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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河游击队
为纪念民族英雄赵尚志，1946年改名为尚志县的珠河县位于哈尔滨东南部，东邻苇河县（后并于珠河），西连阿城县，北与宾县、延寿县、方正县接壤。中东铁路东线横亘其间，把珠河县分为铁路南、铁路北，通常称道南、道北。铁路沿线的乌吉密、珠河街、一面坡、苇河、亚布力等城镇，很早就有外国资本进入。
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侵入珠河之外国资本，有日本帝国主义之五常采木公司及在一面坡之商店，法美之大粮商。商品之推销，日美法中，日本商店占优势。白党（白俄——笔者）之商铺和苏联之中东路苇沙河之采木公司及商店，在珠河经济上有地位。其他中国城市资产阶级都是在乡村，所有土地之地主同时于城市经营工厂、商店。九一八事变以前，珠河市场主要是日本与苏联之角逐场。事变后，珠河经济陷入不可收拾之混乱状态，必然的城市乡村之劳苦群众更惨苦地破产，使他们土匪化，向城市乡村进攻，恣意掠夺，因此，无秩序的经济更破灭起来。”
1930年8月，珠河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仅有的3名党员都是朝鲜（族）人。之后改为特支，建立了珠河县委；1932年9月扩建为中心县委，有党员47人，活动在珠河、苇河、五常、延寿、方正、宾县等地。
像汤原中心县委一样，珠河中心县委自九一八事变后就致力于创建抗日武装。
珠河地区“红枪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高潮时曾达几万人，口号是“打胡匪，打日本”。打胡匪是保家乡、护地面；打日本是保国家、卫民族。
珠河中心县委曾派人到几支队伍中工作了几个月，在“红枪会”溃散后，又试图收拢人员建立反日武装，但都无果而终。接着，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县委派人收编地主的大排队，结果可想而知。此外，县委还派人到山林队中策动哗变。总之，凡是能够想到并觉得可行的办法，都积极地付诸行动了，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还牺牲了几名党员。
这期间，影响最大、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的行动是策动苇沙河的伪军哗变。抗联退到苏联后写的《抗联三军史略》中有这样两段原汁原味的文字：“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们的先烈——金石魁同志，以坚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苇沙河满军中组织了三百余名满军哗变。这一哗变不仅鼓起了中东路沿线的民众更汹涌的救国热潮，也不仅鼓起了红枪会及反日山林队的斗争情绪，而且对‘满洲国’实力给以很大的动摇。珠河反日总会当时为加强对哗变队伍的领导，为胜利进行反日战斗计，即刻选拔张连科、金策等十余名同志到该哗变部队中去工作，把它变成工农革命军的团部，一个营、四个连，在‘创造苏维埃红军’的口号之下开始行动着。”
“我们在这一部队里着手工作不过半个月，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出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就号召受我们影响的三十余名士兵群众，孤树起珠河工农革命游击队的旗帜。这样分裂后，不过一个星期，又与在我们影响下的士兵群众发生意见冲突，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因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制造的分裂和失败。”
不难理解，“北方会议”精神把自己的巴彦游击队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队伍里还搞这一套，行得通吗？
“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的时间是1933年5月1日——就是这一天，珠河中心县委接到满洲省委转达的“1·26”指示信。
这年春天，珠河中心县委又派了几名党员到“朝阳队”中工作，与“独行侠”赵尚志不期而遇。
“朝阳队”的“秧子房掌柜的”李启东，近四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挺壮实，沉稳朴实中透着成熟、干练，颇得孙朝阳的信赖。
“秧子房”就是关押人质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质，那时都叫“肉票”。“掌柜的”就是管事的、说了算的人。胡子的组织结构，头领叫“大当家的”；如有副头领，则是“二当家的”；下面分为“里四梁”“外四梁”。“里四梁”：一是“炮头”，即带队打仗、冲锋陷阵的人，要枪法好，生死不惧；二是“粮台”，负责管理胡子吃喝的头目；三是“水香”，掌管纪律和站岗放哨的；四是“翻垛的”，即军师，有文化，会掐算，胡子若要采取什么行动，都由他推算黄道吉日、奔哪个方向吉利。“外四梁”：一是“秧子房”，胡子的主要活动方式和进财之道就是绑票，因而“秧子房掌柜的”权力非常大；二是“花舌子”，即能言善辩、在票主和胡子之间往来周旋的人，当然是为后者尽力了；三是“探千的”，抢劫前负责侦查、打探消息的人；四是“字匠”，绑到票后给票主写信，陈说利害，让其拿钱赎人，由“花舌子”送去。“朝阳队”虽非纯正的胡子，但也因袭了胡子的一些东西。
李启东是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受县委派遣，与李根植、姜熙善、朴吾德、朴德山等七人参加了“朝阳队”，意在秘密组织党独立领导的反日武装。“秧子房掌柜的”这个角色，本来就挺引人注目，加上这七个人都是朝鲜（族）人，那汉话说得利索不利索的，三言两语就听得出来。
入了“朝阳队”之后，赵尚志当然不能不留意这几个人。
在“朝阳队”中，对于赵尚志这个马夫，大伙儿都觉得挺神秘的，在李启东等人眼里也就不能不画个问号：这人是不是共产党啊？于是有意接近他，并向中心县委做了报告。
几十年后，有关党史专家在调查采访时听说，赵尚志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缺点是冒失。但有了两次坐牢的教训，这个马夫在“朝阳队”的“地下工作”就显得比较老到、缜密了。
因为彼此都在探寻对方的底细，那眼色的感觉就能碰出火花。待到宾州之战后，在参谋长和“秧子房掌柜的”之间，虽然难以说明白是种什么隶属关系，毕竟可以一起研究工作了。及至满洲省委回复了珠河中心县委的报告，就什么都明白了——根据中心县委的分析和形象描述，这人除了赵尚志，还能是谁呀？
出师未捷，先丢党籍，没人说得清赵尚志孑然一身走向那莽莽雪野时是何种心境。而我们从这年8月30日《团珠河县委关于朝阳队伍情况给省委的报告》中，却不难感觉到这个独往独来的抗日大侠重新见到党组织时的心情：“关于赵尚志的问题。他现在部队里面，他非常欢迎我们，接受我们的主张。他在朝阳的队伍中有很大的威信（尤其破宾州计划成功之后）。我在上层中的工作须经过他（非同志的关系），可是对省委仍然表示不满意。省委应指示我们对他采取什么态度。” “非同志的关系”的赵尚志，非常欢迎珠河党团组织，而对满洲省委则仍然表示不满意，这看来有些矛盾。他似乎应该说说类似“母亲打儿子”的话——可那还是赵尚志吗？
8月上旬，“朝阳队”联合几支义勇军、山林队，再次打下宾州城。赵尚志认为，宾州城不可久留，在没收敌伪资产补充部队后，应赶紧撤出。可孙朝阳和各路首领都不同意，结果遭到敌人的反攻、轰炸，队伍损失惨重，不得不撤进山里。
自马夫献计破宾州后，赵尚志就成了孙朝阳心目中的能人、恩人，不但器重，而且信赖，这个参谋长可谓有职有权；对“秧子房掌柜的”也是一样。可是，当孙朝阳得知他们是共产党后，也就多了个心眼儿。他当然不晓得什么“北方会议”了，但知道共产党前一段执行的政策让人别扭。虽说现在讲“统一战线”了，他这样的人不再是“革命对象”了，可谁知道你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呀？
这时的“朝阳队”，孙朝阳的威望大不如昔，而赵尚志则如日中天。
10月4日是中秋节，在苇沙岭大锅盔山中老林的房子里，孙朝阳和他的堂兄“容易”还有“宝盛”，在一起喝酒聊天。
“宝盛”说：“大当家的，你那个老乡要杀你，咱们得先下手。”
“容易”说：“对，先下手为强。”
孙朝阳不同意，说：“参谋长能做出这种事？不至于。”
“宝盛”和“容易”就一边劝酒一边极力劝说。
说这话的时候，有个叫王德全的队员正巧从这儿路过，听到了后面几句。这人原来是巴彦游击队的，胆大心细，反日坚决，赶紧跑去报告赵尚志。
赵尚志和李启东一商量，觉得孙朝阳不至如此，还是要继续做孙朝阳的工作，实在不行再见机行事——组织武装哗变。哪知当天晚上，王德全悄悄进入孙朝阳的房间抱出一挺机枪，来见赵尚志。因为早就心怀叵测的“宝盛”“容易”等人已经有所动作了。
没有证据表明，独行侠赵尚志来到“朝阳队”是想从中拉出一支队伍。当初赵尚志前来投靠，孙朝阳不收留他这个老乡不仗义；而他这个老乡如果在得势后起了外心，同样是要被人耻笑的。东北沦亡，国家有难，他赵尚志就是要打鬼子，尽个匹夫的责任。这样理解，显然更具可信度。但是，事已至此，没别的路了，只好分头通知其他人，携带枪支赶快离开“朝阳队”。
黑灯瞎火的赶到六道河子汇合后发现，九个人中少了朴吾德和尹二胖。大家都认为，这两个人完了。
“宝盛”“容易”把朴吾德和尹二胖绑了起来，非要杀掉不可。
孙朝阳厉声喝道：“人家是真打日本子的，杀人家干啥？”
两个朝阳老乡、抗日英雄的缘分，到此也算了了。
1933年10月10日，汤原游击队第一次组建一年后的又一个双十节，珠河游击队在珠河县道南的三股流正式成立了。
全队13个人，赵尚志任队长，王德全是副队长，李福林为政治指导员。赵尚志等人从“朝阳队”带出5支匣子枪、5支马步枪，还有1挺捷克式机关枪，珠河中心县委又送给游击队两支枪，达到了人手一支枪——人虽不多，但是装备齐整、兵强马壮。
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成立宣言、斗争纲领，宣读了祝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的贺电。最后，赵尚志带领全队官兵鸣枪宣誓：“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哪怕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死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陆海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斗（立）、解放奋斗到底。”
从此就有了后来北满最具战斗力的抗联三军。
（待续）
为纪念民族英雄赵尚志，1946年改名为尚志县的珠河县位于哈尔滨东南部，东邻苇河县（后并于珠河），西连阿城县，北与宾县、延寿县、方正县接壤。中东铁路东线横亘其间，把珠河县分为铁路南、铁路北，通常称道南、道北。铁路沿线的乌吉密、珠河街、一面坡、苇河、亚布力等城镇，很早就有外国资本进入。
1932年7月13日，《中共珠河特支给省委的报告》中说：“侵入珠河之外国资本，有日本帝国主义之五常采木公司及在一面坡之商店，法美之大粮商。商品之推销，日美法中，日本商店占优势。白党（白俄——笔者）之商铺和苏联之中东路苇沙河之采木公司及商店，在珠河经济上有地位。其他中国城市资产阶级都是在乡村，所有土地之地主同时于城市经营工厂、商店。九一八事变以前，珠河市场主要是日本与苏联之角逐场。事变后，珠河经济陷入不可收拾之混乱状态，必然的城市乡村之劳苦群众更惨苦地破产，使他们土匪化，向城市乡村进攻，恣意掠夺，因此，无秩序的经济更破灭起来。”
1930年8月，珠河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仅有的3名党员都是朝鲜（族）人。之后改为特支，建立了珠河县委；1932年9月扩建为中心县委，有党员47人，活动在珠河、苇河、五常、延寿、方正、宾县等地。
像汤原中心县委一样，珠河中心县委自九一八事变后就致力于创建抗日武装。
珠河地区“红枪会”的力量非常强大，高潮时曾达几万人，口号是“打胡匪，打日本”。打胡匪是保家乡、护地面；打日本是保国家、卫民族。
珠河中心县委曾派人到几支队伍中工作了几个月，在“红枪会”溃散后，又试图收拢人员建立反日武装，但都无果而终。接着，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县委派人收编地主的大排队，结果可想而知。此外，县委还派人到山林队中策动哗变。总之，凡是能够想到并觉得可行的办法，都积极地付诸行动了，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还牺牲了几名党员。
这期间，影响最大、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的行动是策动苇沙河的伪军哗变。抗联退到苏联后写的《抗联三军史略》中有这样两段原汁原味的文字：“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们的先烈——金石魁同志，以坚定的革命工作精神到苇沙河满军中组织了三百余名满军哗变。这一哗变不仅鼓起了中东路沿线的民众更汹涌的救国热潮，也不仅鼓起了红枪会及反日山林队的斗争情绪，而且对‘满洲国’实力给以很大的动摇。珠河反日总会当时为加强对哗变队伍的领导，为胜利进行反日战斗计，即刻选拔张连科、金策等十余名同志到该哗变部队中去工作，把它变成工农革命军的团部，一个营、四个连，在‘创造苏维埃红军’的口号之下开始行动着。”
“我们在这一部队里着手工作不过半个月，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出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就号召受我们影响的三十余名士兵群众，孤树起珠河工农革命游击队的旗帜。这样分裂后，不过一个星期，又与在我们影响下的士兵群众发生意见冲突，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因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制造的分裂和失败。”
不难理解，“北方会议”精神把自己的巴彦游击队都搞垮了，在人家的队伍里还搞这一套，行得通吗？
“我们的武装被他们解除”的时间是1933年5月1日——就是这一天，珠河中心县委接到满洲省委转达的“1·26”指示信。
这年春天，珠河中心县委又派了几名党员到“朝阳队”中工作，与“独行侠”赵尚志不期而遇。
“朝阳队”的“秧子房掌柜的”李启东，近四十岁的样子，中等个头，挺壮实，沉稳朴实中透着成熟、干练，颇得孙朝阳的信赖。
“秧子房”就是关押人质的地方，“秧子”就是人质，那时都叫“肉票”。“掌柜的”就是管事的、说了算的人。胡子的组织结构，头领叫“大当家的”；如有副头领，则是“二当家的”；下面分为“里四梁”“外四梁”。“里四梁”：一是“炮头”，即带队打仗、冲锋陷阵的人，要枪法好，生死不惧；二是“粮台”，负责管理胡子吃喝的头目；三是“水香”，掌管纪律和站岗放哨的；四是“翻垛的”，即军师，有文化，会掐算，胡子若要采取什么行动，都由他推算黄道吉日、奔哪个方向吉利。“外四梁”：一是“秧子房”，胡子的主要活动方式和进财之道就是绑票，因而“秧子房掌柜的”权力非常大；二是“花舌子”，即能言善辩、在票主和胡子之间往来周旋的人，当然是为后者尽力了；三是“探千的”，抢劫前负责侦查、打探消息的人；四是“字匠”，绑到票后给票主写信，陈说利害，让其拿钱赎人，由“花舌子”送去。“朝阳队”虽非纯正的胡子，但也因袭了胡子的一些东西。
李启东是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受县委派遣，与李根植、姜熙善、朴吾德、朴德山等七人参加了“朝阳队”，意在秘密组织党独立领导的反日武装。“秧子房掌柜的”这个角色，本来就挺引人注目，加上这七个人都是朝鲜（族）人，那汉话说得利索不利索的，三言两语就听得出来。
入了“朝阳队”之后，赵尚志当然不能不留意这几个人。
在“朝阳队”中，对于赵尚志这个马夫，大伙儿都觉得挺神秘的，在李启东等人眼里也就不能不画个问号：这人是不是共产党啊？于是有意接近他，并向中心县委做了报告。
几十年后，有关党史专家在调查采访时听说，赵尚志在满洲省委工作期间，缺点是冒失。但有了两次坐牢的教训，这个马夫在“朝阳队”的“地下工作”就显得比较老到、缜密了。
因为彼此都在探寻对方的底细，那眼色的感觉就能碰出火花。待到宾州之战后，在参谋长和“秧子房掌柜的”之间，虽然难以说明白是种什么隶属关系，毕竟可以一起研究工作了。及至满洲省委回复了珠河中心县委的报告，就什么都明白了——根据中心县委的分析和形象描述，这人除了赵尚志，还能是谁呀？
出师未捷，先丢党籍，没人说得清赵尚志孑然一身走向那莽莽雪野时是何种心境。而我们从这年8月30日《团珠河县委关于朝阳队伍情况给省委的报告》中，却不难感觉到这个独往独来的抗日大侠重新见到党组织时的心情：“关于赵尚志的问题。他现在部队里面，他非常欢迎我们，接受我们的主张。他在朝阳的队伍中有很大的威信（尤其破宾州计划成功之后）。我在上层中的工作须经过他（非同志的关系），可是对省委仍然表示不满意。省委应指示我们对他采取什么态度。” “非同志的关系”的赵尚志，非常欢迎珠河党团组织，而对满洲省委则仍然表示不满意，这看来有些矛盾。他似乎应该说说类似“母亲打儿子”的话——可那还是赵尚志吗？
8月上旬，“朝阳队”联合几支义勇军、山林队，再次打下宾州城。赵尚志认为，宾州城不可久留，在没收敌伪资产补充部队后，应赶紧撤出。可孙朝阳和各路首领都不同意，结果遭到敌人的反攻、轰炸，队伍损失惨重，不得不撤进山里。
自马夫献计破宾州后，赵尚志就成了孙朝阳心目中的能人、恩人，不但器重，而且信赖，这个参谋长可谓有职有权；对“秧子房掌柜的”也是一样。可是，当孙朝阳得知他们是共产党后，也就多了个心眼儿。他当然不晓得什么“北方会议”了，但知道共产党前一段执行的政策让人别扭。虽说现在讲“统一战线”了，他这样的人不再是“革命对象”了，可谁知道你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呀？
这时的“朝阳队”，孙朝阳的威望大不如昔，而赵尚志则如日中天。
10月4日是中秋节，在苇沙岭大锅盔山中老林的房子里，孙朝阳和他的堂兄“容易”还有“宝盛”，在一起喝酒聊天。
“宝盛”说：“大当家的，你那个老乡要杀你，咱们得先下手。”
“容易”说：“对，先下手为强。”
孙朝阳不同意，说：“参谋长能做出这种事？不至于。”
“宝盛”和“容易”就一边劝酒一边极力劝说。
说这话的时候，有个叫王德全的队员正巧从这儿路过，听到了后面几句。这人原来是巴彦游击队的，胆大心细，反日坚决，赶紧跑去报告赵尚志。
赵尚志和李启东一商量，觉得孙朝阳不至如此，还是要继续做孙朝阳的工作，实在不行再见机行事——组织武装哗变。哪知当天晚上，王德全悄悄进入孙朝阳的房间抱出一挺机枪，来见赵尚志。因为早就心怀叵测的“宝盛”“容易”等人已经有所动作了。
没有证据表明，独行侠赵尚志来到“朝阳队”是想从中拉出一支队伍。当初赵尚志前来投靠，孙朝阳不收留他这个老乡不仗义；而他这个老乡如果在得势后起了外心，同样是要被人耻笑的。东北沦亡，国家有难，他赵尚志就是要打鬼子，尽个匹夫的责任。这样理解，显然更具可信度。但是，事已至此，没别的路了，只好分头通知其他人，携带枪支赶快离开“朝阳队”。
黑灯瞎火的赶到六道河子汇合后发现，九个人中少了朴吾德和尹二胖。大家都认为，这两个人完了。
“宝盛”“容易”把朴吾德和尹二胖绑了起来，非要杀掉不可。
孙朝阳厉声喝道：“人家是真打日本子的，杀人家干啥？”
两个朝阳老乡、抗日英雄的缘分，到此也算了了。
1933年10月10日，汤原游击队第一次组建一年后的又一个双十节，珠河游击队在珠河县道南的三股流正式成立了。
全队13个人，赵尚志任队长，王德全是副队长，李福林为政治指导员。赵尚志等人从“朝阳队”带出5支匣子枪、5支马步枪，还有1挺捷克式机关枪，珠河中心县委又送给游击队两支枪，达到了人手一支枪——人虽不多，但是装备齐整、兵强马壮。
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成立宣言、斗争纲领，宣读了祝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的贺电。最后，赵尚志带领全队官兵鸣枪宣誓：“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哪怕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死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陆海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斗（立）、解放奋斗到底。”
从此就有了后来北满最具战斗力的抗联三军。
（待续）