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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民众还是需要强制性的教育体系，学校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人们只有寄希望于补习班。
“逃离”台湾的孩子
“爸，我要跳楼自杀了。”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突如其来的话，虽然像是玩笑，但庆幸作为父母，我们及时察觉到了背后隐藏的危险信号。那时的我，并不在日本，而是作为记者身处台湾，儿子跟着我在台湾读书。
第二天，我去见了儿子的班主任。我说，“请老师少布置些作业。如果他作业一点都没做，也不要批评他。”话音未落，老师面露难色：“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不布置作业，其他家长对学校会有意见的。”后来，校方还是被我成功说服，此后儿子的作业变少，但即便是这样，儿子每日还是要面对作业带来的压力。
结束在台湾的任期，回到日本后，笼罩在儿子脸上的阴云随之散尽。
现在回想起来，台湾孩子经历的教育真可谓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斯巴达式的教育”。“斯巴达式的教育”是指以军事体育训练和政治道德灌输为主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单一，教育方法严厉，教育目的是培养忠于统治阶级的强悍的军人，现在多以“斯巴达式的教育”作为严格而近乎残酷的教育的代名词。
台湾的学校从早上8点至下午4点之间，课时排得满满的。放学后学生继续去“补习班”很常见，连晚饭都要在“补习班”解决的孩子也不在少数。上补习班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台湾双职工家庭较为普遍，很多父母也不希望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此般情景让我颇感意外，因为在我心中一直认为，日本孩子接受的才叫“斯巴达式的教育”。当我看到台湾的教育现状，我才发现日本孩子过得还是很“舒坦”的。
回到日本之后，儿子健康愉快，日渐成长。但升入高中后的一天，他突然说：“爸爸，我想去补习班，您能帮我交补习费吗？”儿子自己提出要学习，作为父亲没有不支持的道理。儿子提出这个想法的背后，想必是自身亦察觉到，在“宽松”环境之中，难有好的升学机会，自身有了危机感。等到真的去给儿子报名补习班的时候，我才知道，高中生每年补习费居然高达50万日元。
颠倒的学校和补习班
我当年准备升学考试的时候，也曾去过補习班，但当时每周补习不过两三次，开销远也没有如此之大。那时候的补习班所起到的作用，说到底仅仅就是个“辅助”作用，主要的学习还是在学校里完成。但现在，补习班和学校的作用已经彻底颠倒了，学校教育应付形式，学生把精力都要放到补习班的学习上。到了周末，儿子不是去学校或者图书馆，而是到补习班的自习室去学习。起初，我对周末还要去补习班学习的行为颇有疑惑，但渐渐地也习惯了。
日本也曾经采用过“应试教育”，但2000年以后“宽松式教育”开始实行。
以前的补习班，主要是“代代木补习班”“河合塾”“骏台预备校”等几所学校。但是现在，各色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目前最主要的课外补习班是“SAPIX”，此外还有以高升学率辅导进入东京大学而闻名的“铁绿塾”等。传统的“代代木补习班”采用的是大班制教育模式，新的培训机构，则采用小班制，精细式教育大为流行，传统的补习模式正在被逐渐取代。
事实上日本民众还是需要强制性的教育体系，学校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人们只有寄希望于补习班。
从“应试”到“宽松”
日本“宽松式教育”的起源，应该是对“应试教育”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也曾经采用过 “应试教育”，但2000年以后 “宽松式教育” 开始实行。跟我同年代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接受教育，所以我所接受的教育既非“应试教育”也不是“宽松式教育”，如果非要下个定义的话，应该说是“半宽松式教育”。
所谓“宽松式教育”，是指从2000年开始在日本实施的一种全新思维的教育方法，其具体表现为，减少30%的课程量、一周双休制、以培养“生存力”为理念的“综合式学习”，以“绝对评价”为基础。“绝对评价”是指在评价每个学生的成绩的时候，仅仅依据该学生本人的成绩对其进行评价，而不是将其成绩放在其他学生的成绩中对其进行评价。与其相反的是“相对评价”，中国学生熟知的按分数排名次就是最为典型的“相对评价”的例子。
以往采用的“市贩考题”在 “反对能力测试”的声音中被废止，这背后隐藏的是对于过度“重视偏差值”的担忧。所谓“偏差值”是指相对平均值的偏差数值，是日本对于学生智能、学力的一项计算公式值。偏差值反映的是每个人在所有考生中的水准顺位。在日本，偏差值被看做学习水平的正确反映，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评价学习能力的标准。日本是春季招生，每年冬季进行全国高中毕业生统一考试，各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常常用这次考试的偏差值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并且作为录取的重要标准。
“市贩考题”是学校以外的专业人士代替老师制作的考试卷。因为制作考卷对于老师来讲是一件非常繁琐且消耗精力的事情，制作考卷的时间可以用来增加师生间的交流时间，这其中的利弊一言难尽，但是从结果来看，“市贩考题”笑到了最后。
此后的日本教育，朝着“脱偏差值、重视个性”的方向大幅度转舵，但这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陷阱。“宽松式教育”从形式上废止了中学常用的考试模式，但却导致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大幅下降，学生不得不通过补课来弥补这一空缺。此外，公立学校被社会认为最受“宽松式教育”之苦，许多考虑到孩子未来的家长，宁愿花费高昂的学费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去读书。现在，日本的公立高中和私立高中，俨然已经分别成为“不学无术”和 “精英骨干”的代名词。而在过去，私立高中仅仅是那些考不进公立高中的人才去的地方。
对“宽松式教育”的反省
“宽松式教育”的症结在于，虽然脱离了千篇一律的“应试教育”，导入了尊重个性的自由主义教育，但从结果看，改革的目的过于抽象，孩子的负担的确得到了减轻，但老师的理念和学校制度并未从根本得到改革。因此，面对各有特性的孩子，教师不知从何下手，日本教育改革最终毙于形骸。
我自身接受的是介于“宽松式”和“斯巴达式”之间的教育模式，因此对于二者的感受都未必十分真切。外国人常说日本的考试竞争十分激烈，但从我个人来看，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当年上的高中在当地算是中上等，周围的同学基本都是在高中第三年才开始准备考试，而在高一，高二期间则基本把精力放在了体育等社团活动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虽然没考上东京大学，但很多也都考上了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上智大学、立教大学、青山学院等一流的大学。“考大学比想象中要简单”是我这个年代人的直观感受。
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基本上是抓紧课余时间，甚至逃课去打工赚钱，只为了寒暑假能去海外，比如中国，欧美旅行。我读大学期间，去过长春、香港、台北、洛杉矶，在这些地方或长或短地留过学，这种时代氛围，是明治维新时代留下来的模仿欧美国家现代化社会的印记。
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以失败收场。一方面放弃“应试教育”，但另一方面，从事新型“人格教育”的人是那些只经历过“应试教育”的教师、家长，他们不知如何下手，学生学习能力下降。 “宽松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日本人不是“勇于尝试的日本人”，而是“什么都不愿尝试的日本人”。 “宽松式教育”渐渐被抛弃。
“宽松式教育”还是“应试教育”，战后的日本彷徨于此。
“逃离”台湾的孩子
“爸，我要跳楼自杀了。”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突如其来的话，虽然像是玩笑，但庆幸作为父母，我们及时察觉到了背后隐藏的危险信号。那时的我，并不在日本，而是作为记者身处台湾，儿子跟着我在台湾读书。
第二天，我去见了儿子的班主任。我说，“请老师少布置些作业。如果他作业一点都没做，也不要批评他。”话音未落，老师面露难色：“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如果不布置作业，其他家长对学校会有意见的。”后来，校方还是被我成功说服，此后儿子的作业变少，但即便是这样，儿子每日还是要面对作业带来的压力。
结束在台湾的任期，回到日本后，笼罩在儿子脸上的阴云随之散尽。
现在回想起来，台湾孩子经历的教育真可谓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斯巴达式的教育”。“斯巴达式的教育”是指以军事体育训练和政治道德灌输为主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单一，教育方法严厉，教育目的是培养忠于统治阶级的强悍的军人，现在多以“斯巴达式的教育”作为严格而近乎残酷的教育的代名词。
台湾的学校从早上8点至下午4点之间，课时排得满满的。放学后学生继续去“补习班”很常见，连晚饭都要在“补习班”解决的孩子也不在少数。上补习班的原因之一，也许是台湾双职工家庭较为普遍，很多父母也不希望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此般情景让我颇感意外，因为在我心中一直认为，日本孩子接受的才叫“斯巴达式的教育”。当我看到台湾的教育现状，我才发现日本孩子过得还是很“舒坦”的。
回到日本之后，儿子健康愉快，日渐成长。但升入高中后的一天，他突然说：“爸爸，我想去补习班，您能帮我交补习费吗？”儿子自己提出要学习，作为父亲没有不支持的道理。儿子提出这个想法的背后，想必是自身亦察觉到，在“宽松”环境之中，难有好的升学机会，自身有了危机感。等到真的去给儿子报名补习班的时候，我才知道，高中生每年补习费居然高达50万日元。
颠倒的学校和补习班
我当年准备升学考试的时候，也曾去过補习班，但当时每周补习不过两三次，开销远也没有如此之大。那时候的补习班所起到的作用，说到底仅仅就是个“辅助”作用，主要的学习还是在学校里完成。但现在，补习班和学校的作用已经彻底颠倒了，学校教育应付形式，学生把精力都要放到补习班的学习上。到了周末，儿子不是去学校或者图书馆，而是到补习班的自习室去学习。起初，我对周末还要去补习班学习的行为颇有疑惑，但渐渐地也习惯了。
以前的补习班，主要是“代代木补习班”“河合塾”“骏台预备校”等几所学校。但是现在，各色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目前最主要的课外补习班是“SAPIX”，此外还有以高升学率辅导进入东京大学而闻名的“铁绿塾”等。传统的“代代木补习班”采用的是大班制教育模式，新的培训机构，则采用小班制，精细式教育大为流行，传统的补习模式正在被逐渐取代。
事实上日本民众还是需要强制性的教育体系，学校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人们只有寄希望于补习班。
从“应试”到“宽松”
日本“宽松式教育”的起源，应该是对“应试教育”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也曾经采用过 “应试教育”，但2000年以后 “宽松式教育” 开始实行。跟我同年代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接受教育，所以我所接受的教育既非“应试教育”也不是“宽松式教育”，如果非要下个定义的话，应该说是“半宽松式教育”。
所谓“宽松式教育”，是指从2000年开始在日本实施的一种全新思维的教育方法，其具体表现为，减少30%的课程量、一周双休制、以培养“生存力”为理念的“综合式学习”，以“绝对评价”为基础。“绝对评价”是指在评价每个学生的成绩的时候，仅仅依据该学生本人的成绩对其进行评价，而不是将其成绩放在其他学生的成绩中对其进行评价。与其相反的是“相对评价”，中国学生熟知的按分数排名次就是最为典型的“相对评价”的例子。
以往采用的“市贩考题”在 “反对能力测试”的声音中被废止，这背后隐藏的是对于过度“重视偏差值”的担忧。所谓“偏差值”是指相对平均值的偏差数值，是日本对于学生智能、学力的一项计算公式值。偏差值反映的是每个人在所有考生中的水准顺位。在日本，偏差值被看做学习水平的正确反映，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评价学习能力的标准。日本是春季招生，每年冬季进行全国高中毕业生统一考试，各大学在录取学生时，常常用这次考试的偏差值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并且作为录取的重要标准。
“市贩考题”是学校以外的专业人士代替老师制作的考试卷。因为制作考卷对于老师来讲是一件非常繁琐且消耗精力的事情，制作考卷的时间可以用来增加师生间的交流时间，这其中的利弊一言难尽，但是从结果来看，“市贩考题”笑到了最后。
此后的日本教育，朝着“脱偏差值、重视个性”的方向大幅度转舵，但这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陷阱。“宽松式教育”从形式上废止了中学常用的考试模式，但却导致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大幅下降，学生不得不通过补课来弥补这一空缺。此外，公立学校被社会认为最受“宽松式教育”之苦，许多考虑到孩子未来的家长，宁愿花费高昂的学费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去读书。现在，日本的公立高中和私立高中，俨然已经分别成为“不学无术”和 “精英骨干”的代名词。而在过去，私立高中仅仅是那些考不进公立高中的人才去的地方。
对“宽松式教育”的反省
“宽松式教育”的症结在于，虽然脱离了千篇一律的“应试教育”，导入了尊重个性的自由主义教育，但从结果看，改革的目的过于抽象，孩子的负担的确得到了减轻，但老师的理念和学校制度并未从根本得到改革。因此，面对各有特性的孩子，教师不知从何下手，日本教育改革最终毙于形骸。
我自身接受的是介于“宽松式”和“斯巴达式”之间的教育模式，因此对于二者的感受都未必十分真切。外国人常说日本的考试竞争十分激烈，但从我个人来看，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当年上的高中在当地算是中上等，周围的同学基本都是在高中第三年才开始准备考试，而在高一，高二期间则基本把精力放在了体育等社团活动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虽然没考上东京大学，但很多也都考上了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上智大学、立教大学、青山学院等一流的大学。“考大学比想象中要简单”是我这个年代人的直观感受。
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活，基本上是抓紧课余时间，甚至逃课去打工赚钱，只为了寒暑假能去海外，比如中国，欧美旅行。我读大学期间，去过长春、香港、台北、洛杉矶，在这些地方或长或短地留过学，这种时代氛围，是明治维新时代留下来的模仿欧美国家现代化社会的印记。
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以失败收场。一方面放弃“应试教育”，但另一方面，从事新型“人格教育”的人是那些只经历过“应试教育”的教师、家长，他们不知如何下手，学生学习能力下降。 “宽松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日本人不是“勇于尝试的日本人”，而是“什么都不愿尝试的日本人”。 “宽松式教育”渐渐被抛弃。
“宽松式教育”还是“应试教育”，战后的日本彷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