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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3日那天，陈建斌有点用力过猛。那是他的电影处女作《一个勺子》开定档发布会的日子，片方用了许多心思。
陈建斌饰演的角色叫“拉条子”（西北方言中“拉面”的意思），片方在台上端出了一碗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巨型拉面，重达0？郾75吨，光白面就用了800斤。
活动中，曾被制片人宋宪强认为“缺乏娱乐精神”的陈建斌不仅给妻子（剧中扮演女主角金枝子）蒋勤勤喂拉面，还主动给片中的男二号王学兵喂食。
男演员之间的一丝暧昧被认为是网络上可以炒作的小话题，许多年轻姑娘喜欢这样的内容。
陈建斌和王学兵甚至拿着一把大勺子当作信物，现场结拜为“勺子兄弟”。陈建斌还在台上学起了羊叫，因为他在剧中是一个牧羊人。
“我从来没在台上那么耍过宝，为自己的片子吆喝，那么地攒劲儿。”那天从台上下来后，他对蒋勤勤说。
“陈建斌太期待了。那天他的老师同学们都来了，他就感觉‘我总算交了一个不错的作业，让我的恩师看到了，我是一个足以让他们骄傲的人’。那天就和他说的一样，嘴都没合上似的，一直在说、在笑。”蒋勤勤说。
尽管没有公映，这部电影至少已经获得了业界的肯定。2014年11月的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一个勺子》入围5项提名，自导自演的陈建斌一人获得“最佳新导演”和“最佳男主演”两个奖项，王学兵也入围最佳男配角—虽然最终并未获奖，但很多人都认为，他贡献了一次非凡的演出。
两个男人都不是偶像派，但足以被划入“有味道”的范畴。
电影中，陈建斌扮演的农民“拉条子”在镇上遇到了一个讨饭的傻子，拉条子甩不掉，折腾几天之后只好把他养在家。贴了寻人启事，很快有人说是傻子的家人，把傻子接走。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接二连三有自称傻子家人的人来找他，硬说拉条子把傻子卖了。拉条子无法自证清白，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其中王学兵有25分钟的戏，他敲诈了“拉条子”5万块钱。
剧情里钱是一件大事，现实中也是。得到金马的肯定并不是全部，2015年春天，所有的导演都期待在票房上有所斩获。
“心情很复杂、很矛盾，也很激动、很焦虑，就像一个要出嫁的姑娘似的。”陈建斌这么描述3月初的心情。
等 待
陈建斌的导演梦已经做了27年。
1988年，18岁的陈建斌架着一台M7摄像机站在新疆大学的校园里拍摄，发现“什么都不会拍”。
之后陈建斌在电视剧里蛰伏多年：《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新三国》中的曹操以及《甄嬛传》中的雍正—3部“旧社会”的电视剧加起来拍了205集。他发现越来越没有足够心力去支撑每天12、15个小时的拍摄。2013年，《甄嬛传》还在各大卫视热播时，演了15年电视剧的陈建斌感觉自己演戏的热情衰减了，“找不到创作的快乐”。
“大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已经很有钱了，每天生活的地方还和工棚一样，吃的、穿的也很普通。钱和锦衣玉食的生活并不能给他带来幸福。幸福的感觉是创作的快乐，穿着破衣服，丁零咣啷在那儿凿东西。”当陈建斌感觉到自己雕来雕去都是一块石头的时候，他知道“剩下的就是受苦了”。
直到读到作家胡学文的小说《奔跑的月光》，他心底的导演梦才又重新被激活，觉得不能再等了。他把这部小说改成了《一个勺子》，勺子在西北方言里，就是“傻子”的意思。
电影开拍前两天的晚上，平时很少做梦的陈建斌罕见的“每天一个噩梦”。他梦到自己参加一个很隆重的演出，在台上突然间忘词了，急得团团转；他梦到地球突然被另一个巨大星球撞击了，世界末日来了，“早上起来还沉浸在那种情绪中”。
电视剧和电影是两个世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适应大银幕带来的紧张。
不过陈建斌说，当他坐在导演监视器前的那一刻开始，他的恐惧、焦灼通通不在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我干过千百遍了，一点都不陌生。”陈建斌说，“就像你看到一块大石头，你已经在心里画出了那个雕塑，雕的时候就发现手是听自己内心指挥的，要它怎样它就怎样。那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我真的很喜欢。”
“拉条子”这个角色让陈建斌找到了久违的亲切感，以及“创作的快乐”。
此后的事情似乎也都顺风顺水，拿到了金马，排定了档期，直到王学兵因为吸毒被警方带走。
2015年3月10日，制片人宋宪强给陈建斌打电话通报此事。陈建斌难以相信：“你在哪里看到的？现在谣言很多。”消息确认后，陈建斌把自己关进了书房，一个人待了很久。
2015年9月2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下发文件：“暂停播出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广告节目”、“城市电影院线、电影院、农村电影放映院线和电影队暂停放映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陈建斌说。这样的事情在娱乐圈并不鲜见，每次他都是当新闻看，不觉得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交集。“痛苦没用，着急也没用。之前很多电影都遇到过。那都是些大电影、大佬级的人，我是一个新导演，我一看，我说这倒霉了。”
宋宪强代表制作方找到广电总局，对方给的答复是：等待。
“等两样东西，一是王学兵的事情有没有定论，二是广电总局可能会有更细致的文件。”宋宪强表示。
2015年3月13日，等待中的他们发布了一款“人生无奈，学好归来”的海报。4位主创中的陈建斌、蒋勤勤、金世佳光脚走在西北荒凉的公路上，中间是一个空出的影子，这个位置曾经属于王学兵。
不能踩兄弟一脚，但又不能表现出冒犯社会良俗的任何情绪。这个谨慎地拿捏着尺度的海报代表着最后的希望。
多名电影人陆续发声表示支持《一个勺子》。导演徐峥在微博的声援看起来熟知法理：“电影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由于影视投资方无法预见参与人员的违法行为，因此封杀行动不应溯及既往。” 电影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从演员离开剧组到影片上映，可能要半年甚至一年的工夫，制片方最多能做到保证演员进组时没有在吸毒，因为几个月后一个人吸毒就封杀一部去年已经制作成的电影，电影制作方的风险会越来越高。
没有等来新文件。
2015年4月27日，《一个勺子》片方宣布电影无法在5月1日上映。
底 线
2015年5月，陈建斌去参加一次电视访谈—这是之前为宣传期定下的采访，也是那一轮采访中唯一没有被改变的行程。
主持人问陈建斌：“你觉得《一个勺子》还会上映吗？”陈建斌回答：“这取决于你能不能过得了自己那关。”
“一个人跟他自己斗争，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外化出来的。很多电影和文学的母题都在讲这个。”陈建斌说。
《一个勺子》不是唯一一个受到涉毒演员困扰的影片。
当时因为类似原因遭遇上映阻力的还有《小时代4》和《捉妖记》，这两部电影均因主演柯震东涉毒，被迫做出调整以求上映。前者剪去了柯震东几乎所有的正面清晰镜头，后者干脆把柯震东的戏份全部删除，把男主角换成井柏然重新拍摄。
上映受阻后，陈建斌也曾想过补拍或者重拍一些镜头。
“观众对电影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小时代4》大家看的是时尚气息的表达，《一个勺子》大家看的是这部电影怎么突然拿到那么多分量很重的奖项。”宋宪强没有给陈建斌太多压力，他同时也是《小时代4》的投资方之一，声称在投资《一个勺子》之前就做好了不赚钱的准备，“就是要拍出一个好电影，让大家看到。即便这部电影不上映，它也是成功的”。
由于找不到比王学兵更合适的演员，主创们甚至建议陈建斌本人来顶替王学兵的角色重新拍摄。陈建斌真的留起胡须，在北京附近找了一个村庄作为外景地。之前影片的外景地是贴近新疆的甘肃农村。
季节和感觉已经通通不对了。拍了几条试着剪进原来的电影后，他总觉得无法满意。“这是王学兵最好的表演之一。”
“陈建斌很坚持，会陷入到对自我创作极高的要求中。拍《一个勺子》的时候，摄影、美术等其他主创觉得已经够了，他会觉得还不行，得满分了才能通过。他的新剧本，构思了两年多，又做了半年，到现在还没有给一个人看。他觉得他的剧本一旦拿出来了，就是要让所有演员为之疯狂，觉得是不可推卸的角色。”制片人宋宪强说。
陈建斌最终放弃了重拍。“我可以把它按照我的想法剪成任何一个样子，其中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我一定选择这个样子去见观众。换演员、用特技或者重拍，可不可以完成一个电影呢？都是可以的，但不是我认定我最喜欢的那个。我心里不太接受这个东西，它不是我想拿来见观众的那个作品。”陈建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了自己的选择。
陈建斌说不能为了上映而“破坏”这部电影—《一个勺子》是他多年电影梦的结晶，也是人到中年之后对精神原乡的一种自我慰藉。
原著中的故事背景是在河北乡下，开拍前，陈建斌去转了一圈，发现找不到感觉，就把故事搬到了甘肃农村，将主角“农民”的身份改成了“放羊倌”，名字也改成了“拉条子”。这让陈建斌感觉自己住进了角色的身体里：“我不用做准备，我就是他。”
7岁之前的陈建斌生活在新疆农村，从小说着土话呼朋引伴，从心底喜欢农村的气息，觉得淳朴、宁静。
“暮色黄昏的时候，经过田野，一闻到烧麦子的味道，就会想起小时候村子里好多这样的东西。它一下子把我从现实的生活里抽离走了，躯壳还在这儿，灵魂进入到另一个地方了。”陈建斌说。
即便在今天的北京城，若是早起看见运送蔬菜的马匹，他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冒出一句台词：“你怎么也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觉得特亲切，觉得我和它特别像，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跑城里来了，还觉得自己和宝马车没区别。但别人看着它会觉得，朋友，您不是那汽车，您就是一匹马，在马路上拉屎撒尿呢，很不文明很不像话，但在农村，我们都觉得正常。我就会特别心疼它：你行吗，红绿灯你能看懂吗？”
陈建斌也无数次意识到自己和都市的复杂规则在发生冲突，“不舒服、不适应，但又不可能改变，只能被它改变……就算是一个小孩子，改变他，他也是痛苦的。”
陈建斌不忍心再为了现代规则而去接受这种削足适履的过程。
他拒绝用“无奈”来形容当时的处境，“因为这还不是完全被动、消极的绝境”。
陈建斌经历过真正的绝望，那是1990年，20岁的陈建斌从新疆到北京上学。此后长达9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找他拍过戏。他一个人住在宿舍，独自去食堂打饭，吃完饭看书、听音乐，或者去图书馆，然后再去打饭，周而复始。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就是戏里说的‘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去’，没有任何的事，心就像古井里的水似的。”陈建斌回忆，“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可能做不了演员了，因为没有机会。干不上你最想干的事情，你很绝望。和现在的日子相比，那时候一天等于现在一个月。”
代 价
等待《一个勺子》上映的半年里，蒋勤勤很少在家和陈建斌提这部电影，只偶尔会调侃：“如果大家没有看到，也挺好的。这部电影就像谜一样。拿了那么多奖，突然说不上映了，大家的期待值可能会更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她说陈建斌是一个不喜欢将情绪整天写在脸上的人，出了书房就不会谈工作，“他可能会伤心，但不会让我看到”。
“如果是一个特别顺利的人，可能就觉得是灭顶之灾。”过往的经历让陈建斌能够坦然面对可能遥遥无期的等待，“很多事情在我看来，还叫个事儿啊？我看很多人还为它焦头烂额，我觉得真不算什么事。”
转机在2015年8月出现，《一个勺子》获得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3项提名，这是代表中国电影业官方态度的奖项。
这给了宋宪强希望，他再次找到广电总局相关领导，终于有了好消息：“既然电影得到了那么多评委的认可和肯定，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可以准备上映了，但是要保持低调。”2015年9月18日，历经半年波折之后，《一个勺子》确定于2015年11月20日正式上映。 在重新规划的宣传期里，工作人员把陈建斌从新的剧组捞了出来。从早上10点开始，他得接受6家媒体的专访。在和记者相处的76分钟时间内，他抽了4支烟，换了两种坐姿。
采访进行到57分钟的时候，他说出了对这一整天工作的怀疑：“我们一天都在做这种采访，有意义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必须得做这个事情，但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我会怀疑，真的。”
陈建斌做了一个对过去的假设：“如果是在五一上映，我会很兴奋。”他又多提了一句，“你看我在3月3日的发布会上有多开心。”
蒋勤勤曾以“勺子”来褒奖过自己的夫君和合作者。在去年金马奖的舞台上，蒋勤勤说：“他才华横溢、认真努力，是一个对电影充满热情的勺子，一个绝对标准的勺子。”
2005年，拍摄《乔家大院》期间，陈建斌和蒋勤勤因戏结缘。最初，两人经常因为对一场戏的理解不同而争吵。有时候蒋勤勤认真背了一整夜的台词，第二天到了现场，却发现陈建斌已经和导演商量着把那场戏全改了。蒋勤勤一度想离开剧组。
“我觉得他在人情世故上是一个比较勺、比较傻的人，不懂得好好说话。有的时候并不需要你做什么，只是三两句好听的话，旁边的人就会帮你把事情做得很好，会让你很舒服。他就不知道怎么和人沟通和相处。”蒋勤勤说。
她和陈建斌结婚9年，因为觉得难以启齿直到现在陈建斌见到岳父岳母都不叫“爸爸妈妈”，而是跟着孩子叫“外公外婆”。
宋宪强说：“陈建斌是一个不太融入娱乐化、科技化社会的人。”宋宪强投资了别的电影，叫陈建斌来和别的明星参加活动，但陈建斌经常会觉得“没有具体的事，和人见面没有必要”。
根据蒋勤勤的说法，陈建斌改变了不少，他会经常教育8岁的儿子：“要知好歹，要感谢成长过程中给你力量的人，这个过程中要变得好相处、要和善。走哪儿都不要像个刺猬一样，这样只会让你很糟糕。”
现在的陈建斌也很少给对戏的演员出难题。“现在大家会说，陈老师不是大家传的戏霸啊，很好合作，没有要求我们要怎样怎样。这也是他的成长，把更难的部分交给了自己。”蒋勤勤说。
“生活教育了我。”陈建斌将自己的反思全部表达进了电影中，“我想变成一个特别随和的人，但是我做不到，我不是那样的人，作斗争、作斗争，终于把它扔了。扔了之后怅然若失，我不再是我了，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在重新剪辑后的版本中，陈建斌把王学兵的戏份从25分钟缩减到了15分钟。
王学兵仍然是全戏的收尾：王学兵饰演的大头哥把陈建斌饰演的拉条子在雪地里打了一顿，并称“你才是个傻子”。
之后拉条子真的戴上了勺子的红色面具，他穿过人群，看到了一个有颜色的世界。他最终败在了世俗的偏见里，变成了一个认死理儿的、被嫌弃、被淘汰的傻子。
陈建斌提到最喜欢的演员是丹尼尔·戴·刘易斯，刘易斯曾三度获封奥斯卡影帝，最近一次演的是美国前总统林肯。这个英国人扮演的总统为了废除奴隶制，不惜收买政敌拿钱行贿。但刘易斯本人不演戏的时候就隐居在乡下，偶尔进城也是湮没在人群中。
“我还是太聪明，还是想太多。在某些方面，我应该再笨一点儿。”陈建斌说。
（摘自《博客天下》）
陈建斌饰演的角色叫“拉条子”（西北方言中“拉面”的意思），片方在台上端出了一碗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巨型拉面，重达0？郾75吨，光白面就用了800斤。
活动中，曾被制片人宋宪强认为“缺乏娱乐精神”的陈建斌不仅给妻子（剧中扮演女主角金枝子）蒋勤勤喂拉面，还主动给片中的男二号王学兵喂食。
男演员之间的一丝暧昧被认为是网络上可以炒作的小话题，许多年轻姑娘喜欢这样的内容。
陈建斌和王学兵甚至拿着一把大勺子当作信物，现场结拜为“勺子兄弟”。陈建斌还在台上学起了羊叫，因为他在剧中是一个牧羊人。
“我从来没在台上那么耍过宝，为自己的片子吆喝，那么地攒劲儿。”那天从台上下来后，他对蒋勤勤说。
“陈建斌太期待了。那天他的老师同学们都来了，他就感觉‘我总算交了一个不错的作业，让我的恩师看到了，我是一个足以让他们骄傲的人’。那天就和他说的一样，嘴都没合上似的，一直在说、在笑。”蒋勤勤说。
尽管没有公映，这部电影至少已经获得了业界的肯定。2014年11月的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一个勺子》入围5项提名，自导自演的陈建斌一人获得“最佳新导演”和“最佳男主演”两个奖项，王学兵也入围最佳男配角—虽然最终并未获奖，但很多人都认为，他贡献了一次非凡的演出。
两个男人都不是偶像派，但足以被划入“有味道”的范畴。
电影中，陈建斌扮演的农民“拉条子”在镇上遇到了一个讨饭的傻子，拉条子甩不掉，折腾几天之后只好把他养在家。贴了寻人启事，很快有人说是傻子的家人，把傻子接走。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接二连三有自称傻子家人的人来找他，硬说拉条子把傻子卖了。拉条子无法自证清白，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其中王学兵有25分钟的戏，他敲诈了“拉条子”5万块钱。
剧情里钱是一件大事，现实中也是。得到金马的肯定并不是全部，2015年春天，所有的导演都期待在票房上有所斩获。
“心情很复杂、很矛盾，也很激动、很焦虑，就像一个要出嫁的姑娘似的。”陈建斌这么描述3月初的心情。
等 待
陈建斌的导演梦已经做了27年。
1988年，18岁的陈建斌架着一台M7摄像机站在新疆大学的校园里拍摄，发现“什么都不会拍”。
之后陈建斌在电视剧里蛰伏多年：《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新三国》中的曹操以及《甄嬛传》中的雍正—3部“旧社会”的电视剧加起来拍了205集。他发现越来越没有足够心力去支撑每天12、15个小时的拍摄。2013年，《甄嬛传》还在各大卫视热播时，演了15年电视剧的陈建斌感觉自己演戏的热情衰减了，“找不到创作的快乐”。
“大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已经很有钱了，每天生活的地方还和工棚一样，吃的、穿的也很普通。钱和锦衣玉食的生活并不能给他带来幸福。幸福的感觉是创作的快乐，穿着破衣服，丁零咣啷在那儿凿东西。”当陈建斌感觉到自己雕来雕去都是一块石头的时候，他知道“剩下的就是受苦了”。
直到读到作家胡学文的小说《奔跑的月光》，他心底的导演梦才又重新被激活，觉得不能再等了。他把这部小说改成了《一个勺子》，勺子在西北方言里，就是“傻子”的意思。
电影开拍前两天的晚上，平时很少做梦的陈建斌罕见的“每天一个噩梦”。他梦到自己参加一个很隆重的演出，在台上突然间忘词了，急得团团转；他梦到地球突然被另一个巨大星球撞击了，世界末日来了，“早上起来还沉浸在那种情绪中”。
电视剧和电影是两个世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适应大银幕带来的紧张。
不过陈建斌说，当他坐在导演监视器前的那一刻开始，他的恐惧、焦灼通通不在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我干过千百遍了，一点都不陌生。”陈建斌说，“就像你看到一块大石头，你已经在心里画出了那个雕塑，雕的时候就发现手是听自己内心指挥的，要它怎样它就怎样。那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我真的很喜欢。”
“拉条子”这个角色让陈建斌找到了久违的亲切感，以及“创作的快乐”。
此后的事情似乎也都顺风顺水，拿到了金马，排定了档期，直到王学兵因为吸毒被警方带走。
2015年3月10日，制片人宋宪强给陈建斌打电话通报此事。陈建斌难以相信：“你在哪里看到的？现在谣言很多。”消息确认后，陈建斌把自己关进了书房，一个人待了很久。
2015年9月2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下发文件：“暂停播出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各类广播电视节目以及代言的广告节目”、“城市电影院线、电影院、农村电影放映院线和电影队暂停放映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陈建斌说。这样的事情在娱乐圈并不鲜见，每次他都是当新闻看，不觉得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交集。“痛苦没用，着急也没用。之前很多电影都遇到过。那都是些大电影、大佬级的人，我是一个新导演，我一看，我说这倒霉了。”
宋宪强代表制作方找到广电总局，对方给的答复是：等待。
“等两样东西，一是王学兵的事情有没有定论，二是广电总局可能会有更细致的文件。”宋宪强表示。
2015年3月13日，等待中的他们发布了一款“人生无奈，学好归来”的海报。4位主创中的陈建斌、蒋勤勤、金世佳光脚走在西北荒凉的公路上，中间是一个空出的影子，这个位置曾经属于王学兵。
不能踩兄弟一脚，但又不能表现出冒犯社会良俗的任何情绪。这个谨慎地拿捏着尺度的海报代表着最后的希望。
多名电影人陆续发声表示支持《一个勺子》。导演徐峥在微博的声援看起来熟知法理：“电影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由于影视投资方无法预见参与人员的违法行为，因此封杀行动不应溯及既往。” 电影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从演员离开剧组到影片上映，可能要半年甚至一年的工夫，制片方最多能做到保证演员进组时没有在吸毒，因为几个月后一个人吸毒就封杀一部去年已经制作成的电影，电影制作方的风险会越来越高。
没有等来新文件。
2015年4月27日，《一个勺子》片方宣布电影无法在5月1日上映。
底 线
2015年5月，陈建斌去参加一次电视访谈—这是之前为宣传期定下的采访，也是那一轮采访中唯一没有被改变的行程。
主持人问陈建斌：“你觉得《一个勺子》还会上映吗？”陈建斌回答：“这取决于你能不能过得了自己那关。”
“一个人跟他自己斗争，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外化出来的。很多电影和文学的母题都在讲这个。”陈建斌说。
《一个勺子》不是唯一一个受到涉毒演员困扰的影片。
当时因为类似原因遭遇上映阻力的还有《小时代4》和《捉妖记》，这两部电影均因主演柯震东涉毒，被迫做出调整以求上映。前者剪去了柯震东几乎所有的正面清晰镜头，后者干脆把柯震东的戏份全部删除，把男主角换成井柏然重新拍摄。
上映受阻后，陈建斌也曾想过补拍或者重拍一些镜头。
“观众对电影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小时代4》大家看的是时尚气息的表达，《一个勺子》大家看的是这部电影怎么突然拿到那么多分量很重的奖项。”宋宪强没有给陈建斌太多压力，他同时也是《小时代4》的投资方之一，声称在投资《一个勺子》之前就做好了不赚钱的准备，“就是要拍出一个好电影，让大家看到。即便这部电影不上映，它也是成功的”。
由于找不到比王学兵更合适的演员，主创们甚至建议陈建斌本人来顶替王学兵的角色重新拍摄。陈建斌真的留起胡须，在北京附近找了一个村庄作为外景地。之前影片的外景地是贴近新疆的甘肃农村。
季节和感觉已经通通不对了。拍了几条试着剪进原来的电影后，他总觉得无法满意。“这是王学兵最好的表演之一。”
“陈建斌很坚持，会陷入到对自我创作极高的要求中。拍《一个勺子》的时候，摄影、美术等其他主创觉得已经够了，他会觉得还不行，得满分了才能通过。他的新剧本，构思了两年多，又做了半年，到现在还没有给一个人看。他觉得他的剧本一旦拿出来了，就是要让所有演员为之疯狂，觉得是不可推卸的角色。”制片人宋宪强说。
陈建斌最终放弃了重拍。“我可以把它按照我的想法剪成任何一个样子，其中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我一定选择这个样子去见观众。换演员、用特技或者重拍，可不可以完成一个电影呢？都是可以的，但不是我认定我最喜欢的那个。我心里不太接受这个东西，它不是我想拿来见观众的那个作品。”陈建斌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了自己的选择。
陈建斌说不能为了上映而“破坏”这部电影—《一个勺子》是他多年电影梦的结晶，也是人到中年之后对精神原乡的一种自我慰藉。
原著中的故事背景是在河北乡下，开拍前，陈建斌去转了一圈，发现找不到感觉，就把故事搬到了甘肃农村，将主角“农民”的身份改成了“放羊倌”，名字也改成了“拉条子”。这让陈建斌感觉自己住进了角色的身体里：“我不用做准备，我就是他。”
7岁之前的陈建斌生活在新疆农村，从小说着土话呼朋引伴，从心底喜欢农村的气息，觉得淳朴、宁静。
“暮色黄昏的时候，经过田野，一闻到烧麦子的味道，就会想起小时候村子里好多这样的东西。它一下子把我从现实的生活里抽离走了，躯壳还在这儿，灵魂进入到另一个地方了。”陈建斌说。
即便在今天的北京城，若是早起看见运送蔬菜的马匹，他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冒出一句台词：“你怎么也来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觉得特亲切，觉得我和它特别像，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跑城里来了，还觉得自己和宝马车没区别。但别人看着它会觉得，朋友，您不是那汽车，您就是一匹马，在马路上拉屎撒尿呢，很不文明很不像话，但在农村，我们都觉得正常。我就会特别心疼它：你行吗，红绿灯你能看懂吗？”
陈建斌也无数次意识到自己和都市的复杂规则在发生冲突，“不舒服、不适应，但又不可能改变，只能被它改变……就算是一个小孩子，改变他，他也是痛苦的。”
陈建斌不忍心再为了现代规则而去接受这种削足适履的过程。
他拒绝用“无奈”来形容当时的处境，“因为这还不是完全被动、消极的绝境”。
陈建斌经历过真正的绝望，那是1990年，20岁的陈建斌从新疆到北京上学。此后长达9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找他拍过戏。他一个人住在宿舍，独自去食堂打饭，吃完饭看书、听音乐，或者去图书馆，然后再去打饭，周而复始。
“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就是戏里说的‘没有人来，也没有人去’，没有任何的事，心就像古井里的水似的。”陈建斌回忆，“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可能做不了演员了，因为没有机会。干不上你最想干的事情，你很绝望。和现在的日子相比，那时候一天等于现在一个月。”
代 价
等待《一个勺子》上映的半年里，蒋勤勤很少在家和陈建斌提这部电影，只偶尔会调侃：“如果大家没有看到，也挺好的。这部电影就像谜一样。拿了那么多奖，突然说不上映了，大家的期待值可能会更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她说陈建斌是一个不喜欢将情绪整天写在脸上的人，出了书房就不会谈工作，“他可能会伤心，但不会让我看到”。
“如果是一个特别顺利的人，可能就觉得是灭顶之灾。”过往的经历让陈建斌能够坦然面对可能遥遥无期的等待，“很多事情在我看来，还叫个事儿啊？我看很多人还为它焦头烂额，我觉得真不算什么事。”
转机在2015年8月出现，《一个勺子》获得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3项提名，这是代表中国电影业官方态度的奖项。
这给了宋宪强希望，他再次找到广电总局相关领导，终于有了好消息：“既然电影得到了那么多评委的认可和肯定，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可以准备上映了，但是要保持低调。”2015年9月18日，历经半年波折之后，《一个勺子》确定于2015年11月20日正式上映。 在重新规划的宣传期里，工作人员把陈建斌从新的剧组捞了出来。从早上10点开始，他得接受6家媒体的专访。在和记者相处的76分钟时间内，他抽了4支烟，换了两种坐姿。
采访进行到57分钟的时候，他说出了对这一整天工作的怀疑：“我们一天都在做这种采访，有意义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必须得做这个事情，但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我会怀疑，真的。”
陈建斌做了一个对过去的假设：“如果是在五一上映，我会很兴奋。”他又多提了一句，“你看我在3月3日的发布会上有多开心。”
蒋勤勤曾以“勺子”来褒奖过自己的夫君和合作者。在去年金马奖的舞台上，蒋勤勤说：“他才华横溢、认真努力，是一个对电影充满热情的勺子，一个绝对标准的勺子。”
2005年，拍摄《乔家大院》期间，陈建斌和蒋勤勤因戏结缘。最初，两人经常因为对一场戏的理解不同而争吵。有时候蒋勤勤认真背了一整夜的台词，第二天到了现场，却发现陈建斌已经和导演商量着把那场戏全改了。蒋勤勤一度想离开剧组。
“我觉得他在人情世故上是一个比较勺、比较傻的人，不懂得好好说话。有的时候并不需要你做什么，只是三两句好听的话，旁边的人就会帮你把事情做得很好，会让你很舒服。他就不知道怎么和人沟通和相处。”蒋勤勤说。
她和陈建斌结婚9年，因为觉得难以启齿直到现在陈建斌见到岳父岳母都不叫“爸爸妈妈”，而是跟着孩子叫“外公外婆”。
宋宪强说：“陈建斌是一个不太融入娱乐化、科技化社会的人。”宋宪强投资了别的电影，叫陈建斌来和别的明星参加活动，但陈建斌经常会觉得“没有具体的事，和人见面没有必要”。
根据蒋勤勤的说法，陈建斌改变了不少，他会经常教育8岁的儿子：“要知好歹，要感谢成长过程中给你力量的人，这个过程中要变得好相处、要和善。走哪儿都不要像个刺猬一样，这样只会让你很糟糕。”
现在的陈建斌也很少给对戏的演员出难题。“现在大家会说，陈老师不是大家传的戏霸啊，很好合作，没有要求我们要怎样怎样。这也是他的成长，把更难的部分交给了自己。”蒋勤勤说。
“生活教育了我。”陈建斌将自己的反思全部表达进了电影中，“我想变成一个特别随和的人，但是我做不到，我不是那样的人，作斗争、作斗争，终于把它扔了。扔了之后怅然若失，我不再是我了，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在重新剪辑后的版本中，陈建斌把王学兵的戏份从25分钟缩减到了15分钟。
王学兵仍然是全戏的收尾：王学兵饰演的大头哥把陈建斌饰演的拉条子在雪地里打了一顿，并称“你才是个傻子”。
之后拉条子真的戴上了勺子的红色面具，他穿过人群，看到了一个有颜色的世界。他最终败在了世俗的偏见里，变成了一个认死理儿的、被嫌弃、被淘汰的傻子。
陈建斌提到最喜欢的演员是丹尼尔·戴·刘易斯，刘易斯曾三度获封奥斯卡影帝，最近一次演的是美国前总统林肯。这个英国人扮演的总统为了废除奴隶制，不惜收买政敌拿钱行贿。但刘易斯本人不演戏的时候就隐居在乡下，偶尔进城也是湮没在人群中。
“我还是太聪明，还是想太多。在某些方面，我应该再笨一点儿。”陈建斌说。
（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