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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二京赋》是张衡最主要的作品，它的主题，一直被认为是讽谏，其实，这是对《二京赋》最大的误读。《二京赋》是大汉帝国的壮丽赞歌。中国文学史对于赋的功能一直存有偏见。几乎从汉代开始，关于赋的意义，就被认为是以“讽谏”为主题，其实，这与事实不符合。赋尚大美，本是汉帝国雄强奋发时代精神的产物。追究《二京赋》被误解为讽谏的原因是受儒家诗教说的影响。终其两汉，赋的写作均在讽谏与颂美两者之间转移。在东汉后期，颂美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这种文学现象对于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全面觉醒具有重要的前导作用。张衡的《二京赋》可以视为赋的写作由讽谏到颂美转变的标志。
关键词 张衡 《二京赋》 汉朝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10-0074-06
张衡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文学家。《二京赋》是张衡最主要的作品，关于这部作品的诞生，《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宋]范晔：《后汉书》第7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1897页。这段话，影响深远，1949年后几乎所有的文学史以及关于《二京赋》 的研究均沿用此说。比如，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说：“张衡是东汉著名的赋家，其最著名的赋篇是《二京赋》。这是他早年因感于‘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第153～154页。其实，这是对《二京赋》最大的误读，《二京赋》的主题，不应该是讽谏，而应该是大汉帝国的壮丽赞歌。将这一问题提出来予以讨论，其意义远不只是关涉如何正确认识《二京赋》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它牵动着汉赋与儒家诗教论的关系。从中国美学史发展的全历程来看，儒家诗教论影响一直存在，但汉代中期到东汉晚期存在着一段波澜，集中体现在汉赋的崇讽谏与尚审美的冲突上。张衡的《二京赋》是实现崇讽谏到尚审美的标志。
一
赋虽然源溯先秦屈原楚辞，但作为一种新文学样式，它产生于汉代，是强盛的汉帝国培育的艺术之花。汉赋不仅是汉文学的优秀代表，而且是汉代文化、汉代精神的鲜艳旗帜。
然而，赋的这种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宣扬，关于赋的意义，几乎从汉代开始，就被认为是以“讽谏”为主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汉]司马迁：《史记》，李全华标点，岳麓书社，1988年，第850页。按这种观点，赋与《诗经》的功能是一致的，为的是向皇上进言，以“谲谏”即委婉动听的方式批评皇家以及贵族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目的是引起重视，为的是皇权永固，江山永存。应该说，这也是赋的功能，但这是汉赋的主要功能吗？
第一，它与事实不符合。尽管司马相如、扬雄、班固这些赋大家的作品有讽谏的内容，但可以看出，这不是作品的主体。对于大汉帝国的雄强、富裕，他们也充满着自豪。对大汉天子奢华生活的描绘，总是欣赏多过批判，赞美多过讽谏。
第二，从赋的本质来看，赋尚美。 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汉]扬雄：《法言·吾子》，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1980年，中华书局，第114页。肯定“丽”是赋的本质，司马相如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汉]司马相如：《答盛擥问作赋》，张少康、卢永璘：《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64页。刘勰的《文心雕龙》对赋本质同样做了尚美的定位：“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④⑤[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36、134、135页。这样以颂美为大体的文学体裁，其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应该不是讽喻，而是歌颂，如刘勰所云“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④
第三，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来看，任何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其产生均与时代相关。虽然赋的源头可溯至战国的楚辞，但那只是形式，赋之所以能在汉代产生并光大，主要原因是，雄强的大汉需要这样一种文学样式，来赞颂它的强大与辉煌。汉代开国之君刘邦自己带头做赋，他的《大风歌》气势雄浑，展一代雄主气吞八荒的气概。有皇帝带头，群臣必然蜂涌从之。汉代有献赋的制度，班固的《两都赋序》说：“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百篇。”献赋，自然不是批评，而是歌颂。
汉代辞赋有两个高潮期，一是在汉武帝时期，汉帝国政治经济达到高峰，与此相应，以颂扬为主的赋不断发展，产生许多赋大家，汉武帝自己也作赋。《文心雕龙》对于这个时段的赋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礼乐争辉，辞藻竞骛”。另一个时代是东汉中期，虽然社会矛盾已显露，但是汉帝國衰败之势并没有显现，至少从外表上看，经济仍在繁荣，边疆还算安定。张衡作《二京赋》正是在这一时期。刘勰专门谈到了这一时期的赋：“孟坚（班固）《两都》 明绚以雅瞻，张衡 《二京》迅发以宏富”。⑤
当然，作家著文，既可随大潮，也可逆大潮，因此，不能只凭潮流评判文章的风格与内容。就张衡来说，他的《二京赋》到底是以讽谏为主还是以赞美为主，得看写作目的和文章实际。
关于此文写作的目的，有两个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做判断。《艺文类聚》卷六十一收录的《西京赋》有一小序。序中云“昔班固覩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按这个说法，班固曾担心光武帝营建洛阳不能遵守祖制，而张衡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在《东京赋》中表达出如下三点意思：
第一，洛阳造城，是有历史传统的。“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绳则直。苌弘魏舒，是廓是极。”原来早在西周，洛阳就造城了。洛阳城壮丽威严，一直为四方所向往。
第二，汉光武帝建都洛阳是有道理的。张衡认为，王莽篡位，“窃弄神器”“偷安天位”，一度玷污了洛阳。光武帝起兵，扫荡群凶，平定天下， “既光厥武，仁洽道丰”，其荣光堪与黄帝相比。对于光武帝在洛阳建都，张衡并不认为是光武帝试图比肩西汉开国皇帝刘邦，而是“思和求中”。从地理位置来说，洛阳地处中国中部，为天下中心，较之长安，更能起到团结全国臣民的作用。因此，光武帝选洛阳建都没有什么可指摘的。
第三，张衡认为，洛阳的复建 “乃营三宫，布教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左制辟雍，右立灵台”。概而言之，这个规划 “规遵王度”，符合礼制。
那么，洛阳城是不是建得过于奢华呢？张衡认为谈不上奢华，他的评价非常到位：“奢未及侈，俭而不陋。”不仅如此，张衡还说：
经始勿亟，成之不日。犹谓为之者劳，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后汉]张衡：《东京赋》，[梁]萧统：《六臣注文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这是说，建设不急不忙，不图一日做完。说明它是量力而行，量資而做的。通常诸多统治者营造宫殿，总是拼命赶工程，穷尽财力、民力，以致民怨沸腾。有意思的是，张衡还夸奖刘秀怜惜民力，说是“为之者劳”，而对于“居之者逸”似有某种愧疚。他认为光武帝其实内心深处是“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追慕唐尧、虞舜的茅屋，思念夏后氏的低矮的小屋！当然，这种吹捧过分了！
总体来说，东京洛阳，在张衡看来，既算不得奢华，也不能说简陋，与光武帝的功勋地位相符合。那么，西京是不是过于奢华呢？
张衡认为，西京较之东京，的确要繁华得多。汉高祖当年建西京，“览秦制，跨周法，狭百堵之侧陋，增九筵之迫胁”。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恰当？张衡不这样看。《西京赋》中，他从诸多维度，分诸多层次论证这一问题。
首先，营建西京的合理性。张衡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一问题。第一，西京的地势、交通以及物产等条件非常之好。这些条件足以说明西京“是地之奥区神皋”。张衡如此强调这一点，似乎想表明，西京之雄壮富丽，有天赐的优势，不全是人力所致。第二，汉高祖始入长安之时，天象显示“五纬相汗，以旅于东井”，分明是在启示高祖，这是建都之地。按张衡的说法，高祖原本没有考虑在长安建都，他是想回家乡或去洛阳建都的，天象如此昭示，他只能遵循天命。两个原因，一是客观条件非常好，二是上天启示，那就不得不在西京建都了。
其次，汉高祖有没有资格将宫室建设得很宏伟，很壮丽？张衡认为 “高祖膺箓受图，顺天行诛，杖朱旗而建大号。所推必忙，所存必固。”功劳非常大，完全有资格建造辉煌的宫室。
再次，刘邦营建豪都有没有必要？据《汉书·高帝纪》，天下还未定时，相国萧何就把未央宫的东阙、北阙、前殿、武库都建成了，刘邦回到长安，看到已建的宫阙如此壮丽，非常气愤，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的回答是：“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后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一，中华书局，1962年，第64页。这番话将刘邦说服了。这就是说，建宫室虽然会增加百姓负担，引起百姓不满，但为了“重威”，不能不这样做。节俭是政治，奢华也是政治。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强大的朝代，它不仅有资格“重威”，而且有必要“重威”。
最后，汉都西京是不是比秦都的规模还要大，还要壮丽？张衡说，建设宫室的工匠曾参与过建设秦阿房宫，他们认为较之阿房宫，这汉高祖建的宫殿，可谓“损之又损”。不只工匠这样看，“观者狭而谓之陋”。
从《二京赋》所显示的创作动机来看，张衡没有“因以讽谏”的意思。
二
那么，《二京赋》真正的主题是什么呢？此赋描写的对象是都城，都城是国家的核心，因此，它对都城的赞颂，就是对大汉帝国的赞颂。西京、东京两京的辉煌壮丽确实可以看作是大汉帝国的强大、富有、进步的集中体现。
从内容来看，《两京赋》将对象限定在两座都城。集中突出宫殿之壮丽，但它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西京宫殿的壮丽重在壮，这壮，主要指形势，因为西京宫殿建在龙首山上：
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嶪。亘雄虹之长梁，结棼橑以相接。蔕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饰华榱与璧珰，流景曜之韡晔。雕楹玉磶，绣栭云楣。三阶重轩，镂槛文。右平左墄，青琐丹墀。刊层平堂，设切厓隒。坻崿鳞眴，栈齴巉嶮。襄岸夷涂，修路陵险。重门袭固，奸宄是防。仰福帝居，阳曜阴藏。洪钟万钧，猛虡趪趪。负笋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骧。[后汉]张衡：《西京赋》，[梁]萧统：《六臣注文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这些描写，一是突出门，峣阙、阊阖、青琐都是门，它们巍峨挺拔，高耸入云;二是突出梁椽，棼、橑、榱都是梁椽，它们相互交接，布满花纹，华丽光艳;三是突出台阶，宫殿多重台阶，雕镂纹饰，涂红刷青;四是突出殿柱，雕花殿柱，玉石柱础，五彩斗拱，金碧辉煌。宫殿内悬挂巨大的钟磬，悬梁做成动物形状，似欲展翅腾飞。整个宫殿建在龙首山上，上接天宫，迎日邀月，极其崇高。
东京宫殿同样壮丽，但侧重在丽：
乃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飞阁神行，莫我能形。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鶋秋栖，鹘雕春鸣。雎鸠丽黄，关关嘤嘤。②③④[后汉]张衡：《西京赋》，[梁]萧统：《六臣注文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8～49、40、50～51、40页。 这也是宫殿群落，却是另一番情景，南门为正门，打开迎宾;中门为应门，庄严齐整;东门显示天子的仁惠;西门彰显天子德义。德阳宫东为云龙门，德阳门西为神虎门。宫前建有两道门阙，名象魏。治国之六典旌表在象、魏两阙之上。天子在飞阁间穿行，时而可见身影，时而不可见身影。从这来看，东京的德阳宫主要彰显的是礼制。东京的宫殿不乏雄伟，不乏崇高，但更多的是严整，是亲和，是优雅，因为这宫殿是在园林之中，有芳林，有碧水，有动物。天子在这里居住工作，充满着乐趣。
《二京赋》不只是描写两个都城的建筑、山水，还描写天子的活动，这些活动充分张扬大汉天子的威风。《西京赋》中描写天子的娱乐活动。文章写道：天子驾临平乐宫，张设账幕，聚集天下珍宝，极尽瑰丽奢华。面对开阔广场，欣赏角抵妙戏：
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鷰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②
乌获扛鼎，都卢爬竿，钻刀筒，飞燕点水，胸触利刃，抛接刀剑，两人对面走钢索。车上造起高山，冈峦起伏。神木灵草，果实累累。神人纷纷前来聚会，戏耍豹罴，扮成白虎的艺人弹琴，扮成苍龙的艺人吹笛，女英娥皇坐着长歌，声音清婉，仙人洪涯指挥，身披羽毛衣裳。一首曲子还未完，云起雪飞……
这是一种带有野性的娱乐，是歌舞、杂技、杂耍的结合。极具原始的风味，又有文明的色彩。充分展现出汉朝天子的娱乐生活的豪华排场与热烈气氛。
《东京赋》也写天子的娱乐活动，但更见特色的是天子会见宾客的排场：
于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僚师师，于斯胥洎。藩国奉聘，要荒来质。具惟帝臣，献琛执贽。当觐乎殿下者，盖数万以二。尔乃九宾重，胪人列，崇牙张，镛鼓设。郎将司阶，虎戟交铩。龙辂充庭，云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撞洪钟，伐灵鼓，旁震八鄙，軯礚隐訇，若疾霆转雷而激迅风也。③
正月元日，群臣纷纷来到皇宫，一同朝拜天子。四方番国遣使来朝，贡献礼品。当时盛况非常啊，殿下等待接见者，多达数万！礼官列队相迎。钟架崇牙张设，巨钟大鼓悬挂其上。中郎将列阶站立，长矛大戟交加对举。天子车驾，摆在庭院;彩旗飘飘，辉耀如虹。这正月初一，巨烛通明。洪钟巨鼓，声震八方，如迅雷滚滚，疾风呼啸。这种情景，让我们想起王维的名作《和贾舍人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张衡作为太史，每年都会出席这种盛典。他如此浓墨重彩地描绘盛典的情景，自然对此盛典是极为自豪的，这里应该说没有一丝讽谏的味道，有的只是歌颂。
三
当然，《二京赋》中也有讽谏的地方。《西京赋》的结尾有这样的话：“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華，独俭啬以龌龊。忘蟋蟀之谓何。” 这话说，“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独俭啬以龌龊”，意思是靡丽虽然好，可惜不能为“国华”“俭啬”，虽然不招人喜欢，却不能不要。文中提到《诗经》中的《蟋蟀》一诗不能忘，《蟋蟀》的主旨是什么呢？是勤俭。所有这一些，有轻微的讽谏意味，但不重。
从《二京赋》全文来看，张衡讽谏的不是奢华，不是排场，在张衡看来，这种奢华与排场对于大汉天子来说，是应该的、合礼的。他讽谏的是狩猎中对于猎物的赶尽杀绝，张衡认为这是不合乎礼制的。《周礼》《礼记》等诸多经典明确规定要保护幼兽幼鸟，即使对于成年的猎物，也不能合围，要网开一面，而发生在上林苑的狩猎是灭绝所有动物的。对此，张衡予以犀利的批评：
上无逸飞，下无遗走。攫胎拾卵，蚳蝝尽取。取乐今日，遑恤我后！④
尽管《二京赋》中有讽谏乃至批评的言论，但歌颂是主要的。也许生怕读者误解他的本意，张衡在两篇赋的结尾，分别有一段结论性的话。
《西京赋》结尾云：“高祖创业，继体承基。暂劳永逸，无为而治。耽乐是从，何虑何思？多历年所二百余期。徒以地沃野丰，百物殷阜;岩险周固，衿带易守。得之者强，据之者久。流长则难竭，柢深则难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弥茂。”这段文字，其内容主要有二：一，汉高祖创业，继承秦代国体，承续华夏基础，实施无为而治，社会太平，作为天子，享乐应该的;二，汉帝国“百物殷阜”，江山稳固，无须担心。特别有意思的是，此段文字后，还有这样一句：“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意思是当今皇上与西汉同一“天号”，这就由歌颂西汉移到歌颂东汉了。
《东京赋》结尾是：“若仆所闻，华而不实。先生之言信而征，鄙夫寡识，而今而后，乃知大汉之德馨咸在此。昔常恨《三坟》《五典》既泯，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闻先生之余论，则大庭氏何以尚兹走，虽不敏，庶斯达矣。”这段话没有讽谏的意思，完全是赞颂大汉之德馨，而且将大汉皇帝与古代圣王炎帝、帝魁相提并论。自谦虽不敏，得到这样一番指教，也算是明白通达了。
两个结尾明确表示，作品是颂美为主。事实也正是这样，《二京赋》不仅在内容上以颂美为主，而且在写作技巧上也更注重审美效果。此前的赋，均以铺排对仗为特色。张衡的《两京赋》也有铺排，也有对仗，但更出彩的不是铺排与对仗，而是类似叙事散文那样的陈述。虽然是陈述，但又与叙事不同，它是诗性的叙事，语言相当精彩，有铺排，有对仗。它描述天子上林苑狩猎的风采与威风：“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璿弁玉缨，遗光倏爚。”竟然精细到连天子戴什么帽子都写了，虽然只是一顶翠色的帽子，却将天子的少年气概写出来了。
《二京赋》笔致奇诡，既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西晋]陆机：《文赋》，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1980年，中华书局，第156页。的大气，又有“刻镂无形”“剖析毫厘”③[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05页。的精细。张衡学问甚好，他的博学也被带入了《两京赋》。他引经据典，纵论古今，“博喻酿采”，③尽管这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但文章的气势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称得上洋洋洒洒，气象万千。张衡的赋，虽然典故不少，但很少大段议论，他为文注重形象，注重色彩，整篇文章可谓花团锦簇。 四
那么，《二京赋》明明是以赞颂大汉帝国为主题，为什么总被认为是以讽谏为主题呢？原因可能来自儒家“诗教”论的影响。儒家创始人孔子论《诗经》，认为“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先秦]《论语·阳货》，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85页。这“可以怨”开中国美学“诗教”说的先河。《毛诗序》诗的教化用《诗经》中的一种文体——“风”来概括：“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具体如何教化？它分为两个方面：“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刺上”就是“怨”。如何怨？ 《毛诗序》提出“主文而谲谏”，内容是批评，切中要害，但要注意方式，话要说得委婉，让统治者易于接受。在社会安定情况下，这“刺上”的作用不明显，如果社会不安定，“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这“风”成为了“变风”。 “变风”的“刺上”较之“风”显得尖锐而突出。尽管如此， “变风”还是要端正立场，注意措辞，讲究方式。“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在社会不安定的情况下，诗经中的另一种文体——“雅”成了“变雅”。“雅”重在“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汉]毛苌：《毛诗序》，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变雅”较之“雅”，批评的因素增加了，但纠正的意义也强化了。
由《毛诗序》整理概括的诗的教化说衍化成“讽喻”说，讽喻说中有专门针对皇上的批评，那就是“讽谏”。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那就是对统治者既要服从，又不能一味服从。其最高的行为原则不是皇上，而是礼制。礼制是国家的根本，皇上遵守礼制，当然要服从皇上，这叫忠;如果皇上不遵守礼制，那么就不应该服从，而要对皇上提出劝谏，劝谏的方式就是“主文而谲谏”，这种态度才是忠。如此说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是统治者的附庸，他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形成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使得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双重身份：服从者和批评者或者说指导者。
体现在文艺创作中，对最高统治者一味歌功颂德的作品，一般是不受推崇的，当然，一味批评最高统治者的作品，除非最高统治者完全应该受到否定，否则也不被推崇。通常受到肯定的作品，既拥护最高统治者，又具有一定讽喻性。唐代诗人杜甫的作品可被视为楷模。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的“诗可以怨”一方面继续着政治性的方向发展，如上所述对统治者取合适的立场与态度，另一方面朝着审美性的方向发展。作家们认为，作品要动人，只表现正面情感是不成的，必须渗入一些负面情感因素，所谓负面的情感就是非快乐的情感：或怨或悲或愁或伤或愤。这就要求在内容上触及社会的阴暗面或揭示人生的挫折经历。为取得这样的效果，有些诗人不惜矫情，在作品中故作悲声，如南宋词人辛弃疾所说“为赋新诗强说愁”。
儒家诗教说产生影响应该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独尊儒家，立五经博士，确定了儒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也就在这一时期，关于《诗经》的阐释出现了诸多流派，其中最著名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属于今文经学，毛家属于古文经学。在传播的过程中，齐、鲁、韩三家逐渐衰落，而毛家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主流，亦为官方所接受。毛家的诗教说遂成为儒家诗教说的代表。
由于毛家诗教说的影响，汉代的赋尤其是东汉赋均多少具有一定的讽谏意义。这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有不同的反映。不过，这一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赋的审美性质。班固的《两都赋》先于张衡的《二京赋》。在《两都赋序》中，班固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接，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內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潤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风、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待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闲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后汉]班固：《两都赋序》，张少康、卢永璘：《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583～584页。
在序中，班固强调“言语侍从之臣”司马相如等所作的赋有“抒下情而讽喻”的意义，但主旨是在歌颂大汉帝国，他们的煌煌大作与“皋陶歌虞，奚斯颂鲁”是同一品位，“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固强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
班固是大文学家儒家，也是大史学家。他在《两都赋序》中已经透露出了赋的创作中源于儒家诗教的讽谏与赋本身的颂美之间的矛盾，并且明确表示赋需要以颂美为主。尽管话是这样说，但在实际创作中，班固自己的作品也没有很好地实现这种转变。真正实现这种转变的是张衡。张衡也许应属于儒家，但因为他还是科学家，对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更为热衷。他的文学创作更多地见出道家的自然与质朴，没有腐儒通常都有的刻板与僵化。他的《二京赋》是他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他对大汉帝国的肯定与赞扬真诚自然，没有矫饰与做作。在坚持赋的颂美品位上，在东汉的诸多赋家中，张衡做得最为出色。他的《二京赋》可以视为赋的写作由讽谏到颂美转变的标志。之所以被后人误读为以讽谏为主题，是因为儒家诗教论一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主流观点，诸多诗评家、学者都喜欢将自己喜欢的作品加上讽谏的意义。张衡的《二京赋》就这样一直被后世的诗评家、学者说成是以讽谏为主题。
应该说，终其两汉，赋的写作均在讽谏与颂美两者之间游移，在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中，两者的分量都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在东汉后期，颂美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这种文学现象对于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全面觉醒具有重要的前导作用。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全面觉醒，某种意义上正是社会严重动荡下儒家诗教说受到冲击的产物。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关键词 张衡 《二京赋》 汉朝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10-0074-06
张衡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文学家。《二京赋》是张衡最主要的作品，关于这部作品的诞生，《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宋]范晔：《后汉书》第7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1897页。这段话，影响深远，1949年后几乎所有的文学史以及关于《二京赋》 的研究均沿用此说。比如，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说：“张衡是东汉著名的赋家，其最著名的赋篇是《二京赋》。这是他早年因感于‘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第153～154页。其实，这是对《二京赋》最大的误读，《二京赋》的主题，不应该是讽谏，而应该是大汉帝国的壮丽赞歌。将这一问题提出来予以讨论，其意义远不只是关涉如何正确认识《二京赋》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它牵动着汉赋与儒家诗教论的关系。从中国美学史发展的全历程来看，儒家诗教论影响一直存在，但汉代中期到东汉晚期存在着一段波澜，集中体现在汉赋的崇讽谏与尚审美的冲突上。张衡的《二京赋》是实现崇讽谏到尚审美的标志。
一
赋虽然源溯先秦屈原楚辞，但作为一种新文学样式，它产生于汉代，是强盛的汉帝国培育的艺术之花。汉赋不仅是汉文学的优秀代表，而且是汉代文化、汉代精神的鲜艳旗帜。
然而，赋的这种意义，一直没有得到宣扬，关于赋的意义，几乎从汉代开始，就被认为是以“讽谏”为主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汉]司马迁：《史记》，李全华标点，岳麓书社，1988年，第850页。按这种观点，赋与《诗经》的功能是一致的，为的是向皇上进言，以“谲谏”即委婉动听的方式批评皇家以及贵族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目的是引起重视，为的是皇权永固，江山永存。应该说，这也是赋的功能，但这是汉赋的主要功能吗？
第一，它与事实不符合。尽管司马相如、扬雄、班固这些赋大家的作品有讽谏的内容，但可以看出，这不是作品的主体。对于大汉帝国的雄强、富裕，他们也充满着自豪。对大汉天子奢华生活的描绘，总是欣赏多过批判，赞美多过讽谏。
第二，从赋的本质来看，赋尚美。 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汉]扬雄：《法言·吾子》，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1980年，中华书局，第114页。肯定“丽”是赋的本质，司马相如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也。”[汉]司马相如：《答盛擥问作赋》，张少康、卢永璘：《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64页。刘勰的《文心雕龙》对赋本质同样做了尚美的定位：“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④⑤[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36、134、135页。这样以颂美为大体的文学体裁，其主要功能是什么呢？应该不是讽喻，而是歌颂，如刘勰所云“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④
第三，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来看，任何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其产生均与时代相关。虽然赋的源头可溯至战国的楚辞，但那只是形式，赋之所以能在汉代产生并光大，主要原因是，雄强的大汉需要这样一种文学样式，来赞颂它的强大与辉煌。汉代开国之君刘邦自己带头做赋，他的《大风歌》气势雄浑，展一代雄主气吞八荒的气概。有皇帝带头，群臣必然蜂涌从之。汉代有献赋的制度，班固的《两都赋序》说：“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百篇。”献赋，自然不是批评，而是歌颂。
汉代辞赋有两个高潮期，一是在汉武帝时期，汉帝国政治经济达到高峰，与此相应，以颂扬为主的赋不断发展，产生许多赋大家，汉武帝自己也作赋。《文心雕龙》对于这个时段的赋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其“礼乐争辉，辞藻竞骛”。另一个时代是东汉中期，虽然社会矛盾已显露，但是汉帝國衰败之势并没有显现，至少从外表上看，经济仍在繁荣，边疆还算安定。张衡作《二京赋》正是在这一时期。刘勰专门谈到了这一时期的赋：“孟坚（班固）《两都》 明绚以雅瞻，张衡 《二京》迅发以宏富”。⑤
当然，作家著文，既可随大潮，也可逆大潮，因此，不能只凭潮流评判文章的风格与内容。就张衡来说，他的《二京赋》到底是以讽谏为主还是以赞美为主，得看写作目的和文章实际。
关于此文写作的目的，有两个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做判断。《艺文类聚》卷六十一收录的《西京赋》有一小序。序中云“昔班固覩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按这个说法，班固曾担心光武帝营建洛阳不能遵守祖制，而张衡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在《东京赋》中表达出如下三点意思：
第一，洛阳造城，是有历史传统的。“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绳则直。苌弘魏舒，是廓是极。”原来早在西周，洛阳就造城了。洛阳城壮丽威严，一直为四方所向往。
第二，汉光武帝建都洛阳是有道理的。张衡认为，王莽篡位，“窃弄神器”“偷安天位”，一度玷污了洛阳。光武帝起兵，扫荡群凶，平定天下， “既光厥武，仁洽道丰”，其荣光堪与黄帝相比。对于光武帝在洛阳建都，张衡并不认为是光武帝试图比肩西汉开国皇帝刘邦，而是“思和求中”。从地理位置来说，洛阳地处中国中部，为天下中心，较之长安，更能起到团结全国臣民的作用。因此，光武帝选洛阳建都没有什么可指摘的。
第三，张衡认为，洛阳的复建 “乃营三宫，布教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左制辟雍，右立灵台”。概而言之，这个规划 “规遵王度”，符合礼制。
那么，洛阳城是不是建得过于奢华呢？张衡认为谈不上奢华，他的评价非常到位：“奢未及侈，俭而不陋。”不仅如此，张衡还说：
经始勿亟，成之不日。犹谓为之者劳，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后汉]张衡：《东京赋》，[梁]萧统：《六臣注文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这是说，建设不急不忙，不图一日做完。说明它是量力而行，量資而做的。通常诸多统治者营造宫殿，总是拼命赶工程，穷尽财力、民力，以致民怨沸腾。有意思的是，张衡还夸奖刘秀怜惜民力，说是“为之者劳”，而对于“居之者逸”似有某种愧疚。他认为光武帝其实内心深处是“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追慕唐尧、虞舜的茅屋，思念夏后氏的低矮的小屋！当然，这种吹捧过分了！
总体来说，东京洛阳，在张衡看来，既算不得奢华，也不能说简陋，与光武帝的功勋地位相符合。那么，西京是不是过于奢华呢？
张衡认为，西京较之东京，的确要繁华得多。汉高祖当年建西京，“览秦制，跨周法，狭百堵之侧陋，增九筵之迫胁”。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恰当？张衡不这样看。《西京赋》中，他从诸多维度，分诸多层次论证这一问题。
首先，营建西京的合理性。张衡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一问题。第一，西京的地势、交通以及物产等条件非常之好。这些条件足以说明西京“是地之奥区神皋”。张衡如此强调这一点，似乎想表明，西京之雄壮富丽，有天赐的优势，不全是人力所致。第二，汉高祖始入长安之时，天象显示“五纬相汗，以旅于东井”，分明是在启示高祖，这是建都之地。按张衡的说法，高祖原本没有考虑在长安建都，他是想回家乡或去洛阳建都的，天象如此昭示，他只能遵循天命。两个原因，一是客观条件非常好，二是上天启示，那就不得不在西京建都了。
其次，汉高祖有没有资格将宫室建设得很宏伟，很壮丽？张衡认为 “高祖膺箓受图，顺天行诛，杖朱旗而建大号。所推必忙，所存必固。”功劳非常大，完全有资格建造辉煌的宫室。
再次，刘邦营建豪都有没有必要？据《汉书·高帝纪》，天下还未定时，相国萧何就把未央宫的东阙、北阙、前殿、武库都建成了，刘邦回到长安，看到已建的宫阙如此壮丽，非常气愤，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的回答是：“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后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一，中华书局，1962年，第64页。这番话将刘邦说服了。这就是说，建宫室虽然会增加百姓负担，引起百姓不满，但为了“重威”，不能不这样做。节俭是政治，奢华也是政治。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强大的朝代，它不仅有资格“重威”，而且有必要“重威”。
最后，汉都西京是不是比秦都的规模还要大，还要壮丽？张衡说，建设宫室的工匠曾参与过建设秦阿房宫，他们认为较之阿房宫，这汉高祖建的宫殿，可谓“损之又损”。不只工匠这样看，“观者狭而谓之陋”。
从《二京赋》所显示的创作动机来看，张衡没有“因以讽谏”的意思。
二
那么，《二京赋》真正的主题是什么呢？此赋描写的对象是都城，都城是国家的核心，因此，它对都城的赞颂，就是对大汉帝国的赞颂。西京、东京两京的辉煌壮丽确实可以看作是大汉帝国的强大、富有、进步的集中体现。
从内容来看，《两京赋》将对象限定在两座都城。集中突出宫殿之壮丽，但它们的风格是不一样的。西京宫殿的壮丽重在壮，这壮，主要指形势，因为西京宫殿建在龙首山上：
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疏龙首以抗殿，状巍峨以岌嶪。亘雄虹之长梁，结棼橑以相接。蔕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饰华榱与璧珰，流景曜之韡晔。雕楹玉磶，绣栭云楣。三阶重轩，镂槛文。右平左墄，青琐丹墀。刊层平堂，设切厓隒。坻崿鳞眴，栈齴巉嶮。襄岸夷涂，修路陵险。重门袭固，奸宄是防。仰福帝居，阳曜阴藏。洪钟万钧，猛虡趪趪。负笋业而余怒，乃奋翅而腾骧。[后汉]张衡：《西京赋》，[梁]萧统：《六臣注文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这些描写，一是突出门，峣阙、阊阖、青琐都是门，它们巍峨挺拔，高耸入云;二是突出梁椽，棼、橑、榱都是梁椽，它们相互交接，布满花纹，华丽光艳;三是突出台阶，宫殿多重台阶，雕镂纹饰，涂红刷青;四是突出殿柱，雕花殿柱，玉石柱础，五彩斗拱，金碧辉煌。宫殿内悬挂巨大的钟磬，悬梁做成动物形状，似欲展翅腾飞。整个宫殿建在龙首山上，上接天宫，迎日邀月，极其崇高。
东京宫殿同样壮丽，但侧重在丽：
乃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飞阁神行，莫我能形。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鶋秋栖，鹘雕春鸣。雎鸠丽黄，关关嘤嘤。②③④[后汉]张衡：《西京赋》，[梁]萧统：《六臣注文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8～49、40、50～51、40页。 这也是宫殿群落，却是另一番情景，南门为正门，打开迎宾;中门为应门，庄严齐整;东门显示天子的仁惠;西门彰显天子德义。德阳宫东为云龙门，德阳门西为神虎门。宫前建有两道门阙，名象魏。治国之六典旌表在象、魏两阙之上。天子在飞阁间穿行，时而可见身影，时而不可见身影。从这来看，东京的德阳宫主要彰显的是礼制。东京的宫殿不乏雄伟，不乏崇高，但更多的是严整，是亲和，是优雅，因为这宫殿是在园林之中，有芳林，有碧水，有动物。天子在这里居住工作，充满着乐趣。
《二京赋》不只是描写两个都城的建筑、山水，还描写天子的活动，这些活动充分张扬大汉天子的威风。《西京赋》中描写天子的娱乐活动。文章写道：天子驾临平乐宫，张设账幕，聚集天下珍宝，极尽瑰丽奢华。面对开阔广场，欣赏角抵妙戏：
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鷰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②
乌获扛鼎，都卢爬竿，钻刀筒，飞燕点水，胸触利刃，抛接刀剑，两人对面走钢索。车上造起高山，冈峦起伏。神木灵草，果实累累。神人纷纷前来聚会，戏耍豹罴，扮成白虎的艺人弹琴，扮成苍龙的艺人吹笛，女英娥皇坐着长歌，声音清婉，仙人洪涯指挥，身披羽毛衣裳。一首曲子还未完，云起雪飞……
这是一种带有野性的娱乐，是歌舞、杂技、杂耍的结合。极具原始的风味，又有文明的色彩。充分展现出汉朝天子的娱乐生活的豪华排场与热烈气氛。
《东京赋》也写天子的娱乐活动，但更见特色的是天子会见宾客的排场：
于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僚师师，于斯胥洎。藩国奉聘，要荒来质。具惟帝臣，献琛执贽。当觐乎殿下者，盖数万以二。尔乃九宾重，胪人列，崇牙张，镛鼓设。郎将司阶，虎戟交铩。龙辂充庭，云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撞洪钟，伐灵鼓，旁震八鄙，軯礚隐訇，若疾霆转雷而激迅风也。③
正月元日，群臣纷纷来到皇宫，一同朝拜天子。四方番国遣使来朝，贡献礼品。当时盛况非常啊，殿下等待接见者，多达数万！礼官列队相迎。钟架崇牙张设，巨钟大鼓悬挂其上。中郎将列阶站立，长矛大戟交加对举。天子车驾，摆在庭院;彩旗飘飘，辉耀如虹。这正月初一，巨烛通明。洪钟巨鼓，声震八方，如迅雷滚滚，疾风呼啸。这种情景，让我们想起王维的名作《和贾舍人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张衡作为太史，每年都会出席这种盛典。他如此浓墨重彩地描绘盛典的情景，自然对此盛典是极为自豪的，这里应该说没有一丝讽谏的味道，有的只是歌颂。
三
当然，《二京赋》中也有讽谏的地方。《西京赋》的结尾有这样的话：“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華，独俭啬以龌龊。忘蟋蟀之谓何。” 这话说，“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独俭啬以龌龊”，意思是靡丽虽然好，可惜不能为“国华”“俭啬”，虽然不招人喜欢，却不能不要。文中提到《诗经》中的《蟋蟀》一诗不能忘，《蟋蟀》的主旨是什么呢？是勤俭。所有这一些，有轻微的讽谏意味，但不重。
从《二京赋》全文来看，张衡讽谏的不是奢华，不是排场，在张衡看来，这种奢华与排场对于大汉天子来说，是应该的、合礼的。他讽谏的是狩猎中对于猎物的赶尽杀绝，张衡认为这是不合乎礼制的。《周礼》《礼记》等诸多经典明确规定要保护幼兽幼鸟，即使对于成年的猎物，也不能合围，要网开一面，而发生在上林苑的狩猎是灭绝所有动物的。对此，张衡予以犀利的批评：
上无逸飞，下无遗走。攫胎拾卵，蚳蝝尽取。取乐今日，遑恤我后！④
尽管《二京赋》中有讽谏乃至批评的言论，但歌颂是主要的。也许生怕读者误解他的本意，张衡在两篇赋的结尾，分别有一段结论性的话。
《西京赋》结尾云：“高祖创业，继体承基。暂劳永逸，无为而治。耽乐是从，何虑何思？多历年所二百余期。徒以地沃野丰，百物殷阜;岩险周固，衿带易守。得之者强，据之者久。流长则难竭，柢深则难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弥茂。”这段文字，其内容主要有二：一，汉高祖创业，继承秦代国体，承续华夏基础，实施无为而治，社会太平，作为天子，享乐应该的;二，汉帝国“百物殷阜”，江山稳固，无须担心。特别有意思的是，此段文字后，还有这样一句：“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意思是当今皇上与西汉同一“天号”，这就由歌颂西汉移到歌颂东汉了。
《东京赋》结尾是：“若仆所闻，华而不实。先生之言信而征，鄙夫寡识，而今而后，乃知大汉之德馨咸在此。昔常恨《三坟》《五典》既泯，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得闻先生之余论，则大庭氏何以尚兹走，虽不敏，庶斯达矣。”这段话没有讽谏的意思，完全是赞颂大汉之德馨，而且将大汉皇帝与古代圣王炎帝、帝魁相提并论。自谦虽不敏，得到这样一番指教，也算是明白通达了。
两个结尾明确表示，作品是颂美为主。事实也正是这样，《二京赋》不仅在内容上以颂美为主，而且在写作技巧上也更注重审美效果。此前的赋，均以铺排对仗为特色。张衡的《两京赋》也有铺排，也有对仗，但更出彩的不是铺排与对仗，而是类似叙事散文那样的陈述。虽然是陈述，但又与叙事不同，它是诗性的叙事，语言相当精彩，有铺排，有对仗。它描述天子上林苑狩猎的风采与威风：“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璿弁玉缨，遗光倏爚。”竟然精细到连天子戴什么帽子都写了，虽然只是一顶翠色的帽子，却将天子的少年气概写出来了。
《二京赋》笔致奇诡，既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西晋]陆机：《文赋》，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1980年，中华书局，第156页。的大气，又有“刻镂无形”“剖析毫厘”③[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05页。的精细。张衡学问甚好，他的博学也被带入了《两京赋》。他引经据典，纵论古今，“博喻酿采”，③尽管这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但文章的气势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称得上洋洋洒洒，气象万千。张衡的赋，虽然典故不少，但很少大段议论，他为文注重形象，注重色彩，整篇文章可谓花团锦簇。 四
那么，《二京赋》明明是以赞颂大汉帝国为主题，为什么总被认为是以讽谏为主题呢？原因可能来自儒家“诗教”论的影响。儒家创始人孔子论《诗经》，认为“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先秦]《论语·阳货》，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85页。这“可以怨”开中国美学“诗教”说的先河。《毛诗序》诗的教化用《诗经》中的一种文体——“风”来概括：“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具体如何教化？它分为两个方面：“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刺上”就是“怨”。如何怨？ 《毛诗序》提出“主文而谲谏”，内容是批评，切中要害，但要注意方式，话要说得委婉，让统治者易于接受。在社会安定情况下，这“刺上”的作用不明显，如果社会不安定，“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这“风”成为了“变风”。 “变风”的“刺上”较之“风”显得尖锐而突出。尽管如此， “变风”还是要端正立场，注意措辞，讲究方式。“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在社会不安定的情况下，诗经中的另一种文体——“雅”成了“变雅”。“雅”重在“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汉]毛苌：《毛诗序》，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页。“变雅”较之“雅”，批评的因素增加了，但纠正的意义也强化了。
由《毛诗序》整理概括的诗的教化说衍化成“讽喻”说，讽喻说中有专门针对皇上的批评，那就是“讽谏”。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那就是对统治者既要服从，又不能一味服从。其最高的行为原则不是皇上，而是礼制。礼制是国家的根本，皇上遵守礼制，当然要服从皇上，这叫忠;如果皇上不遵守礼制，那么就不应该服从，而要对皇上提出劝谏，劝谏的方式就是“主文而谲谏”，这种态度才是忠。如此说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是统治者的附庸，他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形成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使得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双重身份：服从者和批评者或者说指导者。
体现在文艺创作中，对最高统治者一味歌功颂德的作品，一般是不受推崇的，当然，一味批评最高统治者的作品，除非最高统治者完全应该受到否定，否则也不被推崇。通常受到肯定的作品，既拥护最高统治者，又具有一定讽喻性。唐代诗人杜甫的作品可被视为楷模。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的“诗可以怨”一方面继续着政治性的方向发展，如上所述对统治者取合适的立场与态度，另一方面朝着审美性的方向发展。作家们认为，作品要动人，只表现正面情感是不成的，必须渗入一些负面情感因素，所谓负面的情感就是非快乐的情感：或怨或悲或愁或伤或愤。这就要求在内容上触及社会的阴暗面或揭示人生的挫折经历。为取得这样的效果，有些诗人不惜矫情，在作品中故作悲声，如南宋词人辛弃疾所说“为赋新诗强说愁”。
儒家诗教说产生影响应该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独尊儒家，立五经博士，确定了儒家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也就在这一时期，关于《诗经》的阐释出现了诸多流派，其中最著名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属于今文经学，毛家属于古文经学。在传播的过程中，齐、鲁、韩三家逐渐衰落，而毛家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主流，亦为官方所接受。毛家的诗教说遂成为儒家诗教说的代表。
由于毛家诗教说的影响，汉代的赋尤其是东汉赋均多少具有一定的讽谏意义。这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有不同的反映。不过，这一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赋的审美性质。班固的《两都赋》先于张衡的《二京赋》。在《两都赋序》中，班固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接，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內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潤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风、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待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闲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后汉]班固：《两都赋序》，张少康、卢永璘：《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583～584页。
在序中，班固强调“言语侍从之臣”司马相如等所作的赋有“抒下情而讽喻”的意义，但主旨是在歌颂大汉帝国，他们的煌煌大作与“皋陶歌虞，奚斯颂鲁”是同一品位，“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固强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
班固是大文学家儒家，也是大史学家。他在《两都赋序》中已经透露出了赋的创作中源于儒家诗教的讽谏与赋本身的颂美之间的矛盾，并且明确表示赋需要以颂美为主。尽管话是这样说，但在实际创作中，班固自己的作品也没有很好地实现这种转变。真正实现这种转变的是张衡。张衡也许应属于儒家，但因为他还是科学家，对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更为热衷。他的文学创作更多地见出道家的自然与质朴，没有腐儒通常都有的刻板与僵化。他的《二京赋》是他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他对大汉帝国的肯定与赞扬真诚自然，没有矫饰与做作。在坚持赋的颂美品位上，在东汉的诸多赋家中，张衡做得最为出色。他的《二京赋》可以视为赋的写作由讽谏到颂美转变的标志。之所以被后人误读为以讽谏为主题，是因为儒家诗教论一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主流观点，诸多诗评家、学者都喜欢将自己喜欢的作品加上讽谏的意义。张衡的《二京赋》就这样一直被后世的诗评家、学者说成是以讽谏为主题。
应该说，终其两汉，赋的写作均在讽谏与颂美两者之间游移，在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中，两者的分量都不一样。但总的来说，在东汉后期，颂美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这种文学现象对于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全面觉醒具有重要的前导作用。魏晋南北朝审美意识的全面觉醒，某种意义上正是社会严重动荡下儒家诗教说受到冲击的产物。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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