放弃在国外的优越生活，怀着一片爱国激情回到祖国，目的就是把他所学的专长为祖国服务，促进中国音乐发展。他那颗中国心令人佩服。
　　他不仅自己拉琴，而且致力于创作，并在这方面获得丰硕的成果。他虽然掌握了很多很精练的外国作品，但他并不满足于只把外国作品介绍到中国来，而是更加尽力演奏他所创作出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作品，他既是演奏家，又是杰出的作曲家，这是很难得的。
　　有些作曲家并不及马思聪先生，但是出于一种自我表现的心理，常要对马先生的作品说三道四。马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有些人是出于无知。他跟别人还不说这些话。因为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和他是相同的。当时对学美声唱法的，也有不少人说三道四，说美声唱法就像嘴里含着个橄榄，吐字不清。我也认为这些人是出于无知，其实美声唱法很讲究吐词咬字，很重视歌唱语言的表现力。因为那时很“左”，谁也不敢说什么。马先生也觉得那时很“左”，人家批评他的作品洋里洋气，他也不敢说什么，但他私下里跟我说相信再过五十年，我们的音乐事业发达了，懂音乐的人越来越多，才能懂得他这些作品的价值。
　　马思聪先生回国后第一次开独奏会是在上海，当时中国没有音乐厅，只是在上海市政厅有一个工部局礼堂，经常只有外国人组成的乐队演出，指挥是意大利人叫帕奇（亦称梅百器——编者注），首席叫富华。马思聪先生从法国回来还很年轻，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这座市政厅演奏。当时我还是学生，在肖友梅先生办的国立音专学习，已经是高年级学生，快毕业了。马思聪先生的独奏会提出要请一个穿插节目，最好是唱的，好让他有休息的时间。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把我推荐去的。在马思聪先生第一次独奏会上我唱了三首舒伯特的歌曲，感到很高兴。这是我做学生第一次的公开的表演，可说是一开头就沾了他的光。
　　 虽说解放前我就与马思聪先生相识，但平时很少来往。我于1933年从上海音专毕业，有人推荐我到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去做助教，系主任是唐学咏，也是从法国回来的。 当时马思聪先生也在音乐系教小提琴，但我与马先生并没什么机会接触。与马思聪先生接触较多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几次一同出国。我是建国以后从欧洲回来的，第一次是1953年随中国音乐代表团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马思聪先生是团长，团员人数不多。马思聪先生虽然是团长，但从不摆架子。他是真正的艺术家，不断追求艺术的完美，热爱艺术，从不把艺术当作求名求利的工具，没有一点出人头地、压倒别人的坏思想，没有一点名利欲望，所以称他为品德高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是当之无愧的。
　　 马思聪先生跟大家平起平坐，一点架子也没有。他也参加演出，第一场演出在德沃夏克音乐厅，他拉了一些外国曲子，还拉了他自己创作的作品，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提琴拉得很出色，受到热烈欢迎，掌声雷动。一是因为他的技艺高明，二是他的作品独具一格，富有中国风韵的魅力。但他面对成功没有一点洋洋得意、喜形于色的自满，仍然是文质彬彬，很有礼貌。他的这种高贵品质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更使我受益匪浅。
　　 另外我也佩服他的中国文化修养，听他的谈吐就知道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字、诗词歌赋都有不俗的修养，对祖国的古典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他是怎样得来的？至今我也解释不了。
　　 马思聪先生有一颗可贵的爱国心，只要国家需要，一声号令他就全力以赴。1953年我们一起去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有幸和马先生在一个团。我们去的时候是11月，刚刚停战，火药味还挺浓。北朝鲜很冷，比我们东北还要冷。演出场所都是广场，看演出的志愿军就坐在冰冷的地上。我们出兵援朝是新中国成立 不久很艰苦的时代，志愿军战士十几、二十岁，都是我们的亲人。 他们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而且已经牺牲了不少。祖国派我们来看望这些年轻的亲人，他们全副武装席地而坐。炊事班带着柴米油盐，背着大锅坐在后面，一声号令他们马上就得去作战。面对这种场景，大家的心情真不知该怎么说。所有演员都是全心全意上场演出，马思聪先生这样的大艺术家也是竭尽全力。当他出场时，后台烧了一盆木炭，让马先生上台前烤烤火、搓搓手，但出台不到五分钟手就僵了。他仍然积极活动，坚持下去，尽量拉好。大家都是代表祖国来看望亲人，都希望他们听到美好的音乐，得到片刻欢乐。马思聪先生作为一个大音乐家能这样做很不容易，世界上许多大音乐家出风头的日子很高兴，而这种场合他们是否经历过？恐怕大都没有，所以我对马思聪先生这方面做出的表率非常敬佩。
　　
　　 另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建国40周年庆祝活动，主人请我们在红场观看了阅兵典礼，还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我们在红场被安排在很好的位置，观赏阅兵庆典威武壮阔的场面。那次梅兰芳先生也去了，大家一起游览列宁格勒，在莫斯科一起上街买东西。马思聪、梅兰芳先生都和其他人同去，像普通人一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50年马思聪先生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实际上他对行政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的才能表现在艺术方面、音乐方面。当然不是说他没有才能管理行政，但他根本没有这种意图、这种想法。他脑子里没有“升官发财”这几个字。院长职务是国家委任的，中国政府让名家当院长，看中他的才气，为音乐院增光，为国家增光。但他根本不想当官，手中有权也不愿利用，依然一颗平常心。院里的事情都是党委书记管，他还是拉他的琴，开音乐会，搞创作，教学生。他教学生特别认真，分给他的学生他都尽心尽力去教。后来1961年我做了副院长，我看他做院长都不发号施令，我做个副院长又算什么呢？千万不要摆这个架子，我本来就是个平常人，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我们国家很重视人才，他当院长时的条件还很艰苦，学院想把他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好一些，但他并没有丝毫这方面的要求。后来他还经常请我们去他家玩，吃广东菜，很亲切，没有一点架子。
　　“文革”中我们还有一段艰苦的历程，一起关在牛棚里头。那真是一段艰苦的生活。有时还要在院子里游行，手里敲着簸箕，喊“我是牛鬼蛇神”。党委书记赵沨排第一，后面就是马思聪，我也戴了一顶高帽子，好像排在第四的位置上。
　　 在当时中央音乐学院5号楼后面有几间小平房，红卫兵把我们关在里头。回忆起来还是吃了不少苦头。不给我们好好吃饭，薪水也不发。马先生比我们吃的苦头还要多，还要大。但是管我们的学生头头是管弦系学习小提琴的，我知道他们心里并不恨马院长。但有些外面的中学生，音乐学院旁边的某中学红卫兵来了那就很可怕，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我觉得这不光是我们个人吃苦的事，而是中国历史上左倾路线造成的噩梦。不少无辜的人受到打击，甚至丧失生命，这是时代的悲剧。
　　 马思聪先生也为此受到伤害，但他热爱祖国的心仍旧如当初。虽然他后来去了国外，依然热爱祖国。周总理几次想接他回来，但因各种原因没有成功。马先生自己也很想回来，却终于没有达到愿望。
　　 马思聪先生的不平凡不仅在艺术成就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有一颗平常人的心，一颗热爱祖国的心。所以我称他是德艺双馨的杰出艺术家是有事实根据的。对马思聪先生的感受都是我亲身经历到的，不是听人说的，是实实在在的。
　　
　　喻宜萱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原副院长、声乐系主任
　　金毓镇 《马思聪全集》编辑委员会秘书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